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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

問政協人大,究竟打工者的聲音在哪?

問政協人大,究竟打工者的聲音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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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在金融危機下,企業裁員,企業說天經地義,但工人取賠償,卻遇諸多留難,方冬雷就是其中一名被港企裁減的僱員,他在一間深圳科技廠工作已有五年,盡心盡力,二月被炒,原本向公司索取五個月賠償,可是港企藉詞怪他協助管理層偷公司資產,故不依法賠償,結果他寫下遺書,憤而自焚。

面對企業裁員,剛剛結束的全國政協和人大主要討論如何應付金融危機,擴大內需,增加就業。政協主席賈慶林在大會上,以「複雜嚴峻」來形容當前的經濟形勢。為了增加就業,國務院更投放四萬億推動十種基建和福利。地方政府則為了財政收入,推出種種措施,例如增加出口退稅、購房退稅等,引起博客抨擊政府托市和貼公帑資助房地產商;它們放寬執行«勞動法»及«勞動合同法»,讓企業以廉價方式聘用和解僱員工,增加勞動者的生活風險。金融危機不單引發「失業潮」更牽起「剝削潮」。

金融危機下,勞工隱患處處見

去年底,我們組織了一班大學生到廣州,對由「新世界中國」開發的「新塘新世界」地盤進行調查,希望了解地盤工人的情況。我們一班二十多歲的年青人,裝扮成港商,來到新塘新世界屋苑的地產物業代理,那些代理殷勤地向我們介紹樓盤的價錢和環境,於08/09年每平方米4500-3700起,每單位約36-52萬;有很大部份的收入分別落入地方政府及發展商 。新塘世界的樓房樓高約二十層,外牆是橙紅色,顏色奪目,屋苑內有寬敞的廣場,馬路兩旁種植了一排排青綠的香蕉樹,綠化環境,景色怡人,一派豪宅格局。

之後,我們換了衣服,帶上安全帽,走進新世界中國建築工人居住的「生活區」──其實只是一所臨時搭建的宿舍,宿舍由鐵板建成,內裏有四至五間板間房,每間房有六至八張碌架牀;一間房內男女共住,有些工人一家四口睡在一床位,他們用一塊圍巾遮蓋著,在床上建立一個小小家庭;休息時,他們便大伙兒在房間聊天和吃飯。

宿舍對面是用鐵皮所搭建的公共厠所和浴室,因為鐵皮穿孔,所以外人可以從外牆清楚地看到裡面的情況,沒有私隱可言。後面是食堂和廚房,旁邊有一煮食爐,甫進去就有十多隻老鼠正在互相追逐,崩崩跳,嚇了我們一驚,我們連忙取相機,拍下照片。

走到一幢正在施工的高樓,我們戰戰兢兢地乘坐一架臨時電梯到十四樓找工人聊天,電梯往上升,我們便一直擔心它會否失靈。梯內有一位年約十七歲、沒有携帶安全帽的工人操控著電梯的升降。到了十四樓,我們越過電梯進入工作間,遇見一位正在貼磚的工人,我們問他何時休息回家過春節,他說:「會在春節前完成工程才可回家,所以每天要做十多小時。」我們心想「這已違反勞動法每天八小時的標準」。我們好奇地問:「你每月工資多少呢?有沒有加班工資呢?」貼磚工想一想,說:「應該有三千元;但包工頭每月只給我約六百元作生活費,待工程完後,才給我餘下的費用。」我們問:「怎樣計算工資呢?」他說:「計件的,每貼一磚有10多元。沒有加班費。」

我們問:「那麼你有沒有紀錄貼了多少磚呀?」他說:「沒有。」 我們連忙追問:「有沒有簽合同?」他說:「沒有。」我們訝異說:「那你們不害怕包工頭走掉嗎?」他說:「不怕。」他說他有信心可以向公司追討薪酬。在這個行頭,工人與包工頭的關係全靠一個「信」字去維繫 ;可是拖欠薪酬並非罕見,根據2003年北京市統計局調查,拖欠民工的工資在建築業是最嚴重的。

因此,我們發表報告抨擊「新世界中國」沒有承擔監督內地建築工地的情況,要求它盡快與工人簽合同及按月發放工資等。當然它回應說沒有責任做這做那,又說已按法例做足。

春節過後,我們回到同一個建築工地了解情況,除了保安加強和宿舍的位置改變了,宿舍設施依舊簡陋,沒有改善。建築公司依舊沒與工人簽合同。

電視機不停播放金融危機已影響中國實體經濟,失業問題會越來越嚴重,農民工為保職位,不敢為企業違法之事出聲,只信包工頭在工程完結後清算工資,可是一旦包工頭或建築公司周轉不零,拖欠薪金,工人如何辦呢?建築工沒有想到,沒有法律文件,他們想維權也沒有望。

回顧法例演變的原因

據2009年2月的南方都市報,自《勞動合同法》實施而來,廣州地區的勞動爭議案件數量比前年同期急增八成,勞資矛盾大幅上升。其主要原因是企業在勞資關係中享有很多特權,部份企業更不執行關於工作時間及加班費,甚至拖欠工人工資。在現在經濟就業困難底下,勞動者的權益保障更難實現。

國家自1993年深圳致麗大火(該大火燒死80名職工)後通過《勞動法》保障非國有企業的工人。可是地方政府一直沒有嚴格執行法例,確保工人簽訂合同及獲取應有的工資,結果勞資矛盾處處皆是,到了2008年,國家為了加強保障工人的力度,實施《勞動合同法》。初期,資方強烈反對新法例,認為《勞動合同法》象徵著回到大鍋飯年代。

事實上,我們在法例實施其間仍發現一些民營企業/代工廠超時加班、不依法計算加班費,歧視乙型病患者及大量聘用低廉的學生工和臨時工。另外許多建築公司更沒有和工人簽訂勞動合同,甚至拖欠工資。有些博客更說《勞動合同法》已廢了。

在金融危機下由於農民工正面對就業的困難,遇到勞資糾紛,他們根本沒有權力與資方談判,遑論要求「生活工資」。地方政府為了創造就業,各自施行政策,吸引資本以增加庫房收入,很多時為了短暫的經濟利益,他們便犠牲了弱勢群體的利益。

總結:
其實政協主席賈慶林除了帶出保就業等國策外,他還強調要解決民生問題,促進社會和諧穩定,並期望企業「積極承擔社會責任,努力做到企業不裁員、不減薪、不欠薪」。而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更指出,民生連著民心,民心凝聚民力。在經濟發展遇到困難的情況下,更要加大改善民生工作力度,擴大就業,加快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全力維護社會和諧穩定。

可是在金融危機下,地區政府只為自己的「荷包」,放寬執行新勞動合同法,讓資本創造「劣質」職位,又或包庇房地產商而穩定樓市;各省人大委員又主要提出增加就業、刺激內需和提升企業轉型的議案,忽略了廣大農民工面對資本、企業的壓迫(包括,低工資、拖欠工資等問題);港資代表又藉機提出修改«勞動法»,例如取消「八小時工作」和「每月36小時加班」的限制,打工者的聲音在哪裏!真令人擾心。

根據2004-2006一項中國農民工的調查 ,調查機構發現有半數的農民工沒有與企業簽合同;20%的工人說在最近半年內有被拖欠工資的情況;到了2008年,我們在新世界中國的建築工地中發現近100%的建築工人沒有和企業簽合同,企業也沒有按月發放工資。其實此時此制,企業不惜一切以低工資聘用工人,中央及地方政府更需堅守已訂立的法例---確保企業與工人簽合同,按月發工資等—解決社會問題;同時提出新措施,例如工業傷亡基金,失業援助金等解決現時農民工面對的困難。只有樹立有效的法制管治,長遠來說,這才能引入有社會責任、有實力的資本到國家投資,對中國經濟及國民的福祉才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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