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運

[陳敬慈]一些回憶:以支持陳巧文和叛逆的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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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陳敬慈(1999年香港大學學生會會長,現任教城市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

我不認識陳巧文,儘管這個名字在報紙上看了很多次。寫這篇文章支持她,是自感內心無法逃避的一點責任。2000年,包括我自己在內的所謂「學聯五子」被拘捕時,一波又一波的的社會動員,來自大學校方和大學老師,來自學運老鬼,來自社運團體,來自基層工會……以專業意見,以聯署聲明,以遊行示威的形式聲援我們,最後迫使政府放棄起訴。

今天和未來,當陳巧文和她的同代人,受到來自政府的不合理對待,或受到諸如偷拍的騷擾時,更加值得廣泛的社會支持。是她們,爲社會改革的可能性,拓展開了一個新的局面。2010年元旦游行,我留到最後,目睹了年青人們的憤怒和騷動。我站在旁邊,感受到其中的氣氛。一位朋友在Facebook留言:天道輪回,仿如隔世﹗置身中聯辦年輕人群中,想起的是當年衝擊新華社……不同的是感到她/他們比我更有膽色﹗我回應說:我有深刻印象的是不一樣的人數和氣氛,不再是個別人的勇氣。

對於陳巧文,儘管欣賞她發動罷免陳一諤,知道她一人揮動雪山獅子,看到她昂步於人前的姿態,可要爲支持一個人寫東西還是有很大猶豫。因爲我認爲所謂80年後的叛逆,是一個時代的轉變,這時代是回歸以來兩次經濟危機的産物,是從2003年7月1日50萬人進維園,7月10日10萬人包圍立法,2005年12月「Down Down WTO」的呼聲,到近年的保護天星、皇后碼頭、利東街的鬥爭……一步步地走過來的。

今天我終於决心寫點東西支持她,也是想借10年前的回憶,看看我們的社會和大學發生了怎麽樣的變化。作爲港大校友,我頻密地收到校長的電郵。例如,一到倫敦《泰晤士報》公布全球大學的排名,徐立之校長比起我工作的大學更快地發來電郵,不忘和校友們分享他的喜悅。2007年最高的排名是全球18。徐校長說,他超額完成任務了。

元旦遊行之後,陳巧文的家人收到警方的騷擾。她出席電臺節目,警察在門口等他,馬上將她拘留。這樣的事,10年之前,發生過,發生在我和港大、中大、科大的5 、6位同學身上。2000年初,身爲財政司司長的曾蔭權到港大演講,講「再創香港的優勢”,我們去抗議,口號是“創造誰的優勢?」。曾在論壇上透露,政府在考慮大學分科收費。4月,我們游行抗議,反對大學分科收費,「教育是人權,反對教育商品化」。6月25日,學聯舉行游行,“悼念” 人大釋法一周年,和爭取居港權的朋友在政府總部通宵靜坐。第二天清晨,被胡椒噴霧武力清場,想投訴可也沒有什麽好的門路。可是大約8月份吧,入境處發生縱火案。本來這和4月的反分科收費和6月的反人大釋法就沒有什麽關係。但突然間,先是我們的家人受到騷擾,後就是用不同的方法前後兩次拘捕我們。

陳巧文今天所經歷的警方的行爲,和10年前我們的遭遇相似。可是,陳巧文是不幸的,國際排名不斷上升的港大,已經忘記了大學的初衷。我在大學的四年也是鄭耀宗校長在港大的四年。鄭校長後來在民調事件中被趕下臺了。從清洗六四屠城標語,到阻止國殤之柱,到校政改革,我寫的批評鄭的文章已經忘記多少了。可是,當我和2000年的學生會會長張韻琪被警方拘捕的消息經傳媒傳出後的當天,大學就致電張韻琪,表示校方已經派出法律系的老師協助我們。港大的這一做法也得到中大的積極回應,他們也派出顧問律師協助中大的同學。

透過傳媒,我們瞭解到在陳巧文被捕之後,徐立之校長這樣回應說,警方仍未落案檢控陳巧文,目前不應猜測,而按照港大規程,若學生被法庭定罪,會將事件交學生紀律委員會處理,強調不容港大學生有任何不法及暴力行為。港大90周年的紀念刊,取名《90年的承傳》。自由、開放和包容,向來是港大的傳統。 1997年6月4日晚上,在大學道校長宿舍門口發生警民衝突之後,鄭耀宗從海外趕回來,和學生會開會後與會長王振星召開記者招待會,他說,那麽多有爭議性的事件發生在港大,說明港大是培養領袖的地方。當然我知道鄭的說法也是公關的技巧,可是,將學生積極參與社會運動的熱忱容易爲“不法及暴力行為”也不應出之一位大學校長之口。徐校長是60年代的過來人,沒有那個年代的青年激進運動,美國總統奧巴馬可能還無法進入白人專用的公園。40年後,人們再次爲青年學生運動喝彩。

對徐的言論,港大官員好像回應說,這是媒體的斷章取義。1999年的5月,港大學生會向部分傳媒放出風聲,可能會在6月4日深夜在校園永久樹立國殤之柱。傳媒報告消息的同時也引述當時的外務處處長陳均潤說,學生必須向校方申請,否則可能紀律處分的話云云。報道一出,我還未有向校方寫信抗議,陳處長就來信解釋,說這不是他的願意。陳在民調事件中和鄭校長一樣提早退休了,不過不是干預學術自由,而是在處理事件中技巧不足,大學請來公關公司代替他的角色。可是,我想,起碼在1999年的事件,他比今天的徐校長强。

我不知道徐校長有沒有向陳巧文寫信解釋是傳媒曲解了他的意思,他的真正立場是什麽,或許徐校長是不會這樣做的,因爲陳處長當年有的校內外道德壓力,徐校長不必面對了。所以陳巧文的不幸,不僅在於遇到一位忘記大學的初衷是推動社會進步的校長,而是一個對青年激進運動開始恐懼的主流社會。像香港這樣的發達資本主義都市,社會是大財團、大資本家控制,具體却是由專業集團或者人們慣用的用詞“中産階級”操作的,教授、律師、記者……在廣泛意義上都是這個專業集團的一部分。2000年民調事件後,爲數不多的學生包圍港大校長宿舍。社會學的一位老師以匿名的形式在《明報》寫文章,支持學生和批評校長。可今天,老實說,除了人數以百倍增長,與警察的互動形式上,並沒有大的變化。不是嗎?1999年當陳方安生在立法會提出議案,要求提請人大釋法時,我們拿著 “奠法治已死”的花圈,衝到立法會的門口,貼近走廊。可比較陳巧文與她的一代,10年前的我們是幸運的。社會學老師寫匿名文支持我們,法律系老師陪著我們上警署。可今天,不但沒有港大法律系老師陪陳巧文上警署,相反地,同樣是來自港大,提出「世代論」的社會學教授呂大樂在《信報》寫具名文章,這樣教訓80 年後的一代:「衝擊立法會超出和平抗爭範圍,而對於這種鬥爭的手段,我不表贊同」。

我不敢那麽快地下結論說,中産階級一定是犬儒的,因爲老實說,10年來,不知多少自認爲中産階級的人向下流動了,即使是被稱爲專業人士的也面對越來越難以忍受的生活和工作壓力。在廣泛意義上,我仍然視他們爲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儘管在很多具體事件上,他們的利益和來自基層家庭的人不一樣。可是,我比較肯定地的是,越來越多的人加入劇烈抗爭,已經令專業人士/中産階級不安和恐懼了。簡單地說,他們怕亂。長毛在1月16日淩晨,對著數千年青人做總結發言,他說,這不是什麽世代之爭,這是年輕人引導的階級戰爭!台下掌聲雷動,聽得出,那不是禮貌式的回應。假如理性和和平的口號可以爭取到平等和正義,我不認爲有人會願意用身體去抗爭。香港專業人士/中産階級對所謂「暴力」的恐懼是一種情意結,這種情意結經不起理性的或感性的考驗。理性的一面,可以我們探索目前的香港,除了80年後青年所引領的方式以外,還有什麽方式可以爲社會爭取到民主,自由和平等?我們也可以參考歷史的經驗,過去人們是怎樣爭取民主,自由和平等的?感性的一種形式是,我們一起去聆聽和觀察,在1月1日的傍晚,在1月16日的淩晨,站在人群的旁邊,去聆聽去觀察去感受,你一定會開始疑惑,什麽才是暴力。在這基礎上,我們才能辯論什麽是暴力?或者是不是所有的「暴力」都是不合理和不可取的。

令我下决心爲陳巧文寫點東西的是,1999年幷肩在校園開展“抗議性暴力”運動的朋友憤怒地告訴我,《東方新地》跟踪和偷拍陳巧文。她問我,“我們能做什麽”。「能做什麽?」這幾個字提醒我,必須和陳巧文在一起,儘管我不認識她。1998年底,一批聲稱是港大女生宿舍偷拍的相片先在網絡流傳,後有傳媒報道和轉載。校方對此輕描淡寫,提醒女生在宿舍要小心關窗簾云云。事件促成了校園女性主義小組「XX小組」的成立,開始在校園推動教育工作,校方代表和學生會會長都被邀請出席論壇,接受意見和批評。不管是校方還是學生會都受到壓力。1999年初,事件再次發生,剛剛上任的學生會理事會與「XX小組」合作,在校園舉行游行和一系列的討論會,要求校方調查事件。學生會幷第一時間報了警並獲審理。事件過後,偷拍的元凶沒有抓到,可是大學應「XX小組」和學生會的要求,設立了級別等同學院院長的平等機會主任,在香港的大學中應該屬先例。同樣的,我們溯古思今,當陳巧文受到傳媒的騷擾時,港大的平等機會主任和警方有沒有爲陳巧文提供協助?

想起這些,就必然想起60年代的學運,不是那一代人的叛逆,就不會有今天人們對性別、種族和保育問題的敏感和醒覺。今天80年後的叛逆,和60年代西方戰後一代的叛逆一樣,已經爲我們帶來文化上、觀念上,至于社會結構上的衝擊。1968年的巴黎,學生霸佔大學的教學大樓。這不是對與錯的問題,在某種社會條件下,就必然出現某種社會現象。當學生走向叛逆,而大學却變得保守,那麽衝突就更難避免。

圖片﹕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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