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信想過要自殺這件事，並不是一種很個體、很獨一無二的思考經驗。具體的原因和策劃自殺過程的細節，當然很個體、很獨一無二，但想過自殺這件事本身應該很社會性，算一種社會全體人員共有的歷程；起碼在本城社會如是。
我想過自殺三次，其中最接近的一次，我準備了一份名單草稿，列出心愛物品要轉贈何人，並且也磡探過自殺現場。而其中一次，我想在中學校園內進行，而且是在考試期間跑出並跳下去。那次應該是最直接跟學業壓力有關。
但往後一次，也就是最接近真的要自殺的一次，跟學業應該沒有最直接關係，但跟賴以為信的世界觀崩坍有關。當時我自身並無任何重大慘案變故，世界觀卻應聲崩塌，看來正好說明當時自以為建好的世界觀，其鋼筋肢架弱點處處，封閉而薄弱。
但我們何時的世界觀是最殘缺不全、弱不禁風的呢？於我顯然就是在學期間——同學即人生交際的全部、家庭父母是唯一的經濟和權力來源、成績接近是肯定個人能力的唯一指標、生命的時間週期大抵上只圍繞學校時間表運轉——是一段與外界其他價值體系相當隔絕，自我價值觀在密閉（與校園外世界極度有限接觸）的處境下的情況下形成時期。
故校方或家長的一句判決猶如終審裁決，同儕反目離散猶同等於自已將孤獨一生，而成績好壞則是一種對終身等級身份的公開宣告。大部分成人日後可以憤怒或嘲諷帶過的「那件小事」，在學生切實遭遇的當刻，一般都做不到輕輕帶過，反而甚至往住可以導致少年學生的世界觀出現重大危機——「再唔合格唔好叫我做媽咪」、「讀唔成書等揸兜」——沒有媽媽的世界是怎樣理解的？沒有媽媽後我會住在哪？放棄我後我會沒飯吃嗎？「揸兜」具體的生活是怎樣？到哪條界線我才可能要「揸兜」？這些是對學童／學生好實際，而且解答不到的問題，而絕不是師長世界觀裏所已經知道底線的「發悔氣」和「拋下佢」程度的言辭。
電影裏的學童、學生終究只存在銀幕裏。成人拍的電影很喜歡用少年小童來「過橋」，安排學童角色語出驚人，講出令事情轉捩的極度深長語句；通常是向師長爆發式地講出真實的感受，又或突然講出事情的真相，或講出對成人不留情面的評價批評，以此來推進劇情，甚至成為劇情死局的節眼中的萬用牌。但其實大部學童、學生並不會這樣。在絕大部分情況，他們並不會對師長講真話，並對說教勸導無動於衷；起碼在我們處身的社會文化，和我個人的經驗來說如是。
死亡(自殺)被認為是最高程度的傷害（事實也是），也普遍會被拿來作為是把少年迫得太緊的證明，但這往往還是是師長唯一能公開承認自已手腕不當的時刻，仿忽只有死亡才算是一個有效而合法的證明。在更多時候，各式訊號和行為問題出現時，普遍的反應是把其訴諸反叛和紀律問題，而不是理解成其將步向死亡中的一百步中的第一步。
很多嚴重的傷害不以死亡作為唯一的事情結局。死亡以外還有很多種不同模樣的嚴重後果，但因沒在在學期間以自殺的形式呈現，因而不總被扣連成跟在學期間所受的傷害有關，反而會被認為是該名成人的個人品格人設問題。就像在學期間一樣，將集體學生的行為問題個體化，而不承認整個教育系統有份塑造一整代的集體傷害，而這些傷害又如何世襲下去；仿佛沒死掉而生存了下去的個體就是這個制度中的贏家，但卻沒人認真提過這班「贏家」們過程中輸了什麼。
上述所提及的眾多思考，《年少日記》中都有所涉獵。但當中有我講得比電影多的，也有電影比我講得多的。這嚴格來說並不是一篇戲評，但她絕對是一篇推廣文，強烈地認為所有在香港教育體制裏待過的人，都應該看的一部電影。你的故事很可能跟電影中的主角不盡相同，但你還是會抽出紙巾猛然用光，就算身邊沒有確實認識這樣的經歷的一個朋友，但都能相當同理戲中故事。誰人都知道很多講唔埋的時刻，很多偶然，可能自已就會是戲中最後捱不住的那位。
一部能共震所有香港人痛感的電影，似乎理所當歸讓覺得自已擁有香港人這個身份的人去看。她（電影）會引發你重新看見幼年的自已是如何成長，也會讓你重新認真看清路過你身旁每個小孩，即使你本身沒覺得自已特別喜歡小孩。
我無法言諭自己跟幾多看完的人一樣所感到的無比震撼，也記得我所看的影院在謝幕打出時，幾乎全場留在座位，無人離去。想彌大概是平復這部電影所帶來的震撼之必要喘息時間。
我的戲伴在電影結束後的第二天，仍在思緒中挖掘出舊的、新的、忘記了的在學年代的成長畫面和記憶。
比同期上映的《白》，這部作品明顯溫柔細嫩得多很多。
我覺得這部可能是僅次於無間道之後，最值得看和受整個城市紀存的一部香港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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