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當談起「仇富」現象，論者總愛說，人們不是按階級血緣來仇恨「有錢人」，而是反對部分資本家的巧取豪奪和政治特權。通過理性澄清，問題好像給消解了不少。不過， 「仇富」現象似乎不單是針對個別情况，而是深入社會病態的骨髓，關乎政治結構和文化兩面。
「仇富」之「富」並非指，大樹下的枯枝地產商，而是過渡期奠立的特區政經結構，引用前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許家屯的話：「未來的港人治港，其性質是資產階級為主體的各階層聯合政府。」因此，人們「仇」的是如此的政治結構，「仇恨」與之勾結的城市規劃部門、立法會功能組別和自我審查的大眾傳播等。凡此種種，絕非偶然和個別，而是常態和普遍的社會現象。換句話，仇恨是結構性的。
進一步，一些情况說明，人們懼怕的是「仇恨」本身。例如，在馬尼拉人質慘劇中，有作家竟從事件看見「好處」，認為它為香港帶來久違了的凝聚和團結，並囑咐各方收起那些「仇乜仇物」云云。可見，他不滿的是憤世嫉俗的激烈情感和政治文化，而這不滿在香港又很常見。因此，要澄清的不僅「仇富」之「富」，而是「仇」字本身。
「仇」，並不可怕，且在我們的文化中遺下強大的力量。舊約中，有「以眼還眼、以牙還牙」的講法；愛憎分明的作家魯迅寫過一篇疑似遺囑的文章：「歐洲人臨死時，往往有一種儀式，是請別人寬恕，自己也寬恕了別人。我的怨敵可謂多矣，倘有新式的人問起我來……決定的是：讓他們怨恨下去，我也一個都不寬恕」；經典的港產電影，如《英雄本色》、《監獄風雲》和《旺角卡門》，通過不同的故事情節，訴說着同一的復仇道理：男主角為了尊嚴，不再忍讓，行動起來，重奪原來屬於自己的東西，讓作惡者得惡報。這些言語態度難道不都記憶猶新嗎？
以上例子，道出了「仇」那被忽路的一面。美國哲學家索羅門（Robert C.Solomon）說得清楚：「仇」的感覺，緣起於自身受到的侵犯或怠慢，但它不止於此，而是進一步追究責任誰屬；而「復仇」，是一種具敵意的實踐（不僅旁觀地怨艾），它意圖取消、緩減那一侵犯或怠慢，希望「扯平」，讓世界回復平衡(前提是失衡經已出現)。在「仇富」現象中，「仇」指向的並非「私怨」，而是「公仇」；報復的方式也是公共的，是針對特權或巧取豪奪的任何蛛絲馬迹，全情投入的監視、咒罵、批判、惡搞、抗議或旁敲側擊，甚至行動起來阻止。
也許你會擔心，這樣子是否太過美化「仇恨」？當然，有些「仇恨」是極端且不合理，正如有些法律檢控或司法裁決也是荒謬的，但我們不必因而一下子全盤否定法治或「仇恨」之感。關鍵是，如何合理地界定「我們是誰」、「怎樣才算侵犯」和「扯平的方式」。然而，正如索羅門的哲思，為「仇恨」一辯的根本理由是：為了恢復情感在公共生活的重要性，那怕是不快的情感。
試想想，如果我們對於社會之「惡」，只以抽象的理性原則進行分析和判斷，缺乏憎惡之感，其實是不足夠的。所謂不足，意指缺乏足夠動力和力量使人投入公共生活，於既倒挽狂瀾。一個人在追求美好生活時，會為自己設定個人的愛憎、迎拒和好惡；而放在集體政治的層次，同樣為了追求美好的公共生活，我們也需要有所愛憎、迎拒和好惡，需要嫉惡如「仇」。我知道，只強調政治上的「憎」、「拒」和「惡」，難免局限於銅幣的一面，遠非全面的「美好」，但合適的回應不是作純粹否定，而是在「仇」之餘，細心思索，如何正面地築建、規劃、設計一條滿載我們愛慾的道路。不過這是另一篇文章的話題了。
明報D04 | 副刊世紀 | 世紀． 文字江湖 | By 陳景輝 2010-09-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