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還記得去年春節前後中共的「南北外交」嗎？難得數天新春假期，幾位中共領導卻風塵僕僕。望著電視，溫家寶出訪歐洲（在Cambridge演講時被擲鞋一事）、習近平出訪中南美洲諸國、胡錦濤出訪中東和非洲。正所謂風水輪流轉，今天真是中國多交外國朋友的好時機啊！從北京奧運到金融海嘯，中國幾乎當了世界經濟的救世主，中美關係超越兩國利益；又從發展航天科技到建造航空母艦，中國國力大增、和平崛起、走向世界。可是另一方面，在國際衝突之中，以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統戰人民，中共瞭如指掌、樂此不疲、技倆亦出神入化。且看1999年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被炸一事、到2005年國內省市的反日／擺買日貨大遊行、北京奧運聖火傳遞後的家樂福事件；並剛剛完滿解決的釣魚台事件。冷戰結束的十數年前，有一本叫《中國可以說不》；今日中國財大氣粗，勢均力敵，又出版一本《中國不高興》。究竟是中國在今日的國際政治中能夠說不和不高興；還是「說不」和「不高興」的諸作者為官方製作了另一場文宣。徐復觀的《知識份子與中國》可算為了今日中國知識菁英的境況找到一點歷史脈絡。
持載的文化性格：
中國文化由始缺乏為知識而知識的傳統、對客觀知識負責的習性。西方在知識的對象和尺度上都是物，其驗證、方法是人可共見和共用的，並在時空中間得以保存和積累。對具體事物有抽象的概念、確切不移的定義。西方亦有法和國家等「他力」的觀念；中國對每一件具體的東西，內容卻都是想像無限，多方立說的。所謂「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是非只能從各人動機去向內認取，不能在客觀之中共同肯定。因此，「是非」缺乏客觀保證。
自本自根的中國文化可謂根深蒂固。孔子的「我欲仁，斯仁至矣」和宋明的「言心言性」、「禮防於未然之先」，原理都是在每一個人的自身發掘道德的根源，使之可以外無所待而頂天立地，以參天伍地成為萬物之靈。此乃自身的神性、人文的宗教。因此，中國可以不要宗教這種「他力」的人生觀。自本自根的道德，對象和尺度則是自己的心，可內視不可外見；可省察不可計量；其驗證是個人體驗，方法是個人操存，是主觀而不能產業傳承。這種只能靠自己而無法求信於他人，謂中國文化的基石的「心」。
知識份子所持載的文化性格，結果常表現為兩極的世界──少數知識份子向上的成就人格的文化；一般知識份子的純自私自利的個人主義，在沒有「他力」的限制與扶助，自私自利的個人主義只有聽其「人欲橫流」。他們什至以讀書而來的才智作為變亂是非的工具（頁202），隨便做翻案文章。知識份子的成就在於道德和行為而不在知識，這個在二千年歷史中是表現得很明白的。
歷史條件：戰國時代
士大夫階層在社會上無物質生活基礎。除政治外，便沒自由的活動天地，「遊士、養士」，即遊和養只限於政治。因此，中國知識份子一開始便是政治的寄生蟲，統治集團的乞丐。這是中國知識份子的歷史性格形成的關鍵。
鄉舉里選：漢文帝
漢文帝以賢良方正與孝廉兩科列入選舉的科目，標準評定由社會的輿論，所謂「科別行能，必由鄉典」、亦謂「清議」 （1）。意義在於士人不對政治趨附莽競，此舉能養士人之廉恥，士人不能不以社會為本位；科別行能不出於皇帝，出於鄉曲的清議；因此士人進入政府便要先進入社會，勢必先對社會負責，不能脫離社會。
漢代開始有平民風格的皇帝傳統，「直言極諫」成為取士的重要科目。直到魏文帝，士大夫非天子所命，尊嚴非政治權力所能奪，九品中正的用途使皇帝不敢私人才予奪之權。士大夫站於皇帝與百姓中間伸張氣概；士人於州郡歷練吏事，仕途由輿論保薦，可上至九卿；亦因內行不謹被清議廢黜。因此，在政治上通天下之情，實含有真實的民主意義，亦跟中國文化成就人的道德行為相一致。這是中國知識份子與政治關係最為合理的時代，亦是中國文化成就最大的時代。
到南北朝時，士大夫因取之世族而形成社會上的特殊階級──知識份子的貴族。門第依然是社會文化的支撐基點，於政治保持獨立，不隨朝局浮沈，不為朝廷的寄生物。
科舉制度：唐宋時代
科舉只能著眼於文字，與一個人的行義名節無關，文字的好壞要揣摩朝廷的好惡，亦跟社會清議無關。士大夫與中國文化精神從此脫節、對社會無真正的責任感。成就道德行為的文化精神，沉沒浮蕩而無所附麗。士大夫的廉恥反映在「投牒自進」之中，日趨於卑賤，日安於卑賤。
士人與政治的關係從此簡化為單純的利祿之門；讀書的事情，簡化為單純的利祿的工具。唐宋設立的科舉制度，發展了中國文化的弱點，其破壞作用，流毒至今不可收拾。
今之舉人與古之取士：
士夫薛謙光上疏：「古之取士，先觀名行之源，考其鄉吧之譽。人崇勸讓之風，士去輕浮之行。眾議定高下，郡將難誣其曲直。」古之州舉里選，由下而上生長，健全地方行政制度；皇帝謙恭自牧，尊重社會，尊重文化，尊重士大夫的良心。「今之舉人，有乖（筆者按：違背）事實。鄉議缺小人之筆，行脩（筆者按：乾枯）而無長者之論」。科舉考試乃天朝黃榜向下吊下來。簡便易行，合於專制的偷惰殆慢。皇帝以此更存輕視天下之心，專橫自恣的妄念。
唐肅宗，李栖筠亦指出「以蝸蚓之餌垂海，而望吞舟之魚（2）」，今取士試之小道而不以遠大。所謂「食垂餌者皆小魚，就科目者皆小道」。要進此大門，不能不先磨折其下趨於動物之只知以食，而不知是非廉恥的精神意境。一經擠入便志得意滿，盡在彀中享受其餌。士大夫跟政治的關係，成為垂餌與入彀的關係。世傳太宗所說：「天下英雄盡入吾彀（3）中」。
奴妾與盜賊的開始：宋代
宋代印刷術漸昌，平民可以讀書，加上士夫門第傳統勢盡，士人數目大大增長。由此關鍵的變化是士庶分途、儒吏分途。士大夫既不能耕且讀，亦沒有實事磨練機會。士夫由此在社會成為游手好閑之徒，於生計上亳無自立之道，少一謀出身衣食的途徑。加深了科舉科目的文化內容，成為士人射祿的工具。
漢時所能而自宋皆不能，「與其屈己以求人，孰若（4）以義受祿於君為安乎」。倖進，奸偽自必隨之而起，成盜賊性格，奸盜社會，奸盜朝廷。
奴才化的登峰造極：明清時代
明朝至滿清時，八股加上讀上諭讀聖訓將中國知識份子奴才化。真正在政治上通聲氣之士人，連嘆息的聲音也發不出來；更何況真正的反省在於立足社會，未被政治現實所折磨、蹂躪和奸污。中國知識份子從此被動而殉葬，不以集團式的自覺挽救歷史的命運、自己的命運。加上千餘年的科舉制度，無論在形式上與精神上都控制士人、折磨士人、糟塌士人。士人的品質什至經已比農民差得很。
岩穴之士：
說來弔詭，歷代下詔求賢，都不愚蠢從自己侍從之臣轉圈而注意到岩穴之士。岩穴之士談封建之意、井田制度、選舉學校，制衡朝廷，制衡專制；談君道：天下為主，君為客；談臣道：臣乃為天下，非為君；談士大夫佑恥崇實之道，偉大的精神。
打掉皇帝乃神聖之觀念。打掉有朝廷而無地方的集權；打掉人臣莾走服役，為君設臣，以臣殉君的奴妾觀念；打掉以天子之是非為是非、以帝包辦天下是非的專制觀念；對皇帝突顯天下；對朝廷突顯社會地方；對科舉突顯人格學問。岩穴之士及身而絕。對他們來說，政治乃伸張地方，社會乃培養民力。
科學與民主：東西交通以後
在孤立封閉中，一治一亂的循環並不能轉換中國的歷史條件、解開中國歷史的死結。黃梨洲於《明夷待訪錄》「特此以遇明主」（5）；顧亭林惟有「待一治於後王」。在中國東西交通開始，科學的傳入擴大社會生活，知識份子向社會發展可能性擴大。不再非當舉業秀才即無立足之地的境況；民主觀念倒轉政府與人民的關係形勢：把州舉里選擴大到政治的最高權力，清議擴大為推動政治的原動力。
戊戌變法到辛亥革命，第一次以孫中山為首的知識份子革命，真正出現秀才造反，推翻滿清，推翻二千年的專制。民主與科學啟發了士人的胸襟。對士大夫的性格而言，滌舊染之污，昭再生之望。然而知識份子在當時的文化意識和自覺仍很淺薄，對於自己一代所作的前因後果缺乏深切的了解。袁世凱帝制的賊心，以收買、暗殺等手段，將科舉培養成的士大夫性格復活起來。中國知識份子在新環境中再次走上千年來的老路。
政治力量、知識份子與市民階級：
歐洲從中世紀走向近代的改革，商人為主幹的新興市民階級力量走在知識份子的先頭。相反，中國只是由知識份子，並沒有客觀的社會要求來作為根源，使之容易夭折或成為泛駕之馬。雖然在海通後因內憂外患而軟化中央政治壓力，舉子生員（6）在時代的轉變下，由絕對多數漸變少數，卻仍跟現實政治膠著一起，相互制約。
歷史條件的鉅變，令知識份子在政治上得到解放的可能性，完成性格上的徹底轉變，朝著新的命運前進。由舊社會走到新社會，政治力量應退於消極位置，讓社會，個人在自由氣氛之下，根據自己的志願和力量站起來。知識份子得著民主政治的培養，立足於社會之上、自己的知識之上和人格之上，以左右政治。而再不由政治權力左右知識份子的人格和知識。
大悲劇時代：
徐復觀自言身處由政治來決定生死命運的大悲劇時代。於香港創辦刊物《民主評論》和籌辦香港中文大學時，正直中國大陸的反右、大躍進和文革時代。中共反右前三年，徐氏在《民主評論》預言靠攏中共的知識份子的悲劇收場。民主人士天真於中共的「自我完善」，引蛇出洞後，反右的批鬥最狠的恰恰不是共產黨員，而是民主派人士。此乃徐氏形容的，知識份子發揮了科舉制度養成的性格所達到的登峰造極。這樣將人民帶進血河淚海整整三十年，直至1979年的改革開放。在這個時代的死結，徐氏不願說這是知識份子最後的命運。徐氏乞靈於中西文化、乞靈於一個人的良知、乞靈於求生的慾望。使之人人腳踏實地，頂天立地。
總結：
東歐鐵幕倒塌和蘇聯解體後，中共冷戰思維仍舊陰魂不散，作為政治上的全球鬥爭意識。相比起以公民意識為主導的社會，中國社會發展仍然停滯。然而，如果以徐氏所言，知識份子的性格一直到現在，依然左右中國歷史的命運。如果說，決定命運的政治與文化還是在這般人手裡（頁201）的話，即中共並不是空降的、不是移民過來的，而是在傳統中誔生，立足於中國土地。《中國可以說不》和《中國不高興》兩書，可謂體現了為國家權力背書的「讀書人」（7）跟獨立知識份子之間的分野。今天國內被統戰的或許並不是人民，而是中國的知識菁英。同時，今日的中共在分贓政治下，只是既得利益者的財大氣粗而已。
註釋：
（1）對時政或政治人物的批評議論。三國志˙卷五十七˙吳書˙張溫傳：「豔性狷厲，好為清議。」
（2）能吞舟的大魚。語出莊子˙庚桑楚：「吞舟之魚，碭而失水，則蟻能苦之。」
（3）箭所能及的範圍。比喻勢力範圍。
（4）問語氣詞。詢問二者相比，何者優劣。
（5）黃宗羲(1610-1695)，號梨洲，明末清初思想家，學者，有「中國思想啓蒙之父」之譽。《明夷待訪錄》黃宗羲撰，一卷，二十一篇。其書論治平之法，分為十三類，大旨在抑君重民，對清末民主思想的興起頗有影響。清乾隆間被列為禁書。
（6）科舉時代考試合格入各府、州、縣學讀書的學生；或中秀才後進入統治階層。
（7）把這一群人稱為「知識份子」實在勉強，最穩妥的稱呼還是「讀書人」好了。（徐復觀，頁202）
參考書目：
- 李慎之(1923-2003)：《被革命吞吃掉的兒子》，香港：明報出版社，2003
- 徐復觀(1903-1982)、李樹青【等】著，周陽山主編：《知識份子與中國》，台北：時報文化出版，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