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新勞動合同法剛於年初實施，街工邀來三位嘉賓舉行了一場講座，當中兩位更是前線勞工權益運動者， 分別是「勞動力」幹事蔡毓毓和 「勞工教育網絡」幹事蘇湘，另一位講者是全球化監察編輯區龍宇。一向只能從媒體了解國內勞工事務，這樣的講座自是吸引。
首先發言的是蘇湘，她介紹了國內勞動合同條例的歷史脈絡，指出國內自 (七十年代尾的) 改革開放，勞動合同條例在一段長時間是沒有的，直至1995年，才推出勞動合同法。蘇湘推斷勞動法的背後一大動因，是1993年的致麗玩具廠大火 (廠方以防止工人盜竊為由，把所有走火通道鎖上，結果造成87名工人死亡) ，當時不少傷者到來香港進行聲討和追究，結果是國內工人的工作待遇和處境漸被重視。
雖然在1995年推出了勞動合同條例，可是中國工人的勞動情況仍是很糟的。例如國內至今每年因工導致傷殘的官方紀錄便達70萬宗，實際數目自然遠高於此數。此外，戶籍制的實施亦讓國內形成一批農民工，他們常當上最髒最苦的工作，可是他們的工資大多只及城市住民的一半，更享不到很多城市住民的福利，這可視為族群隔離的一種形式。
新勞動合同法可視為對原有勞動合同法的一些補充，對於工人的工資、工時、加班計算、離職保障等問題皆有較明確規範。然而，我們亦要留意背後一個社會背景，就是近年大量的勞資爭議 (或糾紛) 。法律推出的一個值得注意地方，是中國政府試圖籍法律途徑疏解民間怨憤，其效果是把問題導引成每個法律個案，結果便避免了問題演化成社會行動 (從而衝擊管治威信)。
到蔡毓毓發言，承繼蘇湘對新舊勞動合同法的脈絡回顧，毓毓補充伴隨新勞動合同法的是一系列法例的補足，像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正如蘇湘所言的，新法規設計的一大目的是把勞資爭議吸納進官方設計的解決機制，像法院或官方背景的工會。對於工人自發的抗爭與集體訴求，政府的態度仍是壓制的。
由於勞動合同法的設定是從上而下的，結果是工人對於其勞動權益認識不足。例如在「勞動力」剛於內地成立的98-99年，很多工人根本不知勞動法為何物。要到03-04年情況才好轉，到近一兩年，很多工人是整群的到中心查問勞動法例的詳情，然後到法院或有關勞動機構進行爭取，在沒有集體談判權的背景下，當中過程是曲折而艱辛的。
由於角力的不對等，僱主的違規與走法律隙的手法更是層出不窮。像一份工作簽兩份約 (成了兩份散工) ，一間廠內竟包含十多間公司 (員工不斷轉換公司身份，從而不算長工) ，買斷工齡等，莫不剝去工人在勞動法下應得的保障！
及至談及在內地進行維護工人權益的工作，更是充滿血淚，早年中心職員被人登門掌摑，已是微不足道，去年內地中心註冊人 (黃慶南) 更被凶徒狂斬六刀，當中左腳更被斬斷。毓毓的說話一直低沉，當中的傷痛教人心酸！
最後是區龍宇的發言，區先指出95年勞動合同法的推出，表面是維護勞工權益，可不要忘記早前國營企業大量裁員導致數千萬工人下崗，勞動法不過是整體倒退下的小小進步。然後區提出他對勞動法是不予寄望的，因為法案本身並非來自工人集體抗爭與運動的爭取，這樣的法例不過徒具空文，背後是沒有基礎的 (其觀點就如當年孫中山提出政權與治權的討論，沒有政治權利作為基礎，管治權力便總是懸浮不實的) 。區繼而展示一批他遊歷歐洲工會組織的相片，當中一些工運博物館便展示出當地工人運動的抗爭歷史。總結要落實中國的勞動權益，不能寄望官方的賜予，更要來自民間自發自為的爭取。
到了討論時間，本人提出了兩個觀點。第一個對應區龍宇關於國企工人下崗問題的，我引用國內經濟學者吳敬璉的說法，指出國企改革的背景，是國營企業的連年虧損，而在當年制度下，國營企業虧損便由國營銀行注資，結果是國營銀行大量壞賬，幾近拖垮整個金融體系 (若國營銀行垮掉，全國人民將無辜地承擔嚴重後果。後來朱鎔基針對國企的三鐵問題鐵飯碗、鐵交椅、鐵工資作出改革，對應的正是吳敬璉提出的問題) 。區龍宇匆匆回應不同意吳敬璉的觀點，但未及詳談。唯盼將來有機會再作認識。
第二個對應是有關勞動合同法出台的背景的，由於三位講者較偏重於工運背景，強調勞資爭議和帶來的社會不穩迫使政府作出回應。我便提出了近年國內經濟討論的一個常見議題，就是經濟轉型的問題。國內改革開放後的主要經濟模式是出口導向型，可是這樣的模式對中國而言並是不長久的，既因為中國經濟體系的巨大，亦關乎全球 (尤其美國) 經濟衰退的迫近眉睫。如何建立穩定的內需市場已成學界與政府甚為重視的問題，在此背景下，勞動法的推行便不單是工人抗爭的結果，更是政府解決長遠經濟衰退危機的措施。這觀點的提出，是希望工運前線工作者不要把其處境過份簡化為工人跟整個國家機器與資本家的對抗，而應看到當中涉及中央政策跟地方官員 (他們從企業處得巨大利益) 的矛盾。故此應把工運抗爭看作多角互動的過程。
及至講座尾聲，街工的江仔提出一些感受。他指出整晚的討論氣氛很悲情，就像是哀悼工運，並指出這樣的討論常有提出甚麼多角度思考的，可實際意義有多大呢？從而期望講座參與者都應是對工運有份關懷與承擔的，重要的是立場與態度！重要的是鬥爭！
講座已近尾聲，我默然離開。我大概也是提出多角度思考的一類吧！在路上，我在思揣對於前線工運組織者的同情是否足夠？亦懷疑這樣的表達方式對他們而言是否太冷？是否太不著邊際？對他們的艱辛努力而言是不是一種傷害？
雖然理智上，我提一些觀點本是期望讓組織者可以更樂觀的開展工作，多角互動的提出是為了讓組織者看到多點希望，而不要過度的掉進悲情！再者，把運動視為互動關乎鬥爭策略，一種鬥爭是背城一戰的鬥爭，像奴隸對抗奴隸主的鬥爭，不是自由便是死亡 (像風雲群英會裡奴隸對羅馬帝國的鬥爭)，立場與態度自是最重要。另一種卻是互動角力的鬥爭，博奕與策略在此便變得相對重要。
期望前線工運組織者不要掉入過度的悲情。更期盼大聲地說：阿丙，你錯了，你完全誤解了！聽到朗健的聲音會令我欣喜！
註：圖片為編輯所加，圖片出處為Saad.Akhtar
回應
香港的勞工團體
近年多了香港勞工團體人士跑到國內做勞工工作，準確地說是服務，建基於人道主義及階級感情，多於政治經濟分析，懶於分析，亦怯於政治行動，難聽一點，除了維持機構存在及勞工工作者身份之外，真係唔知自己做乜！
話說回來，其實，他們在香港所做的亦差不多，阿丙先生，你對他們的要求實在太高了。
至於區龍宇，係讀過不少馬克思，但是，究竟係教條，定係活學活用，大家心裡有數喇！
如果勞工組織中人無法或不想建立一套具實踐意義的政經分析，不如去非洲扶貧好了，在那兒更能發揮偉大的人道主義及階級感情。
Political economic analysis that has practical relevance in PRC?
「...建立一套具實踐意義的政經分析...」
So cool. If you the intellectual are so good at theorizing and/or so experienced in organizing, instead of blaming people 「懶於分析，亦怯於政治行動......唔知自己做乜」why don't you directly teach the labour organizers how to analyse the political economy and/or to organize people of the PRC? Certainly they would appreciate very much if anyone can point to them the politically correct analytical tool and action strategies when facing statist suppression and surveillance (just a game 博奕 in 阿丙's words, right?). Go to teach them how to manipulate the power relations! They desperately need your skill!
唔好隨便分甚麼intellectual
你話阿丙係intellectual？我唔否認他絕對具有intellectual既能力，不過，佢既身份與職業隨時比我地更工人階級！
互相學習切磋當然係必需，但係，跟skill無關，唔係話邊個教（teach）邊個，阿丙指出的問題係，勞工工作者如果沒有intellectual ability，或者根本覺得唔重要（有人成日話：「你D知識份子淨係識講！」），根本唔覺得呢D”skill”係重要，咁就好大鑊。
呢類論壇我都見識唔少，次次都係分享悲情，分享對資本家及國家的被壓迫感，對實踐有乜Q幫助呢？如果淨係有壓力要宣洩，不如去搵心理醫生。
一些後續補充
***文章最初放於基大網絡，收到一些回應，並引發了一些討論。因屬網上交流，基大亦未及處理，這裡唯有先貼上本人的一些回應後續。***
以下答阿昭的問題，我想分兩部份答，分別是吳敬璉對經濟改革的看法和工運的悲情問題。為免簡化問題，我想簡潔之餘提供一個較全景式的介紹。
每當談到經濟學家，我們很易有一種負面印象，尤其在香港，絕大多數都是市場萬能論的。可是在國內的經濟問題討論，情況很不同。例如提出三農問題的溫鐵軍是經濟學家，提出國企改革侵吞公共資產的郎咸平是經濟學家 (曾寫書介 “大碰撞” ，郎咸平是重心人物)。而吳敬璉可算另一位在開放改革討論中同樣值得高度重視的經濟學家。吳生於1930年，讀書時期在內地接受經濟學教育，學的是馬恩列經濟學說，驚嘆於馬克思學說將經濟與道義的完美結合。可到了現實社會的實地觀察，卻發覺理想與現實存在巨大距離，便不斷思考當中問題，像資源配置，效率，腐敗如何避免的問題。但五、六十年代的政治高壓，令吳不敢表達其心中所想，甚至為了政治正確而對某些經濟學家作出批判，讓他抱憾終身。
到八、九十年代，吳以其親身觀察，有感中國其時經濟最大的問題是國營企業問題，低效、缺乏監管、濫權、企業間債務互相糾結而成三角債 (恰如現在美國的次按危機) ，致使債務鏈的最後債權人 (即國營銀行) 陷崩潰危機 (數據指當時銀行貸款壞賬高達三成) 。吳敬璉市場改革的提出，針對的是當時的整體經濟危機。
正如阿昭所提到的，經濟改革帶來很多問題。吳敬璉不同於市場萬能論經濟學者，把問題避而不談，而是提出很多對應建議。例如私吞國有資產，吳提出監管制度的完善 (鐵交椅是行政權力濫用的腐敗，經濟轉型侵公產是制度未成熟引致的腐敗) 。又如財富兩極化問題，便提出政府對教育、醫療、社會保障系統的建設，當中涉及公私服務範疇問題的討論，既要求政府對公共服務作出承擔，亦要求法治的建立以約制行政權。當然，吳敬璉對於政治體制改革問題，或勞工權益問題著墨相對不多，這可視為吳老的局限，但無礙作為大家努力的方向。至少他那種以現實問題出發的治學態度，值得尊重。
現在談悲情問題。我不想把問題化約為悲情與樂觀的對比，也許用 “客觀的悲情” 與 “自我的悲情” 來表達我的想法吧！容我花些文字談這想法的由來。
早前曾看過一篇報道關於內地的牛奶爭奪戰報道，國內某些城鎮以出產牛奶為主，最大的買家是雀巢公司，及至後來其他牛奶公司 (如蒙牛) 加入收購行列，牛奶收購價急升。對農民而言，這本是好事，雀巢價較低自然不賣。但是地方政府一向從雀巢收取大量稅收 (其他收益便不清楚了) ，農戶不給奶雀巢有損其利益，竟派人逐家逐戶搜刮牛奶。農民自然跟地方政府抗爭。
這段報道可說反映國內現狀可悲的一面，但回想一會，卻感到當中包含很強的荒謬感。政府官員的身份是 “兵”，可是其行為卻是 “賊”；相反農民被打壓的像 “賊”，可在道理和法理而言他們是 “兵”。
正因這些政府以兵作賊，其身份是不正當的，其心態是心虛、怯懼的。權威面具背後實則是深層的悲情 (不見四川地方官員跪地哀求家長不要把塌校事情鬧大嗎) 。相反，農民現實上是被打壓，當中自有其客觀的悲情，可在說理與法律上他們是有理的一方。故此，他們在心態上應是理直氣壯的，既可是憤怒的反抗，亦可是朗健的爭取。
農民在此狀況下需要甚麼呢？很積極的，願意作出承擔的關懷者嗎？大概這是一部份，另一大部份同樣重要的是稍有良知的，稍有常識的，稍有法治精神的大眾和政府官員吧！
現在大陸政治上很多荒謬現象，像對那些弱小的異見份子 (如胡佳) 作出嚴厲的監控與拘禁，又或地方政府以非法手段欺壓平民 (如找流氓毆打捍衛耕地的農民) ，前者顯示政權上的怯懼，後者顯示治權上的怯懼。懼怕的是不知那個會成為大衛，把巨人一下子擊倒。
這便是我想說的，在正視客觀悲情的同時，不要掉進自我的悲情。
最後想謝謝黃慶南，相對巨大體制的怯懼，你無疑是精神巨人。祝早日康復！
多一點理解
hevdevil, 很抱歉我也並沒太大能力提供政治經濟分析的部份(上面阿丙已補充了一小部份)
但我想你的批評未免太輕率, 沒有理解到內地前線組織者們的處境.
其實就誠如阿丙結尾的反思一樣:"我在思揣對於前線工運組織者的同情是否足夠？亦懷疑這樣的表達方式對他們而言是否太冷？是否太不著邊際？對他們的艱辛努力而言是不是一種傷害？"
以我所知, 團體在內地開設工人中心, 單是做服務和教育, 已經要承受很大壓力, 拉人封鋪的情況並不罕見, 年前有團體在廣州的中心地址被破壞, 組織者被斬, 人身安全受威脅, 搬遷位址繼續工作也有困難(因為大家不敢租給團體), 而承受最高政治風險的, 大多數時候都是工人們, 他們議價能力低, 企業可隨時炒人. 這些都不是生活在香港的大家能輕易理解到的.
如果連在香港我們理解是最合理的服務和工人教育, 都要承受如此大壓力, 又怎能立時跳去要求搞政治行動呢?
在香港, 要搞一場能引起社會討論的政治行動和論述, 都要依靠很辛苦地動員和形勢切合才搞得成, 又何況在內地?
政經分析, 組織們未必做得十分完整, 但如何見得他們"懶於分析"呢? 事實上阿丙的文章一開端不是已提及會上講者的部份論點嗎?
而且, 搞這類論壇, 本身限制甚多, 因為參與討論的人未必個個熟知內地的形勢和政治氣候, 而且未必個個對主題期望相若, 這類論壇只是作為累積的一個起點, 犯不著一開始就用"這類論壇我見識得多"的不屑說法.
無論是香港或內地的工運, 悲情是總會存在的, 這是客觀的形勢影響, 也是組織者們承受大壓力, 看不到出路的結果. 我認為不必放大那個關於"悲情"的印象, 輕易抹殺組織們的努力.
整體來說, 這類輕率的批判, 我亦不見得對於鼓勵團體之間對政經分析以至中國工人運動前景的討論, 有何幫助.
回應 terayau
怯於行動的怎會是組織者？我才是哩！
說到教他們怎做，豈敢！我能做到的，也許不過是跟他們一起退後一點，把處境從遠處看看。把一些在前線工作時未必在意的觀點提一提而已。就如會上一名組織者也提及忽視了香港的文書力量。例如國內女工故事，或工人抗爭故事，我們知道幾多呢？(潘藝寫了本中國女工的書，可是學術味濃了點。)如何好好利用香港的出版自由，為國內工人打氣，是值得努力方向。僅此而已。
回周澄
如果阿丙沒有描述錯誤，那種所謂「分析」就是我所謂的「懶」。其實，如果由香港到內地的勞工工作者甘心只做下服務，我沒有必要罵他們「懶」，因為，有人想展現一下人道主義的善良之心，我又何必罵人家「懶」呢？人家比我這個缺乏愛心之徒勤力多了。不過，搞得呢種論壇，就應該唔止悲天憫人掛！悲天憫人都唔駛悲咁多次，憫咁多次掛！
我輕率？除了我的回應係短左D之外，我看不到我有何輕率，也看不到閣下反駁了我甚麼觀點。
我幾時叫人搞政治行動呢！？咁高既要求，我係唔會期望香港的勞工團體會去做。不過，既然係只想做服務，便可省去那些無厘頭的論壇，改為分享心得大會，或者感恩大會便好了，至少我（或阿丙）可以不用去捧場，省回不少時間。
回hevdevil
1, 我想，用 "懶"字形容工運組織者不太公道吧！我們每人也不是全知，看到的事物很大程度取決於我們的社會位置，把觀點說出不過作為一種交流和互補，最終也不過為了成己達人而已。
2, 說真的，我站在遠遠，被斬的不是我，叫人抽離些，樂觀點看待問題是較易的。若我是被斬的，我相信，我會非常悲觀消沉，那些理智分析大概會被我罵為狗屁！
3, 討論會的意義，除了分享經驗，我猜一個不能忽視的作用是建立一份友誼。建立友誼，不一定是要觀點完全相同，甚或要兩插刀，而是從接觸中知道大家的關注、興趣、專長是甚麼。只要大方向相同 (如對國內勞工有份關懷)，將來合作空間總是有的。公民社會嘛，就是從差異中磨合！
旁觀
文章內涵未必在於長短,但綜觀hevdevil兩篇回覆,都是沒有什麼內容的冷嘲熱諷.要駁斥其觀點,確實頗有難度.阿丙引述與會者言論,畢竟有些內容.人家「懶」在什地方,怎樣「懶於分析,亦怯於政治行動」,理應交代一下.
批評別人,未必要有建設性,也未必要有什麼資格.但至少要有所認識,才能判斷,比較.說他們「懶」,是相對於其他人,還是相對於自己?抱歉不知hevdevil的真名,不知你發表過什麼「具實踐意義的政經分析」.但hevdevil既不屑於講座眾人膚淺,合當振聾發聵,另闢蹊徑,相信與會者和周澄必定自慚形穢,歡喜讚嘆,感激不盡.
若hevdevil的毀罵僅基於主觀地覺得人家濫情,和「無厘頭的論壇」浪費你的時間.我的結論是人家身體力行,分享交流,比在網上冷嘲熱諷有意義得多.
周澄和阿丙的修養比我好.
缺乏分析的問題
其實由05年 wto 後一直在講, 後來兩屆的社會論壇嘗試處理過, 不過效果好像不是特別好. 今年還未聽說會搞.
很多時候, 同一個 "現實處境" 不同的分析會衍生不一樣的行動策略和情緒, 分析可以是一種現實的推進力量, 從這個角度看, 缺乏分析確實會使工運處於一個困局. 這不是 "懶", 而是太忙於日常的事務, 沒有跳出來把工作放在一個更大的運動去理解和重新計劃...
關於悲情
對我來講, 悲情會化作忿怒, 然而, 行動會受制於制度, 現在的分柝好似多了, 但是仍然寸步難行, 所以要沉著地緩步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