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維權者譚作人，被四川政府指控接受境外媒體採訪豆腐渣校舍等敏感問題，涉嫌顛覆國家政權。控罪書指明是香港電臺是其中之一。中山大學教授艾曉明，內地著名維權學者，早前來港採訪香港記者/制片人（相信是香港電臺）講述譚作人接受采訪的經過，但被對方拒絕。從文章里面看到，她應該非常生氣：

艾曉明：境外記者，能不能告訴我譚作人如何協助你們採訪？
----談周末訪問香港記者被拒。

我覺得有些勇敢的記者是會接受採訪的，但估計大部分會拒絕。上馬，大半身子就踏進大陸的新聞雷區了。席揚和程翔的牢獄生涯，歷歷在目。你上還是不上？

其實譚先生不只接受了港臺的采訪，還有國外的，本港的還有亞洲周刊，而且，最主要是亞洲周刊。他和周刊記者合寫的報導---《成都環保風暴，公民抗議地震帶建石化廠》還獲得今年的SOPA亞洲出版業協會環境報道大獎，影響之廣度和深度都更甚於港臺。而且這系列環保報導的刺激程度，也不亞于港臺。頒獎臺下，亞洲周刊的高層感嘆：『這篇報導其中一個作者，正在坐牢。』

我不想談神聖的新聞倫理道德，我只談人性。因為我從來對記者是『神聖』的論述感到抗拒，有時感到惡心。就道德家要求的純潔度去量度，太少人配得上神聖。

以大陸入罪的黑箱邏輯來看，無論港臺的節目和亞洲周刊的報道是否刊出，也同樣會治譚先生的罪，『證據』絕對是一大堆的。只是港臺剛好被點名了。艾老師的做法，是想循法律庭辯的角度出發，從細節上為譚先生辯護，讓記者成為證人。譚是否有罪，不是證據決定，而是北京的權鬥態勢和政治氣氛決定的。艾老師的做法有沒有用，大家心里有數，這估計也是記者拒絕被采訪的考量。

但沒有用就不要為之？維權者沒有『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氣魄，估計中國應該沒希望了。至於記者該不該有這樣的氣魄？矛盾。大家都是不一樣的個體，不一樣的人生經驗，不一樣的生活包袱。拒絕應該不是罪，但肯定不夠偉大。就像打日本鬼子，見到殉國者為我們流血，我們會痛哭流淚，但不夠勇氣一起去死，或許會說：留得青山在，才會有柴燒。是借口還是智慧，要問良心才知道。根據過往港臺的《鏗鏘集》的報導風格，他們記者是否有基本良心，應該找得到端倪。

艾教授文章最刺激我的是這句：『譚作人/我都是新聞消費產業上的一道原料、被利用的工具、境外觀眾消費的極權風景？』的確，這種消費心態是存在於媒體的身上，但不同個體身帶病毒分量或許不一。就如部分香港人去旅行，想看中國最窮困的地方，看人家怎麼慘，然後化成自己鏡頭下那些『美麗』的哀愁。不過，必須說明的是，新聞消費，不只是媒體無形『盈利』，一些把握權力的，一些處境弱勢的，一些閱讀資訊的，同樣獲得一定的得著。

從邏輯上來說，記者接受采訪，記者那刻就不是記者，是新聞人物，或紀實文本中的個體之一，是事件的參與者，不是旁觀者。正如新疆記者會上大呼『政府無恥』，記者就變成了示威者。但從現實來說，記者所謂『旁觀』報導之時，其實早就主觀參與了，從角度到選材和文字的取舍，其實就是和維權者跳探戈，是一種有默契的合作。這是艾老師刺中的要害之一。觸及這點，記者就別再拿出新聞學里面那些所謂『中立客觀論』作擋箭牌了。艾教授的失望，不是沒有理由。

所以，拒絕艾教授的采訪，重點在於記者采訪維權者時的動機和心態。這只能質問自己的內心：你是抱著甚麼去采訪這些維權人的？如果沒有消費心態，我覺得拒絕是可以過得了上帝的拷問。問題是，艾教授的文字觸及的媒體丑惡地帶，的確存在。不止是中國新聞，本港新聞也是一樣。拒絕是否有罪，不是人物身份關係決定，也不是新聞理論所能定奪，而是良心應答。讀教授的文章所產生的接受反應，或許就是一把量度良心的尺。無論你上，還是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