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大宇唱《倒轉地球》，以「水撥式」台風及「怪物級」唱腔攻陷全城。有人覺得好笑：唱得這麼差，居然可行走江湖搵真銀，難道國內觀眾愛貼錢買難受？陶大宇的例子，其實反映自40年前麗的電視的《大俠霍元甲》開始，乘著中國改革開放，娛樂事業未起飛的有利形勢，港星藉港產電視／影進軍中國，在內地人民心目中留下深刻印象。這數以百萬計的觀眾群自小看港星大，今天有經濟能力，都樂於花錢緬懷過去。追捧是出於感情，而非欣賞技藝。這種集體回憶的紅利，到陶大宇這一代仍可套現，但已是水尾。
現在港星無論怎樣努力，表演水平有多高，都難再在中國市場大紅大紫——像陳偉霆那樣長駐內地發展而闖出名堂，並不多見，大家亦未必再視他為港星。中國有自己的偶像，而且同聲同氣，不用靠香港輸入。國內電視台重拍《射鵰英雄傳》，還會請苗橋偉演東邪，貪年紀較大的觀眾群熟識他，有親切感，但年輕主角便輪不到香港演員了。這正突顯香港年輕一代北上發展的困難。機會是留給有準備的人，但國內有做足準備的年輕人數量會少嗎？別具條件而又嚮往神州大地的港青，早就付諸行動，還要妳政府教？港官或那些上了岸的名人喜歡扮專家指點迷津，試問他們有認真做過研究，掌握港青的競爭優勢在哪兒，而且是中國最欠缺、最需要港人去填補的地方嗎？
與現實完全脫節的舊世界權貴
香港市場機會日少，競爭者又多，付出與收入不成正比，並不限於演藝界。過去樓奴結構的禍害受忽視，在於資產增值遊戲製造的贏家較多，使源自主流經濟學的獅子山故事大行其道，蒙蔽有識之士，低估了用地產玩財技會偷走後代的社會財富和機會——可參考筆者的《出得嚟行，預咗要還》。由當年財爺梁錦松講「授人以漁」，到今天價值觀教育常務委員會委員鄒秉恩要向學生灌輸「勤勞」的觀念，背後說著的還是那個「獅子山故事」，繼續神化和歌頌靠個人努力締造經濟奇蹟。但時而勢易，開始要還時代的欠「債」了，港人所面對的經濟難題，這些權貴有認真探究過嗎？
教大香港研究講座教授呂大樂在《零工經濟在擴散時大家要關心下層的「炒散」》中指，大環境是過去三四十年裡大家傾向於接受一種突顯「創業性」的自我(entrepreneurial self)，「潮州音樂」、「自己顧自己」，美其名是多種選擇、身兼多職、跨越領域、多元才能、不受束縛、高度自主、不受支配，實際上是舊有的保障早已一去不返，而且「最好想都唔好再想」。在社會上付出最多實質貢獻的打工仔女，往往最缺乏法例保障。強積金的基金經理就算無表現，就穩袋超高的管理費——「獅子山故事」可以昩於現實，一直歌頌多勞多得，能者多得。濫用外判制的情況早便存在於多個行業，近日外賣送餐平台的抗爭使人重新認知「假自僱」及「工作控制權」問題，這些都是很容易被呂教授口中的「創業精神」美化和掩飾的無情剝削。
相信勤勞是美德者須回答的問題
炒散經濟興起，大集團掌握最多資源和最先進的數字科技，很容易剝削勞方。另一方面，較高端的勞工巿場，筍工出現僧多粥小的情況，學歷持續貶值——「高學歷窮忙族」在其他先進社會也很常見，日本有「職業外聘講師」，香港有流浪講師——買不起樓，對年輕一代來說，已沒以往那麼重要。生活指數這麼高，就是幫上一兩代聲稱創造了很多財富的老海鮮「還卡數」，這當然會削減人努力向上的積極性。其實十年前My Little Airport 的 《西西弗斯之歌》，已唱出了年輕一代的心聲。十年後，情況更加壞，制度性缺陷、發展瓶頸，再加上管治階層因循、官僚及追不上時代，躺平當然比瞎忙半生來得更理性。躺平，就像投資者眼見股市風險太高，持盈保泰不入市一樣。若教育局長楊潤雄批評「躺平主義」鼓吹消極人生心態，令人萎靡不振，長遠會窒礙社會進步，那麼他會否同樣批評看淡後市的股民太保守、心存僥倖、無目標，只會把時間用於吃喝玩樂呢？
到底是要找待罪羔羊，抑或真的離地到飛起，由讀者自行判斷。但無論是何許人，如果相信在香港，勤勞仍是美德，那首先便要回答以下一些問題：
(1)社會是獎勵勤勞的人，抑或投機取巧的人比較多？
(2)為何一個(靠父幹) 有私樓的蠢人，最終會跑贏一個住公屋的叻人？
(3)如果年輕人想返工返得有意義，或捱一份起碼捱得來有前景的工，但找不到，他只見到在上位者無料到，卻也文也武，於是索性追求低物慾的生活，減少消費和把負債減至最低——不要忘記很多大學生一畢業便周身學債---這樣躺平有甚麼不對？
(4)好逸惡勞有甚麼問題？像領展地產大亨王國龍，或者市建局行政總監韋志成，如果他們不那麼勤力，肯躺平一下，那麼有很多小租戶或小業主便可以透透氣，不用被趕盡殺絕得那麼快，這是否說「勤力」也可以很害人害物？反過來說，很多富二代也好逸惡勞，要令年輕人明白勤勞的好處，政府是否應該考慮抽富人稅，遺產稅，讓富二代首先示範怎樣不靠父蔭，這難道不是提倡勤勞是美德更有說服力的辦法？
是後記，也是前言
諾獎得主班納吉和杜芙若在《Good Economics for Hard Times》中提出一個問題：如一名人力車車夫某天下午休息，去和他的情人共度美好時光，GDP會減少，但福祉怎麼可能沒有提高呢？
他們又說，一棵樹被砍下時，GDP計算的是因此耗費的勞動力和產生的木材，但不會扣去因此失去的樹蔭和美景。GDP僅計算有價有市的東西－而經濟成長總是以GDP衡量。他們強調，GDP只是一種有用的手段－創造就業、提高工資或使政府預算更充足－不是目的。最終目標仍是提高一般人的生活品質，尤其窮人的生活品質，而生活品質並非只看消費多寡。
他們又問，如果你已夠錢過活，為何還工作？不是說懶惰的誘惑很大嗎？原因可能是許多人（或是多數人）由衷渴望有所作為。他們認為有一些證據顯示，人們實際上不容易在他們的工作結構以外找到意義－人在工作中會得到自我價值感。社交是令人最快樂的活動之一。
當我們思考香港往何處去的時候，這些問題都不可以迴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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