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新台北公園在二二八事件發生49年後，改稱二二八和平公園，次年起台北二二八紀念館矗立其中。北京的天安門廣場呢？未來應該有兩個發展可能，一是，改稱六四和平廣場，並設立六四紀念館；二是，發生另一次的天安門事件。)
與我何干？
那一個年頭，我三歲。
這一生中，身體上最痛的，是小時候學騎自行車時衝下了斜坡，摔個人仰馬翻頭破血流，額頭鏠了六針；心裡面最痛的，是一直很疼我的舅舅，幾年前在大陸遭歹徒劫殺，我甚至沒有機會看他最後一面。
和我年紀相若的人當中，我肯定有很多人的成長經歷比我悽慘，可是更多的人應該是和我差不多，甚至與傷痛更無緣。這一代人的成長太幸福，尤其是長在香港，天災、戰亂、暴動、饑荒統統與我們無緣，頂多只有一次沙士稍為算是受了點考驗。我們當然可以憑著文字、圖片、影像和口耳相傳去認識二十年前的事實，也會因接觸到那些超脫想像的現實而感到動容。然而如果有二十歲上下的人跟我說他對六四有真切感受和體會，可以媲美曾經聲援過北京學生、參與過百萬人大遊行的上一輩，這個人不是想像力過剩就是自以為是。
所以，我們這一代年輕人面對六四，比起近期鬧得熱哄哄的「有d問題」論和「派錢變質」論，說得更多的肯定是：「與我何干？」
「今日的北京，明日的香港」。二十年前的香港百萬人大遊行中，其中一條橫額是這樣寫的。從報章讀到這一句的時候，我不其然想起了二戰時期的德國牧師馬丁‧莫尼拉（Martin Niemöller）在戰後寫下了的一篇懺悔文：
起初他們（納粹黨）追殺共產黨員，
我沉默了，因為我不是共產黨員；
接著他們追殺猶太人，
我沉默了，因為我不是猶太人；
後來他們追殺工會成員，
我還是沉默，因為我不是工會成員；
此後他們追殺天主教徒，
我仍然沉默，因為我是新教徒；
最後，他們追殺我，
但再也沒有人能為我說話了。
現在可以再問一句，六四平反與否，到底與我們何干？如果政府一直不肯去承認錯誤，也就是說，他們認為事情是正確的；如果事情是正確的，也就是說，在將來，甚至是在今天，事情是隨時可以重演。人們有很多不同的論調，諸如事過境遷、經濟發展或者和諧穩定等，叫我們不要追究。但我只需要自問，我想不想去擋子彈？我想不想我們的親友去擋子彈？我想不想我們的下一代去擋子彈？
是的，我們這一代人實在是太幸福、太幸福了。我們必須感激上一代人，是他們的努力，讓我們可以在一個自由與和平的環境下，無憂無慮地成長。如果說每一代人都要留下一些甚麼給下一代的話，我想最好的還是自由與和平吧。上一代人已經把這最好的東西留給了我們，我們實在當好好珍惜，至於如何讓它繼續保持下去給下一代，那就是我們這一代人的責任。
「這個問題如果不解決，那麼我想以後還會有天安門(事件)。天安門的悲劇，不僅是現代成年的人看到，我想子孫後代也可能遭遇到同樣的悲劇。」趙紫陽的政治秘書飽彤如是說。(鏗鏘集 - 走過二十年：第二集 解結)
我們今日為冤案平反而發聲，不僅是為了過去的人，更是為了未來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