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借台灣釋憲644號，討論為及民主社會而應對限制成立人民團體的條件，特別是指出一些過份保護國家／過份高舉自由所產生的一些傾向，值得參考。
背景
1998 年，陳師孟在台北市申請成立「臺北市外省人臺灣獨立促進會」的人民團體，台北市確定其宗旨「支持以和平方式，推動臺灣獨立建國」不符合人民團體法第二條，即「人民團體不得主張共產主義或分裂國土」之內容。依常理推斷 馬英九甚至一般的主管人員都應該知道執行此法明顯傷害人權，但卻沒有主動質疑該法律的合憲性而採取相對的法律／補救行為，而只是機械性禁止。陳師孟（他當時沒有官職，官職是後來的事）不服抗告，三審終局確定所有司法擠助都用盡，才告上大法官會議（即台灣的釋憲機關），才於十年後得直，令人民團體法第二條違憲。
相類似的案例在 1998 年後已經很少見，尤其是 2000 年後台灣行政院採用遠為質疑的態度。然而，人民團體註冊的執行權力乃地方政府，台北市一天不鬆手，一天團體都不得註冊。
共產主義與分裂國土之差別
共產主義是意識形態，其論述的範圍可以很廣，馬列毛史托各說各話，而台灣支持共產主義者（如有）亦無需依足前五者的學說。更甚者，在國民黨的語境下，「共產」是污名，國民黨如何理解共產主義，與台灣共產支持者如何理解共產主義，又不盡相同。所以以「共產主義」限制成立團體的做法，立即產生比例原則之困難。「分裂國土」本質上只是對國土認定上的分歧，而且憲法亦容許人民（以過去的國民大會或今天的公投）改變固有領土，換句話說禁止國民持有與政府不同的領土認定，根本是只許周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改與不改由政府或政治精菁把持，人民始終是被殖民。注意與「共產主義」一樣，在國民黨論述下「分裂國土」也是污名，是對國土認定分歧者施以語言暴力。以「分裂國土」限制成立團體的做法，根本乃不是比例原則的問題，而是當然侵犯人權。
自由之底線
在高舉自由旗幟的同時，我們不可以忽視不可以危及一些根本的價值：社會不許挑戰的底線。這個底線是人權與價值觀之事宜，大法官會議只能以法論法，加上其智憲在法律框架下作出最適合的解釋。大法官採用憲法廿三條，「．．．以上各條列舉的自由權利，除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避免緊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外，不得以法律限制之。」，十分恰當，確定人民團體法第二條違反比例原則，並非切合憲法廿三條「除為」所需，我對法官的智憲確有佩服。然而在枝節上我有些意見。
確有可能事先審查意識形態之需要
社會秩序乃空泛的詞語，但無疑，我們需要「民主社會所需的社會秩序」（ordre public），以確保民主社會可以有效運作。民主社會不一定容得下納粹主義，而納粹主義單是主張本身也可能對民主社會帶來即時與真質的危險。我要強調這是可能性而不是必然性，但無論如何，相關的限制都與維持民主社會保持正當比例，而不是隨意找幾個名詞把它污名化便是。這一點與林子儀大法官的意見書中「防衛性民主」相近。
「中華民國」與其領土是該可被人民挑戰
判決理由書中引用增補憲法「政黨之目的或其行為，危害中華民國之存在或自由民主之憲政秩序者為違憲。」，而只有許宗力大法官作出進一步解釋的做法，是留有「危險的空白」之餘地。首先，該引用所針對的是政黨而不是人民法團，與憲法二十三條亦無關，實在有點亂套。我就假定該增補憲法有助理解憲法二十三條，林子儀大法官在讀解「危害中華民國之存在」亦有過當。在讀解意識形識上（限制危害民主社會）防衛性民主對大眾是有益的，但是我們要小心，以挑戰中華民國的根本作為「危害中華民國之存在」並禁止人民團體，與邀請／協助外來政府消滅民主的中華民國政府，不論在憲法廿三條框架下，或是從維持民主社會運作下，可是差天共地之差別。前者是質疑國民／立國價值，乃民主社會可容許的，後者是消滅民主社會的基礎，與維持民主社會運作不符。許大力大法官之用詞與立論雖然與我不同，但亦點出台灣既有外蒙問題，又有中國大陸問題（有主權被領土爭議的並不只是台灣，而是世界各國常見之事），究竟何為分裂國土呢？既然「分裂國土」的標準在法律上沒有確定性，就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
不只是法律問題
以案件看似是單純的法律問題，但事實是大眾與及在位者對人權與價值觀態度上的考驗。法官只能以法論法，能發揮智慧的空間機會不大。如果大眾只視以案為普通官司一椿，而不是籍此考量人權與包容的議題，把其中的支節問題還有可利用作危害民主社會的空間。
參考：
解釋文 http://zh.wikisource.org/wiki/%E9%87%8B%E5%AD%97%E7%AC%AC644%E8%99%9F
陳怡如教授的解說 http://mypaper.pchome.com.tw/news/jyfd/3/1308270269/20080621212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