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區總辭在即，各路人馬本來蓄勢待發爭奪議席，近日卻因「起義」這個修辭引來靠近中央的建制派強烈批評，甚至躍躍欲試的自由黨也聞風而打退堂鼓。明眼人一看便知，「起義」一詞，說說而已。將「起義」理解為武力推翻政府，便如將「群策創新天」理解為修補大氣層一樣好笑。即使「起義」最原初的詞義的確與武力和流血相關，那又如何？泛民的選民又不是摘葉飛花俱可傷人的武功高手，難道還可以拿着選票幹革命嗎？聰明的建制派為何如此忌憚？
現行體制是結構暴力
反高鐵運動的參與者圍堵立法會之後，坊間一些論者認為當晚事件超出和平抗爭，社會不應接受這種暴力行為。在這些說法中，「和平」與「暴力」彷彿可以用「破壞社會秩序」（特首語）來輕易界定。然而，這種簡單理解其實無法回應很多問題。例如，中央政府以言入罪，囚禁劉曉波，過程兵不血刃，也維持了社會秩序（說白了就是政權穩定），這樣的行為又是否不暴力？
和平研究的奠基學者 Johan Galtung，沒有狹窄地把既有法律或形式民主的規範，視為決定暴力與否的準則。 Galtung早在六十年代，已提出暴力包括「直接暴力」和「結構暴力」。前者是直接施加於肉體的傷害，以及各種相關的壓迫，例如毆打、監禁、戰爭；後者卻是通過政治經濟體制造成的社會不公，例如貧窮、歧視、社會不平等。現行政府和議會的體制，重重剝奪了人民的政治參與權利，造成種種社會問題，正正便是非常明顯的結構暴力。
圍堵立法會之夜，面對不民主議會的決策，眼看菜園村村民勢將家園盡毀，示威者移開或闖過警方鐵馬，要求鄭汝樺與群眾對話。其間雖然出現肢體衝突，但絕大部份示威者都沒有意圖傷害任何人身體，連直接暴力都談不上。這種性質和程度的衝突，卻竟然被某些論者批評為不能接受的「暴力」。荒謬之處，直如譴責被強姦的受害人太過暴力，因為在反抗時抓損了施暴者的皮膚。簡言之，就是不斷強調一些似是而非的直接暴力，以轉移大眾對結構暴力的關注。
將抗議者抹黑成怪獸
當下政府和某些論者不斷強調的「和平理性」，正是起了這種轉移視線的作用。「和平理性」其實沒有指向真正的和平和理性，一如中央政府不斷強調的「和諧」，只是社會矛盾的掩蓋。「和平理性」，不過是結合殖民遺緒而誕下的香港版「和諧」。它就像魔咒，將一切擾亂或動搖既有體制的抗議者，通通抹黑成怪獸，藉此誘騙大眾永遠遵從於當權者訂下的遊戲規則，不知不覺地將注意力從體制的暴力，轉向變成怪獸的抗議者。
惟有在這樣的脈絡下，我們才能明白「起義」一詞，何以會挑動了這麼多敏感神經。「起義」，就是宣佈政權合法性破產，人民要推翻既有體制，重奪應有權利的宣言。只是五區公投不過是借用既有制度，合法地宣示民意，說成「起義」未免有點自吹自擂。若嫌太激，不如改為「全民抗暴」，強調體制的暴力和人民抗暴的決心，可能更符合五區公投的題旨。
作者乃一月十六日圍堵立法會參與者
原刊於1月26日《蘋果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