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近日的港聞，得知五區總辭導致泛民分裂，繼而前民主黨主席李柱銘今天高呼要「勒住」總辭。一時間，彷彿香港的政治文化又回到「大佬文化」－－誰都要聽聽民主之父的說法（縱然其說法是如何前後矛盾！）。
接著，又看到李祖喬在其xanga的文章（http://lichokiu.wordpress.com/)論及社會科學圈內「政政人 VS 文化研究人」與「第二代香港人 VS 第四代香港人」對不同政治策略（「議會內 VS 議會外」及「妥協 VS 激進」）的取態。我個人很認同李祖喬的分析，現時香港的政治文化不單有世代衝突，就連社會科學圈內亦有分裂。突然間，令我想到的，是羅永生所說的「勾結式殖民主義」。
然而，縱然我們現在談的無論是2012、2017，抑或是2020 的方案和策略，彷彿大家都持著十分長遠的眼光來審時度世。但其實各家所談的，歸根究底，都只是政治體制的安排。這種只顧政治體制的論爭，以及其觀點。恕我直言，其實是十分短視和膚淺的。有見及此，我想在這篇短文中提出初歩的長遠分析，以及把「階級」的角度重新帶回香港政治鬥爭的討論中，望能疏理出一套較有深度的政治分析。
首先，我得承認，我所使用的分析框架，是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的階級關係框架。對很多人來說，只是聽到馬克思這個名詞，就已經沒有興趣去了解，並稱之落後而將其揚棄。然而，對我來說，不同的理論和概念就像不同的視窗，帶你看到和分析不同的東西。而透過馬克思的框架，我看到的是：政改方案其實是一個階級計劃（class project)。
一． 「利潤─工資－地租」的階級關係公式
在馬克思的資本論第三冊第XLVIII章中，馬克思提出了所謂的「三位一體」的階級關係公式（The Trinity Formula)。馬克思提出，階級關係以三位一體的形式出現，而這種三位一體的形式又以「利潤─工資－地租」（profit-wage-rent) 的姿態來反映「資本－工人－土地」(capital-labour-land) 的關係。從這種階級關係的形態，我們可以針對「利潤」[尤其是所謂的「利息」(interest)]、「工資」和「地租」來分析現時香港的階級情況。這種分析的路徑，令我們能將十分抽象又不精細的「利潤（Revenue）」的概念加以分類，從中找出資本主義體系的資本累積渠道(mechanism)。
首先，我們得認清一個事實。無論你怎樣說，我們的政府，都是一個為資本家服務的政府。「利益輸送」和「官商勾結」的事實是人所共知的。然而，這些口號始終不能令人們了解到當中的「輸送渠道」和「勾結方式」。然則，「利益輸送」和「官商勾結」的事實在近幾年顯得尤其突出。而暴露這個事實的又有賴近年來香港社運圈所涉足的議題，在在都令大家看清所謂「利益輸送」和「官商勾結」的渠道。
二。 利潤／資本
在利潤／利息累積方面，當中涉及資本主義中金融資本(financial capital)和銀行的角色。簡單地說，金融資本能在資本主義出現危機時，或在巿場出現波動時，幫助資本家紓解一時間資本不足的困境。故此，要維持一個穩定和靈活的金融體制對資本家來說是十分重要的。而要維持這種穩定而靈活的金融體制，又需要一個敢為資本家效勞的政府。在這方面，香港的金融體制又確實如此。
先說聯繫匯率，自聯繫匯率確立以來，其最重要目的莫過於令資本家避免因港幣與美金之間的匯率波動而蒙受損失。然而，香港資本家在聯繫匯率上的得益是建基於勞動階級的痛苦身上的。由於聯繫匯率的確立，在通脹嚴重或持續增長的情況下，香港政府便不能像其他匯率自由浮動的國家一樣，利用息口來壓抑通脹。而當通脹高企的情況下，工人（在沒有最低工資的政策下）便需個人地與僱主進行討價還價，以求實質工資能趕上通脹的水平。
接著，說說政府維持金融體制方面的工夫，最好的個案依然是九七年的亞洲金融風暴。港府當時的千億救巿，對抗大鱷，當中一個很大的因素是為了維持聯繫匯率。但政府此舉和往後三年的通縮和失業率颩升，亦令我們看出另一個事實：當資本主義危機出現時，為資本家服務的政府，在面對取捨金融體制的穩健和社會大多數的勞動階級的福祉之間，政府總是會選擇前者的。
三．工資／勞工
在工資／勞工方面，在馬克思的分析上佔有主導地位。馬克思認為資本累積的最基本單位來自勞動力，而有效地控制和獲得勞動力又是資本累積的條件。在資本論第一冊的第十章中，馬克思利用大量歷史資料，引証在勞工法上工時的規管往往是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的鬥爭焦點。當中馬克思又在舖陳這鬥爭過程中，資產階級政府如何透過在勞工法上的修修補補，名義上提出「改良主義(reformism)」的階級妥協安排。實際是在短期上消弭工人階級的抗爭意識，長期上對工人階級進行「社會化」（socialization)，使工人階級適應所謂合理的「工時」、「工資」和「工作生活」（work life)的安排。
說香港政府一直以來都是打壓勞工階級絕對不是過份和誇張。香港現時在勞工法例上的立法，容我斗膽說，在工時限制上比起十九世紀中業的英國還要差。英國在1833年開始引入工廠法(Factory Act)，規管童工不得每天工作超過十二小時。接著在1850年正式實施每天十小時的最高工時限制。至於最低工資上，香港的勞工法又比我們的祖國差，中國自1993年以來引進新勞動法，當中包括最低工資和最高工時（每天正常工時8小時，每星期40小時，每月超時工作不得超過36小時），訂明地方政府可以因應該巿的經濟情況而調整最低工資。雖然我們知道在吸引外資的前題下，這些法規在中國大陸都很難實行。然而，相較香港政府來說，既無最高工時的限制，更在最低工資的政策上一拖再拖，最後還在訂立合理最低工資的水平上採取資本家的方案。然而，當我們對照19世紀英國的情況，我們便會發現，香港的工人階級由於在殖民地年代便一直被殖民地政府進行社會化，並將這種剝削的工作模式美化為經濟增長的動力。再加上這些資產階級政府的階級策略又得到不少學術圈內的論述推波助瀾（最明顯的莫過於「階級分析乃明日黃花」之說），使得香港的工人階級意識一直長期被壓抑。而在學術圈內揚棄階級分析的結果又令階級研究在香港處於十分落後的情況，不能追上進入後工業社會的政治經濟佈局。
四．土地／地租
至於在土地／地租方面，長久以來香港都是以高地價政策來維持香港政府的非經常性收入，從以維持低稅率和其他對資產階及優惠政策。而令人驚訝的是，當我們閱讀馬克思的資本論第一冊的最後三頁時，這種高地價政策，其實便是馬克思所謂的「原始累積的秘密」。馬克思指出，在十九世紀，英國政府在殖民美國時，由於當時的美國原住民仍能自給自足，不需出賣勞動力來為資本家服務，使英國政府在該地的資本累積計劃處處碰釘。最後，英國政府想出一條出「絕世好橋」：就是利用殖民政府獨有的「皇家土地擁有權」來將原住民的土地收歸政府所有，並將之高價拍賣。這政策不單令自給自足的原住民不能再擁有自己的土地來維持生計，就連住的地方都沒有，最終只能出賣自己的勞動力，為資本家效勞，甘心地被受剝削。
當我讀到馬克思談級英國政府的「絕世好橋」時，頓時便能理解創世紀中的「無殼蝸牛」是如何誔生的。而更重要的是，要使這條「絕世好橋」能在後殖民年代的香港反覆使用和恒之有效，香港政府便需要在不同的渠道保持在土地擁有和使用權上有絕對的操控權。幸得近年來香港的社會運動不斷在地方和空間使用上與政府和資本家對壘，方能使我們逐歩了解政府如何透過委任城規會的主席和成員的過程中，安插大量的地產商和能在重建的過程中獲利的界別（例如測量界），使政府在土地發展上取得百份百的主導權。
五． 政改作為階級計劃
利用馬克思「三位一體」的階級關係框架，使我們得知香港社會作為資本主義社會的某些資本累積渠道。回到與政治體制的長遠安排上，由於資本家在「利潤─工資－地租」上都需要一個向其靠攏的政府不會因為工人階級的壓力而「縮沙」，以及能在出現資本主義危機時能果斷地捨棄作為多數的工人階級，以保穩定的金融體制。故此，一個能使資本家主導的立法議會（功能組別的存在）和保持行政機構能靈活和有效率地運作（行政主導的必要）──少則在金管局和城規會等機關的委任上，大則在聯繫匯率和最低工資的立法上── 都是至為重要的！
一言以敝之，政改其實徹頭徹尾是一個階級計劃（class project）！
後記：
在這篇文在本人的xanga 刊出之時，很不幸地，公民黨以「大局為重」為由，決定重新考慮是否参與總辭。這令我不禁想問：所為的「大局」是什麼？是繼續令這些了無新意的政改方案繼續再次番叮下去，還是希望令泛民繼續能出入立法會議事廳？說到底，在民主黨（再加上現在的公民黨）的立場，繼續能坐在議事廳內，比任何也要重要──縱使是要犧牲和無了期的推後港人的普選投票權。
從同情的角度來看，我們可以諒解華叔和馬丁。他們從殖民地年代起一直為爭取進入立法局，到現時泛民有過半數的否決權，在在都是他們戎馬半生的心血結晶。假如真的總辭，最後補選失敗，某程度上便等於將他們半生心血毀於一旦。而那些不斷在輿論上反對總辭，而又以理性計算的社會科學家，也不難理解他們的做法。只要想想他們在之前兩次選舉上如何為盡心盡力為泛民作出協調，便可知他們是如何的相信「政黨政治是香港政制發展的出路」。一下止要他們相信所謂「議會外」和「激進」的邏輯，便可以想像他們的反彈是何等的正常。
但從長遠利益角度作出考量，其實明眼人都知，無論政府今次的政改方案是否能通過，結果都是一樣：民主黨和公民黨都能繼續在議會內佔上一定議席，而且還會是長玩長有。你說民主黨和公民黨不是當中的既得利益者，也很難說得過去。再想深一層和陰謀論一些，現時民主黨不斷強調議會內否決權的重要，又不斷嚇人的話：「沒有否決權，廿三條會番來！」。但正如練乙錚所預測，泛民的否決權遲早都會衰失。到時候，政府真的想推出廿三條便只是遲早的事。又正如李祖喬的分析，民主黨和民建聯除了民主議題外，根本就沒有很大的分別（可能在民生議題上還比民建聯為差）。那麼在我們看清，原來什麼「民主大過天」的榥子背後，亦只不過是「議席先係堅」的道理後，作為真心支持民主和想盡快有真正的雙普選的選民來說，我還有什麼理由要投票予泛民。
但我依然強調，政改的底蘊依然是階級問題，政黨政治只是煙霧。在民主黨和公民黨的「長玩」下，香港的資產階級政府便可以名正言順地繼續進行資產階級統治，在不同的立法和政策領域都可以繼續壓制工人階級。當中，這種資產階級統治的認受性某部分又是來自民主黨和公民黨的選票。可悲的是，民主黨和公民黨所強調其中產和專業中產的階級立場（某個意義上是既不認為自己是資產階級政黨，也不認為自己是工人階級政黨），都明顯地點出對工人階級有利的政策在議會上都很大機會不能得到他們的支持（更何況是在有功能組別的的分組點票機制下！）。
故此，現時香港的政治制度和政府所提的政改方案，都是為了使其階級政策得以繼續。當中這階級政策又需要給予泛民政黨一些参與政治制度的空間，從中獲取階級統治的認同。而功能組別的存在只是為防範泛民這匹野馬一旦脱繩提出有利工人階級的政策時所設下的一度關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