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十月份，筆者前往菲律賓首都馬尼拉，參加了一個由外傭組織舉辦的會議（International Assembly of Migrants & Refuges IAMR），會議邀請了不同國家的傭工組織參與，表達他們對當地移民和外傭政策的不滿和訴求，期望透過這些會議可以加強不同國家的民間團體之間的聯繫和合作。會議另一個目的，是抗衡當時正由菲律賓政府主辦的國際會議，該國際會議的討論對象同是針對傭工及難民，但參加者卻是各國首領，討論的內容是彼此的移民和出入境政策。
不少於海外工作的菲律賓傭工認為，菲律賓政府舉辦類似的國際會議是不能接受的。
菲律賓作為亞洲第一勞動力輸出的國家，其勞動人口遍及全球200個國家。按菲律賓國家統計局於2006年的資料顯示，前往海外的移工就有76%是去亞洲國家的，其中沙地阿拉伯就占21.2%，其次為日本佔8.5%，第三則是佔了8.0%的香港。對於感情豐富和著重家庭觀念的菲律賓人來說，離開家庭和國家工作，更多是迫不得已的選擇。
菲律賓總統阿羅約承諾改善移工在他鄉的勞動處境，並提出「超級女傭」計畫，希望移工未來可全面朝向家庭幫傭方向邁進，但這項計畫卻遭民間團體強力反對。原因是菲律賓當地失業率相當高，即便大學畢業生亦然；政府不但不解決問題，且繼續物化移工，將她們輸出到海外，外傭組織在會議中提出：「貧窮是可怕的，許多年輕人只能絕望地把自己投入全球性勞動力市場上。」
菲國宣稱外傭是該國最重要資產，但為什麼不替外傭爭取權利？香港政府在2004年開始徵收外傭稅，因此她們的最低工資被扣減四百元，多年來外傭組織一直在爭取加薪的同時，也要求永遠取消外傭稅，但菲律賓政府對此從沒提出任何意見。目前外傭在港被僱主解僱後，必須要在十四天內找到新的僱主，否則要被遣送離境，這項「兩星期政策」，將外傭置於不利的位置，因她們來港前，往往要支付龐大的中介費用，而且不少解僱涉及勞資糾紛和合約問題，兩星期實在不足以讓她們找到新的僱主或解決法律問題，但這成為她們忍氣吞聲，不敢反抗的理由。因此外傭較本土一般勞工更缺乏和僱主在平等基礎上進行勞動條件議價的能力。然而，對於此等不公平的條款，菲律賓政府及領事館亦鮮有為她們爭取合理的對待和權益。
菲律賓自1962年起，便聽從美國、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會的建議，將原來的工業化發展模式，改變以進口取代，同時讓市場完全自由化，自此菲律賓的經濟便跌入負債的深谷。在80年代，該國嘗試實施由世銀和國基會支持的結構性調整計劃，希望挽回經濟危機，但結果只加深了該國工人的困境，失業率由1980年10.9%增加至1986年的20%，就業不足率達40%。因此大量勞動人口開始出國打工，以賺取外匯來維持本地家庭生活。
不少外傭的夢想，是希望透過自己的的犧牲，來維持家庭溫飽和孩子將來的教育。Brenda Yeoh (2005)表示「一切是為了家庭好」是跨國女性移工走上這條路常見的原因論述，她們為了更好的家庭物質福利、為了照顧年老的父母、為了子女、兄弟姊妹的教育而外出打拼，她們被形容為「殉道的母親」、「恭順的女兒」與「犧牲的姊妹」。但事實上，不少海外家庭傭工為此工作而付上沉重的代價，夫妻因長期分隔而感情產生變化，兒女在成長過程中缺乏母親的關懷和陪伴等，這些經歷對不少外傭來說毫不新鮮。
在輸出國的角度，傭工的外匯是國家收入的主要來源，菲律賓政府甚至稱呼外傭為「現代英雄」，但焦點都只是考慮如何在匯款中抽取更多稅項，以穩定庫房收益。諷刺的是，對這群英雄而言，她們認為「現代奴隸」的稱號或許更為貼切。
原文刊於十一月廿一日公教報"義筆容辭"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