8月21日《信報》文章《無限與有限的兩種世界觀》，由維珍尼亞理工大學經濟系副教授曾國平所寫。曾教授談到，於所有政治、經濟、社會、法律的討論中，存在著「萬事有方案」和「到處是取捨」兩種世界觀，是思想衝突之源。這兩種理解世界的取向，摘自Thomas Sowell的經典著作：一，無限視野（unconstrained vision）；二，有限視野（constrained vision）。曾教授又參考了心理學者Steven Pinker的解讀，認為無限視野就是烏托邦視野（utopian vision），有限視野就是悲劇視野（tragic vision）。
這兩種視野是人性一個基本設定，從中推演出各種不同立場。人並非黑白二分，大部份人都不在極端，看待不同問題往往有不同取態，隨年紀漸長思維亦會有改變。有意思的是，曾教授處理經濟民生問題（例如土地大辯論）時，也引入「世界觀」這個概念。所謂世界觀，依筆者愚見，是一種看世界的方式，其鑑賞和評價機制所體現的價值和情感元素，要有連/融貫性，並合乎邏輯，不能有明顯而尖銳的內部矛盾存在。
現實生活中有不同類型的世界觀，像焦點、顏色及矯視功能不一的眼鏡，各有長短，但香港的主流經濟學者，過去多年只向社會各階層灌輸一套理解世界的觀念，把「市場」描繪到跟高度受控的實驗室差不多：社會由理性而自利的人所組成，每個人都懂得甚麼對自己最重要，又會好好照顧自己需要，對自己的選擇和行為負責。他們又假設市場最能滿足人的慾求，故政府不應該插手搞亂檔，反而越拆牆鬆綁越好，更不能讓民間社會（例如環保組織之類）干擾市場運作。由得市場自把自為(所謂自我調節)，便「萬事有方案」：「無形之手 會提供最有效率的解決方法。這種「烏托邦視野」(註一)，滲入社會各個環節，由政府制定政策、城市發展到財演預測經濟等等，都根據這種科學實驗室般的簡化想像，把世界理解為純粹是原子的總和，市民生活的大小事都量化做數字的加加減減(羅致光便最喜歡玩數字來反駁人家批評)，各種苦痛和坎坷不能量化，就當作不存在或少數例外。
曾教授提出有不止一種「世界觀」，正好讓人意識到主流經濟學者設定的思想框框，只是其中一款「眼鏡」，摘它下來，戴上另一款，便會看到不一樣的世界。事實上，常人有情緒和各種性格弱點，並非如王于漸、雷鼎鳴、莊太量等經濟學者所描繪那樣理性，何況普通人掌握的知識、資訊和(時間)資源往往不足，很容易被市場上權威人士操控和利用---或許篇幅不足，曾教授談論兩種世界觀時，漏了一個關鍵要素：權力（註二）。以巿建局打壓土瓜灣合作社為例（可參考筆者《最近香港的「鬥地主」事件》），重點不在於世上是否「冇個好人」，我們當然想像得到有些人貪得無厭，但市建局擁有公權力，擁有小業主無法可比擬的資源優勢，擁有龐大的行政和宣傳機器等，合作社社員就算有地皮，面對市建局，都處於完全捱打的位置。若公眾不考量兩者間的權力差異，反而認為雙方有意見/利益分歧很平常，客觀效果上，等於淡化事件中的不公義，助市建局為虐。
我們不希望政府管得太多，但亦不能放縱「市場」上的巨無霸（包括市建局）為所欲為。這便不得不處理何謂公平的問題。港大經管學院副教授趙耀華8月15日接受《明報》訪問時說：「一般經濟學不講公平，原因是公平有很多不同定義，我們會講效率、利益最大化，社會上不同的持份者利益總和是否最大化。」怎樣才算公平或有道德，趙耀華續說：「每個經濟學家都有自己的看法，但不是經濟分析達到的結論」偏偏香港的主流經濟學者，最喜歡利用光環把個人看法演繹成科學真理般牢不可破，神化市場力量，教人追求「最大化」，而不講經濟成果的代價，以及分配和補償問題。總之，交由市場決定便行－因為他們假設市場最有效，最懂得賞罰分明－其實等於由市場上壟斷權力的階層主導一切。不過，這種由市場決定的講法很任意，很有選擇性。這邊廂，港府國師們反對干預市場，反對租管和最低工資等，那邊廂，他們又大力支持輸入外勞，干預勞工市場。到底這種雙重標準，對哪一個階層的人最有利，看看香港貧富懸殊有多嚴重便知道。
其實，就正如曾教授所言，有限視野之下，「到處是取捨」，永遠最難的，始終是如何從一籃子重要的社會價值之中，尋找一個最理想的均衡點。
(註一)201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班納吉及杜芺若在《Good Economics for Hard Times》書中提到，有些勇於發表意見的經濟學家，因過度執著於某些正統觀點，完全忽視與之矛盾的事實，像念咒語一樣重複一些舊觀點，儘管它們早已被證明是錯誤的：「我們這些經濟學家往往過度沉迷於自己的模型和方法，有時會忘了哪裡是科學的終點和意識形態的起點。我們基於一些假設回答政策問題，而這些假設因為是我們模型的一部分，已成為我們的第二天性，但這不代表它們一定是對的。」
(註二) 加入「權力關係」這要素，世界觀會變得更加立體，更加非線性，不會輕易由「鬥地主」推論出私有產權受損害，例如會先搞清楚「鬥地主」的具體意思及各種「鬥」的可能性，或先問經濟學者會否打著「鬥地主」的旗恐嚇公眾，左右輿論，反對推行防止權貴斂財的措施？租戶在一個地方投入多年心血為何不值一錢，無受到足夠保障，「地主」的私有產權為何永遠凌駕其他人的權益？產權的界線應該涵蓋甚麼，不涵蓋甚麼？順帶一提，有人或會認為筆者是主張「鬥地主」的左翼論者，要求抽空置稅及富人稅等等，但一個「鬥地主」的人，為何又會關心土瓜灣合作社這些地主的權益呢？
（本網歡迎各界投稿，文章內容為作者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本網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