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接連出現抗爭圈內的爭議，各種互相攻擊分化層出不窮。剛好上星期在臺灣這邊的大學演講中談到香港「無大台社運」的不同面向，這兒把其中的一些要點列出來，望能回應當前的爭議。
過去兩年以來，香港學界出版了不少學術論文研討2019年的抗爭浪潮，其中一個重點正是「網絡動員」和「無大台」作為特徵。相關討論其實自2010年阿拉伯之春已開始，而海外傳媒描述香港抗爭時更把「沒有領袖」(leaderless)視之為最重要的特徵來稱頌，認為這是運動能夠持久的主要原因。
我對各種「無大台」的稱訟一直感到有點距離，因為這件事不是抗爭者自己選擇的，而是香港當時客觀條件使然的。首先，香港一直以來都沒有強大和有組織的公民社會和政治社會。相對外國，我們既沒有十萬會員起跳的大型獨立工會，選民對民主派政黨也沒有政治忠誠，「沒有領袖」在香港本來就是常態，不是抗爭者本身的刻意安排。此外，自2014年佔領運動以來，香港經歷了一系列的「拆大台」政治工程，到了2019年運動爆發之時已不可能有政治人物有能力或膽量出來當甚麼領袖。
因此，學術界對於2019年抗爭浪潮的分析，重點往往不在於「沒有領袖」本身，而是如何在沒有集中化領袖的前題下出現領導力 (leadership without centralized leaders)，以及運動如何在此條件下保持團結。
關於第一點，得先指出運動期間一直都有各式的領導力出現，例如不同的行動都有其幕後搞手，各種分工從救護員到「家長車」都有其內部協調的機制，有各自的「微領袖」(microleader)。而當運動進入新的階段，或有局勢有新的進展時，也會有網民在網上論壇提出各種觀點，帶動討論，尋求共識。這些都算是領導力，只是這些領導力並非由單一人物或組織負責，而是分散地發生(diffused leadership)。
過去世界各地類似社會運動的研究指出，這些分散的領導力往往十分不穩定，這點在2019年的香港也得到引證。例如有研究發現連登每星期最多人留言回應的用戶，每星期都不一樣（除了很個別例外），人人都可以做（一刻）領袖。如是者，問題便來到第二部分：為什麼在不穩定的狀態下，運動仍然能夠持續。
對此，學術界提出了幾點觀察。首先是強大的民意支持。即使到了運動後期，民意對運動的支持度仍然大比例過半，和二零一四年佔領後期民意要求終止佔領的形勢相反。當運動目標清晰，大家有共同敵人，則變相減輕內鬥壓力。第二，運動早期被推崇的分工合作論，即「兄弟爬山、各有各做」，很長時期內緩解了路線之爭。第三，對犧牲者的內疚感，使得個人榮辱變得渺小，公開糾纏自己的委屈會被認為是小題大做和不尊重別人的付出。
不過，也有分析指出各種對團結的要求也可能對運動帶來反效果。有些時候運動走向可能真的需要調整，但卻可以因為大家害怕被指破壞團結而沒有人敢提出。對犧牲者的內疚感也很容易演變成「誰負上最大風險就最有資格說話」，無形中鼓勵脫離其他抗爭者的激進化。當然，來到今天，此等警剔只能視為學術討論，畢竟當前的社會環境已和2019年差天共地，沒有太多逐一深究下去的必要。不過，「無大台」和追求團結的局限，倒對今天的各種分化爭議有一定啟示。
舉個例，正正因為2019年的眾多「微領袖」很多本身都是素人出身，別說要搞一場社會運動，說不定之前連搞一場中學班會旅行的經驗都沒有。一下子一個重擔壓下來，處理人際關係、組織溝通，還有可能涉及極大金額的財務管理，應付不了才應該是正常情況。在運動中的「微領袖」又這麼多，總不成每一個都有組織管理的天賦才能，即使不是刻意也難免會出現各種混亂或錯誤。考慮到即使組織架構分工精細有糧出的國際性慈善團體也會不時傳出各種公關災難，要求既沒經驗也沒先例可循的素人可以每一位都事事表現恰巧無事，只是自製不合理期望。
而當上述各種保持團結的條件隨運動退卻而消失，則各種互相攻擊自然變得普遍，不應意外。還是那句話：香港一直以來都沒有強大和有組織的公民社會和政治社會，這就是我們的前設。
接下來如何辦，我沒有很好的建議。不過，我覺得認清以上的前設，本身已經很重要。「無大台」社運是客觀條件下的產物，有其本身的限制，會帶來各種後果。明知這些限制還要互相埋怨，對大家都沒有好處。如果真的想超越這些限制，那我們需要的不是怪責任何人，而是需要更廣闊的思考。那就是另一個討論了。
（參考書目：Francis Lee (2020) Solidarity in the Anti-Extradition Bill movement in Hong Kong, Critical Asian Studies, 52:1, 18-32, DOI: 10.1080/14672715.2020.1700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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