昏睡中的八九香港
六四以屠城告終，由死亡畫上了句號，之後的紀念與此緊緊扣連。正如梁文道說，這是香港人的一次集體心理創傷，紀念於是症候性地不斷回到最痛一刻，作為精神官能症的一種「重覆」（Repeition）。六四屠城一夜因而成了最關鍵的時刻，六四的影像大多都是死傷枕藉的圖像，紀念便離不開悼念和平反。漸漸，人們很少再提起這場持續了約兩個月的民主運動其他不可分割的重要時刻。
《絕食書》如此寫着：「請你們不要忘記，我們追求的絕不是死亡！」可以引伸，悼念和平反之外，死者也要求着延續和恢復他們那些追求及抵抗。牢記一點：法西斯式的子彈穿過胸膛後剩下的除了是死亡的肉身，其實尚有一股未竟之志。這未竟之志形成於某一特定的時空，對抗某一種於今尤烈的集權政治，並化作一聲春雷在北京爆發並喚醒許許多多香港人。
紀念六四的文字如恆河沙數，但我認為至少有三樣東西不可忘卻：首先是李鵬，其次為「5.21」百萬人遊行，最後則是犧牲。重述這段歷史及其銘刻於香港的啟示，你將會發現這段昏睡中的啟蒙記憶之現實相關性從未遠去。
專政作為一種問題
芸芸八九年的中央領導人之中，香港人最討厭李鵬，他無疑是專政的同義詞。「保住李鵬，失去香港」，作家阿濃如此寫出了港人這股誓不兩立的情感（31-5-89 《明報》） 。然而，初時並不如此。像4 月份的《明報》社評都是以港式一貫各打五十大板的風格介入。它一方面肯定學潮訴求正當，但另一面也從統治者的高度考慮問題，茲引4 月27 日的一段社評文字：「中國政府設法防止失控是可以理解的。從政府領導人的觀點看，失去控制，則什麼政策都難以推行了」。留心一點，這竟是寫於遺臭萬年的「4.26」社論出台之後，可見初期輿論未有強烈傾向。
五月中後期，即李鵬的凸現，代表了事情的兩個轉折及其斷裂：一是學運轉化成一場全民運動，取得愈來愈廣泛的認同；其次是中國政府的回應反倒是聲色俱厲地更強更硬。究其實，李鵬的名字是隨着五月中那一番殺氣騰騰的說話和戒嚴令的宣布才廣為人知的。他把人民心目中的既愛國又正義的抗議行為硬說成是無政府狀態、動亂及社會不穩，完美地向香港人揭示了專政的危險。那時候，李鵬成了家傳戶曉的反面教材，很少人沒高呼過「打倒李鵬」。據報章載，連小學生也會潛移默化地將躲迷藏的遊戲改頭換面成這樣： 「輸了的就要做李鵬」（24-05-89，《明報》）。
然而，人們開始察覺到集權邏輯背後存在一套支配北京和香港的更為宏觀的意識形態。
一句口號不脛而走：「中國無民主，香港無前途」。專權離我們不遠。複雜是，這不僅指香港即將回歸的情况，而是指香港面對的窘境其實跟改革開放的中國很相似：經濟上自由，但政治方面則集權。這難道不是香港人感同身受的嗎？殖民者和領導人不都是將人民矮化成「重經濟利益而輕政治自由」的市儈順民嗎？作者張炳黃已敏銳地寫了出來：「自《中英聯合聲明》發表以來，中共的心態，基本上是想取代英國今天在香港的地位。「經濟上自由、政治上獨斷」，這是香開埠以來一百四十多年的基本狀况。一個對祖家唯命是從的行政首長、一個俯首貼耳的立法局和行政局，這種結構北京當局自然十分歡迎」（26-05-89，《明報》）。
慢慢，這聲春雷的焦點開始折射回香港人自身環境的不民主之上。一下子，專權危機與民主覺醒相互構成。
「5.21」光榮記憶
八九年的香港超越了正常而市儈的自己，街頭巷尾充斥異常而美麗的臉龐。環城四周都有議論、募捐及集會活動；學校利用課堂時間唱民主歌曲；平日去政治化的演藝界哼出民主歌聲；親中人士大義滅親等等。這是自由的覺醒：重新做人，由被動轉向主動、冷感轉向熱情、沉默轉向爆發。但有個日子香港人已很少重提。
「5.21」百萬人遊行可說是覺醒的里程碑。5 月22 日的愛國報章《文匯報》社論慷慨激昂地說這次示威開創了香港史，其標題是《香港百萬人愛國遊行永誌史冊》，且看看內文如何道出：「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一日，是永誌香港史冊的光榮日子。一百萬港人，分別在香港和九龍舉行環城大遊行，並在馬場舉行了聲勢浩大的集會……這是港人覺醒的重要標誌，是香港開埠以來空前規模的壯舉，也是港人愛國大團結的表現……」。可是，曾經的光榮記憶沒有永誌於我們中間，反而常常老人痴呆地以為七一才是首次群眾覺醒。
同一種光榮感覺也出現在《明報》社論，該文更把香港資訊自由流通、言論自由的情境，視為香港人跟專政下的內地異見分子永恆連結的責任和證據：「香港由於有新聞自由，市民能迅速獲悉中國發生的真正狀况，因而採取了正確的行動。中國內地並無新聞自由……世事真相豈能由少數人真正封鎖？天下人耳目豈能長久為極少數人之手所掩盡」（22-5-89，《明報》）。於香港媒體日益CCTV化的今天，重讀這些文字，真是夫復何言？
尚有弔詭的一點不要忘記， 是「5.21」大集會於馬場舉行：「長期不涉政治的馬場，成了香港有史以來最大規模政治集會的場地」（22-05-89，《文匯報》社評）。它象徵着香港人擺脫了舊時只顧賺錢、馬照跑舞照跳的市儈自我。今天中央和特區在六四問題上，反覆以國家經濟發展的「驕人成就」來轉移視線，這恰恰就是對當年八九意識的最大辱沒，也無異於重申一遍李鵬政府用經濟自由來替換政治自由的荒謬邏輯。
一聲春雷：民主抑或民族？
話說回頭，一些評論人對當年香港出現的群眾性民主運動抱有懷疑，認為其中的愛國元素蓋過了民主追求。
誠然，這聲春雷喚醒的不僅是民主自由。
不錯，遊行隊伍中人們熱唱的《勇敢中國人》，似乎更多地是一種民族情緒，其跟追求民主自由未必相關，情形就如命名這場民主運動為「愛國」民主運動到底是可圈可點的。但是，我卻認為這是香港人民族身分上一次有益的覺醒，因為它把民主和愛國這兩種不一定相關的元素成功地扣連起來，且深受人們的認同。作為剛剛因一聲春雷而醒悟的中國香港人，他必須在兩個中國未來之間、李鵬和王丹之間、在專權和自由之間做一個抉擇，而兩個只能活一個。就是說，追求民主自由才能使中國繁榮富強；反之，擁護李鵬則不可能是愛國的表現。因此，那時候的民族情緒並不像八九以至今天的中共宣傳般，它時刻具有抵抗集權政治的進步作用。
結論： 兩種犧牲
不消待到六月四日，整場運動已滿佈死亡的陰霾。從「4.27」學生們不畏禁令的大遊行始，我們已聽得見學生們寫遺書說「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接着「5.13」的絕食，宣言寫着：「死亡，在期待着最廣泛而永久的回聲」。五月中旬人們一個個倒下，自由民主的信念開始從海內外在民眾中間燃燒和呼召。之後兵臨城下更是從外添加了一份悲劇難免的不安。這是第一種犧牲。道理很清楚，如若害怕逼迫、囚禁、鎮壓、失去自由甚至生命，就不可能於專政下拾回脊樑、追求民主。就是說，八九民運的廣泛民眾——不止是領袖——演出了一股犧牲的情志，對抗問題重重的現狀。
悲哀是，這份崇高精神的對立面，是另一套由專政者設定的野蠻犧牲邏輯，效果恰恰相反：為了維持當權者界定的現狀，異議必須犧牲。它透徹地表現於領導人們常掛嘴邊的一句：「穩定」壓倒「一切」，這也是鎮壓八九學運的指導原則之一。壓倒「一切」，話說得十足狂妄。包含萬事萬物的「一切」突然無足輕重。其實不然。六四至今，這「一切」既彌足珍貴也壓倒不掉：和平示威、廣場集會、批評領導人、及六月四日晚許許多多寶貴的生命；現再加上《○八憲章》、上訪、維權和追查豆腐渣真相等。就是說，中國現狀的前提正是以不斷犧牲他人為代價。但是，根本沒有東西可以如此地要求這「一切」生命、自由和尊嚴作出犧牲，如有的話只會存在於地獄！也許紀念八九為對抗及自由而犧牲的崇高之餘，我們別忽略這反對專政殘酷的犧牲結構，因為這種「穩定」服務的絕不是無權無勢的平民，而是小撮統治者的安逸。
原文刊於明報世紀版(21-5-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