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事前授權、無事前諮詢、無事後追認
戚本盛
【認受的本質】
2010年6月28日晚，我列席教協會的理事會，發言建議教協會面見會員，交代在政制改革中決定採取妥協立場的決定，本質上就是「認受」(legitimacy)的問題。這是民主理念的核心之一。教協理事長年爭取民主，斷不可能不認識其重要的。我以為已經是常識，不必多說，而竟然在2010年的今天，仍然要一說再說，那其實何等可悲呢。
【選舉的認受以政綱承諾為基礎】
現代文明社會裡，選舉作為取得認受的主要手段，是任何會社組織，由學生會到業主立案法團，由職工會到政黨以致政府所廣泛採用。教協會理事會也是得到會員一人一票選舉授權的。這選舉過程其實也可看成一個訂約過程，候選內閣參選，發表政綱，諮詢會員，會員信任便投其一票，可說是接受政綱的承諾，理事會當選後也應按其政綱承諾推動會務。
【理事會政綱與妥協立場落差甚大】
問題是，教協會現屆理事會政綱中的「爭取民主政制 盡快落實雙普選」和同意民主黨的妥協方案，有著很大落差。同時，和參加普選聯時的《政制改革宣言》，也有顯著不同。本年4月教協會員代表大會通過理事會選舉結果時，大家的參照是理事會的政綱和普選聯的《宣言》，換言之，教協最後的妥協立場，與選舉所認受的，有著實質的差距。
【教協沒有公投制度】
有時，礙於形勢有變，政綱的承諾或許不適用於當前形勢。遇到這種情況而又事關重大的話，最理想的仍然是由公決的制度例如全民投票來尋求會員的授權，在不少會社組織中，公決的地位是等同選舉的。教協沒有公決的制度，則理事會便應及時諮詢，務求能夠在決策前了解會員的意向，並以此為據跟進工作。在過去，教協採取事前諮詢的例子比比皆是，略舉近年的就有如下多項：1998.09.14發表《建議簡化中六收生程序諮詢稿》，1998.10.12 發表《回應大學三改四改制諮詢稿》，1999.11.08開始關於教育改革徵集教師意見，2005年1月發表的《改革高中及高等教育學制‧教師意見調查》，2005.05.09發表的《專科教學津貼‧問卷調查》，2006.07.04發表的《中學殺校政策.意見調查》，2007.05.03與教統局會面提出五大權益訴求，五天後即2007.05.08就邀請會員代表出席諮詢會。
【教協沒有及時諮詢】
可是，自2009年11月政府發表諮詢文件，至2010年4月發表正式文件，教協會卻無任何諮詢。如果說工作繁忙，掛一漏萬，則2010年3月29日，會長馮偉華出席網上電台節目《青台有香聞》時，同場嘉賓陳偉業多次問馮會否召開會員大會，馮當時清清楚楚的答「會返回教協商量有沒有需要召開」。在6月23日投票前，教協的確不曾召開任何會員大會，究竟，是教協理事會有商量過而不召開呢，還是根本沒討論過？箇中緣由又是甚麼？教協理事會於此是欠會員一個交代的。
【為甚麼陳洪回答會員曾開會員大會？】
這裡也有一件相關的事須予澄清。6月21 日，一位會員到教協銅鑼灣會所質詢張文光，據香港電台錄製的片段所見，張文光當時已答「沒有」，但據該教師轉述，當晚權益及投訴部主任陳洪「堅稱有開會員大會」，於此，須予澄清的是，究竟教協曾經召開會員大會，還是陳洪偷換概念，以4月底的會員代表大會等同他口中的「會員大會」？
【發表文章不能等同諮詢】
再說，《教協報》的確曾經在2010.04.28發表過馬嶽的《普選聯政改方案介紹》，中間有現在的妥協方案，但發表這篇文章，決不能取代恰當的諮詢。馮偉華在2010.06.28的《教協報》指「其實早於3月時，普選聯已公布了全面落實普選的全盤方案，《教協報》也曾全版刊登，當中除了交代2016年和2020年立法會選舉的安排，亦包括了2012年「一人兩票」方案，可惜未能引起會員及公眾關注。」我希望他不是暗示這已等同諮詢，也不是間接諉過會員。因為，很簡單，當時介紹的任何方案，如馮自己在上引文章中說，是一套全面的方案，如果教協最後投票支持的是這一整套的方案，則程序自無不當，但最後退讓至最次要的妥協方案，理事會在政綱中承諾爭取的「落實雙普選」卻全然落空，連一個說法也沒有就去支持政府了，則是值得詳加追究的。
【時間急迫與馮偉華說法矛盾】
當然，有時我們也會明白，時間如果太急迫，則或許真的不能作事前諮詢。教協理事會似乎也以此為解釋。2010.06.28的《教協報》由理事會署名的文章中便有這樣的說法：「事件在6月23日投票前兩天發生急變，教協理事在6月21日晚的理事會上，的確有為諮詢會員的問題反覆討論，但時間根本不容許有效的諮詢。」可是，這樣的說法正好和馮偉華上引的文章所說的自相矛盾，因為，既然方案早已在4月的《教協報》發表過，即已可就方案的各選項諮詢教師。教協理事一直強調教師對於政改的意見紛紜，爭議很大，也正因爭議很大，更要小心行事，及早諮詢，而決不是像現在這樣，一句負上政治責任，便可以不作任何事前(6.23表決前)諮詢。
【單向陳述不能取得事後認受】
再退一步說，表決前不諮詢，表決後也要取得認受，這當然並不理想，但總比沒有認受好。這種事後追認(endorse)，也可以運用公決制度，但教協會沒有全民投票的制度，按現行會章，則可以召開特別會員代表大會。除此以外，則已沒有其他機制取得會員的事後追認。再其次的，例如沒有決策地位的會員大會，則只能是意見交流。意見交流當然也是好事，交流以互動為佳，面談、會議自然較適合，在《教協報》解釋，然後請會員有意見的來函來稿，已經不夠互動。但像如今，只單向地發電郵，讓會員下載張文光的電台訪問錄音，只在《教協報》陳述意見，這些是決不能取得會員的事後追認的。
【抽樣調查效度太弱】
2010.06.28的最新發展是，理事會決定以抽樣調查的形式查詢會員的意見。有關內容目前當未得知，我們不能置評，當然，如果可以交給中立的民意調查機構進行，那當然更為可靠，但這其實與交流會議沒有矛盾。其實，如果可信而有效的意見調查可以及早進行，則當可作為6.23投票的參考依據。事後追認仍然以抽樣調查的方式進行，則恐怕效度也太弱，太易為人所批評了。
【教師群起要求選特首】
政改是全社會關注並爭議極大的事，教協會竟不尋求有效認受，又不作認真的諮詢，而單靠會員於理事會換屆時的信任票，以及會員代表大會通過的工作報告，實在匪夷所思。究竟理事會是否自信掌握教師意見，早已決定無需認受，不必諮詢呢？觀乎教師這次迴響之大，甚至有教師到教協會舉牌當面向張文光質詢，則教協理事會的決定是否與教師意見有所落差，已是不爭的事實。一位網友在「教育界選民要求張文光議員反對政改方案」網頁的留言謂：『當一班老師群起要求「我要選特首」時，張文光竟然提出區議會方案。』正好顯出理事會決定與前線教師的差距。
【不應只訴諸選民懲罰】
選舉制度的最後一著，是選民下次選舉時的投票意向，其邏輯是，在改變立場的政治人物(在教協會的例子是理事會)尋求連任時，選民不再給其投票來作出懲罰。民主黨劉慧卿多番違反選舉承諾，更公然自認改變立場，卻不像日本前首相鳩山鞠躬下台，便明顯採取這種「選民懲罰」的思維。可是，教協會作為一個教師工會，應該有比劉慧卿有更高的道德要求，而不把實踐選舉承諾當作單純的選票交易，像在撒野一般：「我(理事會)上台後可以不依選舉承諾而為所欲為，最多兩年後會員可以不再選我。」以目前教協會的制度來說，要求理事會中途接受問責下台已屬妙想天開，至今除了偶然的情緒宣洩，也沒有認真的要求理事會下台的聲音，我也不同意理事會如今的錯誤是大得要下台謝罪，但如果理事會還乞靈於這種撒野態度，則恐怕更難使人信服。其實，教師有理由要求教協理事會在上述「選民懲罰」的制度以外做得更多和更好，而理事會也斷非沒有這種能力，可是仍然拒絕充份和全面的尋求教師對其妥協的認受，則難免更啟人疑竇，為甚麼理事會要這樣不顧恰當程序而硬闖這一關。
【事前授權、事前諮詢、事後追認 皆不及格】
本文只就教協理事會這次妥協的認受作出討論，還未及於妥協方案本身實質上的、內容上的觀點。簡言之，這次事件中，單就認受而論，事前授權、事前諮詢、事後追認這常見的三個步驟，教協理事會均不予採用，這已有足夠理由令人質疑，為甚麼他們甘冒這樣強烈的批評，以致棄認受於不顧，卻為那個乏善足陳的妥協方案背書？(2010.06.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