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零六年十二月，孫明揚下令拆掉中環舊天星碼頭。筆者和一班朋友闖進碼頭工地的前兩天，在尖沙咀文化中心聽了一場講座。席上有講者提出了一個觀點，大意是香港的主體性之所以難產，由於前途談判以降，關於「解殖」的討論被「回歸」的討論掉了包。貍貓換太子我們都明白，就是李妃為宋真宗誕下的太子，卻被劉妃以剝了皮的貍貓掉了包，目的是令劉妃本人成為正室。換言之，掉包就是別有用心地以一物混淆置換另一物。
解殖，不是解除殖民地統治，不再受英帝國主義支配嗎？回歸，不就是回歸祖國，結束喪權辱國的殖民歲月嗎？解殖和回歸，不是理所當然的一回事麼？為甚麼是掉包，又是誰別有用心了？當時聽到這觀點，借周星馳的說法，就是「明就唔係好明，但聽落又好似幾有計」。
幾天之後，保衛天星抗爭開始，後來的保衛皇后碼頭、利東街、以至菜園村和廣深港高鐵等與城市發展及規劃等社會運動，甚至爭取普選、副局長政治助理等所謂大政治問題，和近年甚囂塵上的珠三角經濟文化融合等各式議題，逐漸把一開始似懂非懂的「解殖被回歸掉包」（不幸地）解釋和演繹得再明清晰不過。當年首先提出這觀點者，便是最近剛出版了《Collaborative Colonial Power》的羅永生，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的副教授，粉絲通稱他「生哥」。
走進「勾結」的秘密
生哥對殖民研究的興趣，切切實實源於他感受到自己作為香港歷史主體的一部分。八十年代初，當他還是待在中文大學學生組織的日子，時值香港前途談判，聽到戴卓爾夫人於北京人民大會堂前摔倒會偷笑；她來港宣稱三條不平等條約仍然有效時，出於抗拒殖民統治的直覺，生哥是操到當時的啟德機場向她高呼「民主回歸」示威的首批香港人。「港人治港」，加上他的當時的反殖愛國立場，回歸對他意味著香港的將來是「有他們份的」，香港將來的面貌端視他們的參與。
過渡期前半他一面倒支持回歸，六四當然是一次重大的打擊；更有研究價值的打擊，卻出現於後過渡期，「主張維持現狀，即我們認為是親殖民主義的人，卻在後過渡期竟開始話事」。此情此景，向來視為理所當然的對立——民族主義vs殖民主義——遭到無情的干擾，亦令他開始思考究竟香港百多年的殖民權力，是否總是處於民族主義的對立面，還是所謂香港本土身份，其實是殖民主義有份積極介入和構成？
六七年無線電視成立、麥理浩年代各種社會福利的提供，以至廉政公署消費者委員會的成立，流行的說法都指香港人本土身份於焉形成。歷史學者科大衛（David Faure）亦指出，英國五十年代中遭遇蘇彝士運河一役後，殖民地政策有變。六七年更發生英鎊貶值事件，科氏的結論是當時香港政府已是實質擁有高度自治，但他疑問的是香港政府「有否與香港人分享這個權力？答案很清楚的是『沒有』」。
殖民政府即使擁有充份的自治權卻不與尋常香港人分享，按羅永生的分析既非始於六十年代，殖民初期已開始行使的所謂「間接統治」（indirect rule），更是有意栽培一班高等華人，協助統治英國人無從了解也無法接觸的華人眾生的結果。書裡論及二十世紀初的何啟，便在香港以高等華人的身份，對晚清低效及腐敗的管治作猛烈批評，更認為高等華人以西化的方式重建新中國才是出路。這到底是民族主義的熱情還是帝國主義的傲慢？不重要，有意思的是何既受國內愛國主義史家的讚賞，而何啟本人在香港亦能官拜大律師及第二位華人非官守立法局議員。香港歷史及政治裡，何啟之類的人物既是舉足輕重，亦非常識裡殖民主義與民族主義的簡化二元對立能夠捕捉——這裡便藏著生哥以一整本書來處理的「勾結式殖民主義」的秘密。
不存在的香港研究
事實上，關於香港殖民史研究，以至更廣義的香港研究，一直叫人納悶。生哥認為，所謂香港研究，「幾乎是不曾真正存在」。他指出，十九世紀殖民初期有殖民地官員收集香港的資料，然而卻都是出於官職需要，是具殖民特色的「官學一體」。雖然都已成為了珍貴的歷史材料，但此中所收集的材料卻從未被整理為有主體觀點的香港論述。即使到民國年代，大量文學、電影等文化工作者由於各種原因來港，也沒為香港生產甚麼知識：國難當前的大時代，香港算甚麼？
此情況一直持續至六十年代香港中文大學成立，其人類學和社會學才有教研人員認認真真地將香港視作完整的研究對象。然而，這些研究出發點，仍然不是為整理出一套有主體觀點的香港歷史敘事。以戰後已零星開展的人類學研究為例，就是因為中國有堵不能進的鐵幕，才以研究香港如何保留了華人傳統生活方式，來充當研究中國的替代。以社會學為例，葉蔭聰亦曾撰文指出，社會學研究香港社會是「夾雜在殖民地政府轉型」的大背景裡，例如開始關注社會福利及發展新市鎮的需要。長久以來，根本無所謂香港研究這門學科。
跳出香港，從更闊的世界殖民研究的視野來看，生哥亦說，非洲及南亞等的殖民研究之所以較為有成果，是因為一般認為其經驗能「被整理出某種殖民主義的模式」。反之香港的經驗的弔詭，一方面缺乏強大的研究基礎，另一方面卻又被視為無以歸納的例外：實踐市場經濟法治自由，繁榮穩定幾乎完全正面的殖民經驗例外，中英雙方以至回歸後特區政府都瑯瑯上口的一堆像霧像花的說法。
暗渡陳倉的城市融合
缺乏對自身經驗的整理，無異於打腫臉充胖子。外表上光鮮得很，其實遮蔽了自我認識貧乏的事實。整理香港的歷史記憶及自我認識，當然不是出於戀物式的懷舊情緒，生死悠關的更是裝備自己，才能梳理當前的形勢及回應當前的問題。香港與珠三角以至大中華在經濟上的融合，多年來半威逼半利誘下已成大勢，但關於文化上身份上的融合又是個怎樣的問題？零四年《號外》的創辦人陳冠中已提出「波希米亞中國」的說法，即中港台的廣義跨城市文化及生活想像；呂大樂十多年前亦曾說七十年代見證著香港成為一個「自成一體」的社會，相隔十年後他卻指香港的地沿政治環境及競爭條件已徹底轉變，輸出文化不是問題，因為一直都輸出，亦從不是問題。
羅永生提出的「勾結式殖民主義」，基於有主體觀點地整理出香港的歷史記憶及自我認識，能夠如何理解近年火熱的文化融合討論？「如果我們的感情，曾經是建基於『香港是一個城市』，今天已轉移為全球城市體系內一種「城際市民」的想像。這種城市想像亦不再單純是相對於農村。認為上海更潮、北京更爆，所以香港和「中國」的距離拉近了——這種想法不外乎是以全中國、以至全球的城市所構成的城市體系作前提。在云云國際城市間流動的經驗，便是當下流行的城市想像的內涵」。筆者認為，要問的是，這種「全球城市」的想像，是否已去清所有殘存的「殖民城市」的胎記？又或逆向地問，如果「香港意識」內難以輕易移除的內核，不是反省自身地方及歷史經驗的結果，而只不過是「香港比中國更現代化」的（類）西方優越感，那易容變臉後的後九七香港（城市）意識，能為當下香港指路嗎？
早於梁文道為李照興的《潮爆北京》所寫，一文捲起千堆雪的序言〈一個最後一代香港文化人的告白〉、近月《文化現場》的「出香港記」專題文輯、今年八月舉行的「消失中的香港」研討會等，在融合背景下對香港文化發展及定位的討論，生哥早在他二零零七年出版的《殖民無間道》裡的一篇文章，已有如此提問：「波希米亞式跨城際浪遊生活風格興起，是象徵香港找到了世界主義作為自身的出路？還是象徵著香港地方感的再一次掏空？以及作為一個行動、實踐出發點的『本土』的流失？甚至是建立城市共同體的政治自治運動失去動力的徵兆？」，今天讀來，更覺時空錯亂。
第一次是笑話，再聽是…
活地阿倫早年的名作《annie hall》最後說了個笑話。一個人向精神科醫生說：「醫生，我阿哥傻左，以為自己是隻雞，點算？」醫生說：「送他入醫院吧」，他回應：「咁又唔得喎」，醫生追問何解，那人回答：「因為還要他生雞蛋呢」。活地阿倫以這笑話總結他對舊愛的感覺，此時此刻用來形容香港或者同樣貼切。
刊十一月九日《明報》世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