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辛亥革命一百周年，香港特別熱鬧。電影、展覽，座談，電視特輯紛至沓來，有識之士也紛紛纂文，正確的指出香港和辛亥革命的關係。這個殖民地在一百年前，曾經作為「革命基地」的事蹟，如非首次出土，也是被熱熱鬧鬧地重新解讀。

一時之間，幾十年以來香港建制辯護士灌輸關於香港是一個非政治化城市的印象，粉碎得七零八落。香港不單只不是超然於政治爭逐，自外於百年的中國歷史，反更是當中的領航燈塔。論者認為，香港既啟發了孫中山以革命建立民國的構想，也曾在革命進程中扮演過實質性的關鍵角色。在推翻千年帝制的起義當中，香港人也貢獻資源，盡心出力。

一句話，沒有香港，就沒有這些孕育民國的起義。

可是，令人納悶的是，如果香港的確曾經在這場讓帝制終結，讓民國誕生的革命中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那為甚麼這股革命的氣息，對當代的香港人來說，又是如斯隔膜？在香港社會中，這場追求民主自由，終結封建體制的革命，為甚麼又好像水過無痕似的不留下半點身影？......以致於，今時今日，你我還可以在街頭巷尾，隨便就可以碰到一些說者毫無愧色的論調，意謂「中國怎可以沒有皇帝？」

一百年過去了，歷史卻好像甚麼都沒有發生過。

余曾的世紀大辯，坊間熱鬧一天。無論它展露出「道理」與「歪理」的對比是如何懸殊，不夠廿四小時，人們都只知道，勝出的總是「歪理」。

「歪理」之勝，乃在於決定事情的不是幕前的真理，而是幕後的交易。「真理一小時」是一個小小的「真理假期」，對認真者有所交代。這種交代，也是「起錨騷」表演的一部分，何況在一個沒有判別是非能力的世界，將「真理」解讀成「辯才」，辯論就成了安撫認真者的代用品。

筆者以前用過「虚擬自由主義」去解釋香港近三十年的政治。其始作俑者就是引入這些「西式自由民主」代用品的彭定康。從去餅舖食蛋撻，到每次發表施政報告後，都會親自出席電台節目接聽聽眾提問，都是以改變香港「政治文化」為名，被大力吹捧歌頌。造騷變成親民、親民靠近民主，漸次造騷也成為港式「民主代用品文化」的必要部份。

殖民末代，主權更替在即，對那些「民主代用品」你喜歡也罷，不喜歡也罷，以假亂真也好，假戲真做也好，糊里糊塗就完成過渡。畢竟，基本法上還是寫上莊嚴承諾，希望寄託於過渡後的將來。那是終極，那是彼岸。一切皆為平穩過渡。

不過，歷史證明，一切都從未有「過渡」過。

二零零六年十二月，孫明揚下令拆掉中環舊天星碼頭。筆者和一班朋友闖進碼頭工地的前兩天，在尖沙咀文化中心聽了一場講座。席上有講者提出了一個觀點，大意是香港的主體性之所以難產，由於前途談判以降，關於「解殖」的討論被「回歸」的討論掉了包。貍貓換太子我們都明白，就是李妃為宋真宗誕下的太子，卻被劉妃以剝了皮的貍貓掉了包，目的是令劉妃本人成為正室。換言之，掉包就是別有用心地以一物混淆置換另一物。

解殖，不是解除殖民地統治，不再受英帝國主義支配嗎？回歸，不就是回歸祖國，結束喪權辱國的殖民歲月嗎？解殖和回歸，不是理所當然的一回事麼？為甚麼是掉包，又是誰別有用心了？當時聽到這觀點，借周星馳的說法，就是「明就唔係好明，但聽落又好似幾有計」。

幾天之後，保衛天星抗爭開始，後來的保衛皇后碼頭、利東街、以至菜園村和廣深港高鐵等與城市發展及規劃等社會運動，甚至爭取普選、副局長政治助理等所謂大政治問題，和近年甚囂塵上的珠三角經濟文化融合等各式議題，逐漸把一開始似懂非懂的「解殖被回歸掉包」（不幸地）解釋和演繹得再明清晰不過。當年首先提出這觀點者，便是最近剛出版了《Collaborative Colonial Power》的羅永生，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的副教授，粉絲通稱他「生哥」。

走進「勾結」的秘密

編輯朱凱迪按：石崗菜園村保留運動步入關鍵階段。政府就走線的憲報反對期將於六月廿九日結束，隨後港鐵會交出環境影響評論供公眾諮詢，立法會也會開始就六百三十億的撥款作審議。希望大家用點時間了解事件，並付諸行動，詳情可到「反對廣深港高鐵規劃行動呼籲」

給各世代的香港人﹕

德國哲學家尼采曾經提到「永劫回歸」（Eternal Recurrence）這個觀念，他認為過去某個時間點曾發生過的事情，在未來會以同等形式，人事時地物完全相同的情況下再次重現，有限的物質能量在無限的時間河流裡，不斷循環，直到永恆。這個概念在應用於現今香港發展，實在曉有深義。尤其是在菜園村的抗爭之中，我們不難發現，整個香港現正重複地在她的歷史軌跡上徘徊，向左走，還是右走﹖似乎只在一念之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