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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族史觀、本土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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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主場新聞在十一月五日之報導,曾在國民教育爭議中推出《中國模式》手冊的浸會大學當代中國研究所,獲得親共商人的大筆捐款,計劃編寫《香港通史》。對於這個計劃,我們絕對不要等閒視之。當代中國研究所想怎樣撰寫香港的歷史,那是他們的學術自由。但香港人必須要編寫出建基於本土觀點的香港史。若我們坐視不理,任由中國國族主義的觀點壟斷香港史的論述,那我們所認識的香港,很可能會在歷史的長河中永不超生。

來自中國大陸的國族史觀要壟斷對香港史的話語權,非始於今天。在主權移交前後,中國大陸的史家為求論證中國在港主權的合理性,大量撰寫關於香港歷史的材料。王宏志教授在其《歷史的沉重》中,剖析了大陸國族史觀如何詮釋香港的歷史。總括而言,他們的招數包括:

一)略過戰後至七十年代之近代史:大陸史家所寫的香港歷史,很多時都會輕輕帶過戰後的一段歷史,在寫到光復香港後,便跳到一九八四年簽署中英聯合聲明。事關那段時間的發展,會令中國國族主義者尷尬。在那幾十年,香港社會經濟各方面均急速進步,而中國在那段時期卻政局動盪,社會屢受大躍進文革等折騰。這樣大陸史家便難以將香港的發展歸功於中國,亦不能否定殖民地政府對社會進步的貢獻。

六七年的暴動,乃源於中國的文化大革命,當中的暴力嚴重妨礙市民的生活,令民心背離中國政府。香港政府在暴動後大事革新,加強了官民溝通、推出了多項便利民生的制度、更成功解決了貪污腐化的問題。到了七十年代末,香港政府的殖民主義氣燄收歛了不少,社會氣氛自由開放,經濟發展欣欣向榮。這樣,香港人傾向認同殖民地政府為自己的政府。香港走上了與中國不同的道路,亦使本土身份認趨向普及。這些都是國族史觀討厭的事實。

二)強調英國統治為非法佔領:大陸史家亦經常強調英國在香港之主權,乃建基於連串的不平等條約。他們因而認為英國在香港的主權缺乏法理基礎。誠然,香港之所以能開埠,是因為英國戰勝了中國,然後簽訂南京條約。之後香港的拓展,一次是英法侵略的結果、另一次是強權之下不平等條約的結果。中國確是受害的一方,但是世上又豈有完全平等之條約?因戰敗而簽訂的條約,因形勢不如人而勉強簽訂的條約,仍是有法定地位的。中國與盟國要求日本接受波茨坦公約、無條件投降,其結果也是不平等條件。分別在於中國這次是受益者。

更重要的是,倘若中國認為英國非法佔領香港,為何它一直都不收回香港,默許英國在港施展主權?為何戰後蔣介石的國民政府會放棄接收香港?為何中共兵臨深圳河,隨時驅逐英國人之際,卻因要「充份利用、長期打算」而按兵不動,要到八十年代中英談判時才強調英國主權不合法?既是不合法、既是有違國族原則,那就為何要為自己政權之延續,將香港問問擱置多年?

三)強調殖民主義的不公:大陸史家特別喜歡強調殖民制度對華人之不公平對待,亦很喜歡拿十九世紀的政策做文章。假如我們看過Christopher Munn的Anglo-China,也會同意開埠初期華人所面對的,可謂是嚴刑峻法。當時香港政府管治華人的方式不符人道,亦充斥著種族偏見。老一輩的香港人還會記得在六、七十年代,他們仍要面對殖民者不可一世的氣燄。

但是這只是英國殖民統治的其中一個面向。誠然,在殖民地時代初期,香港的華人受到了不人道而又不平等的對待。但同一時期的中國人生活又如何?香港的政制並不民主,華民受到的待遇比西人差,但至少香港一直都有基本的法治,市民有基本的言論人身自由。在香港做二等公民,遠比在中國做臣民有尊嚴。在英國統治期間,一直都有大量移民湧港,他們都是用卻投票的:商人來港,因為英式法律能有效保障他們的產權;異見者來港,因為他們在此能暢所欲言;平民來港,只因惟有此地能讓他們安居樂業。

華人在香港被岐視,但在港華人到中國也會被歧視。香港素來為中國邊緣之地,其民被視為化外之民。南來文人,在香港享受創作自由,卻鮮會為香港人說好話,自王韜以來,都從心底裡鄙視香港人。擁抱中國,並不會使香港人免受歧視。

而英國管治香港,並非只有一味歧視壓制華人。香港政府亦對社會建設有不少建設,施政上亦使不少華民受惠。訪港的中國政治人物,不論是康有為還是孫中山,都對香港的管治嘖嘖稱奇、讚不絕口。英國亦多番嘗試改革,令施政更能尊重華人。楊慕琦政改計劃在現代角度看來也許算是保守,但其建議成立之市議會,直選成份高於今日之立法會。在六、七十年代,政府在未能改革政制的情況下,用盡咨詢制度探求民意,在施政上積極回應民意,其後發展已不能與十九世紀時同日而語。不過國族史觀偏偏要對這段關鍵時刻,選擇性失明。

四)強調中港自古一家親:大陸史家愛將香港出土的文物,與中國的文物進行比較,強調兩者相似之處,並以此確定香港自古已為中國一部份。但是,縱有出土文物,有物件也不代表有真相。問題在於文物不會說話,文物所代表的意義,是由考古學家所賦與的。文物在埋藏在遺蹟內,亦會與外面的世界相對隔絕,即是說文物不能反映隨之而來的社會發展。

大陸史家強調英國在香港開埠前,香港已經有人長期居住。這一點的確是事實,但這不必然是對國族史觀有利的事實。歸根究底,嶺南一帶原為百越族聚居之地,到了秦代才納入中國領土。在香港島、九龍及離島所住的,大多是蛋家水上人,他們為百越族的後人。我們難以從他們身上得出中港一家親的結論,事關他們一直都被視為化外之南蠻。嶺南一帶的中國史,也就是百越族及蛋家人受欺壓的血淚史。蛋民一直受到排擠,既不能上陸居住、亦不能參加科舉,到了南宋廣元三年,即一一九七年,官兵甚至屠殺大嶼山的蛋民。到了雍正年間,蛋民才得到平權,但他們在社會經濟各方面已無可逆轉地走向邊緣化。他們有不少靠參與沿海走私貿易幫補家計,甚至成為割據一方之海盜。香港開埠後,不少華南蛋民移居香港,並成為初期華人精英之主要來源。他們正正就是最早出現香港本土意識的一群。

新界之四大家族,在宋元年間遷居香港,與中國其他地方保持緊密連繫。國族史觀自然會多加書寫其歷史,並以此確定香港為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份。但實際上,新界是到一八九八年才成為英國的租界,那時候香港已經是一個有規模的港口城市。而事實上,香港政府一直將新界分開治理,允許新界原居民以舊有風俗處理其社區事務。新界融入位於市區的香港社會,始於七十年代新市鎮的發展。

值得留意的是,本土意識之中的香港,並不是作為地理概念的香港。香港人著緊的,是在英國在港開埠後,作為社會政治制度的那個香港。英人開埠,最終選擇在人口稀少的港島北岸建維多利亞城。香港作為一個制度,其空間乃是由英國人所創,而華南地區邊緣民眾之後充份利用了這個在中國以外的空間,大放異彩。

五)強調香港在中國國族建構的角色:大陸史家亦愛強調,香港是中國國族主義是搖籃,是中國革命及反殖運動的重要基地。此立論有其事實基礎,畢竟香港確是興中會的革命基地,在十九世紀末起又發起了多次反殖社會運動。但香港人對中國、對反殖的態度,事實上並非完全一面倒。

首先,英國進駐香港時,少見有組織的武裝反抗。香港開埠,九龍割讓,兩者都沒引起反抗。在租借新界時,的確有不少原居民勇武抵抗,發生過如吉慶圍血戰之事。但那不是反殖民運動,純粹是新界人保衛地權之舉動。當英國方面同意尊重新界人之地權,新界居民即放下武器,以後還把英國的理民官當是父母官般看待。

此外,國族史觀又只著眼於革命黨推翻滿清的運動,事關這段歷史,較易為香港人所認同。但之後香港也發生過一些反殖的國族主義運動,但大陸史家多含糊其辭。一九六七年「反英抗暴」,不論其政治立場,也算是愛國反殖運動。但事件涉及文革,異常敏感,運動又不為香港人所接受,國族史觀也只好閃爍其詞。而一九二五至二六年的省港大罷工,則是香港史上聲勢最浩大的反殖運動。當時香港人口才七十餘萬,有廿五萬華民響應運動北上廣州,這就是所謂的「行路上廣州」。期間香港經濟活動停頓,香港政府承受了龐大的政治壓力。但事件最終功敗垂成,廣州國民政府決定北伐,決定與英國修好,單方面宣佈結束罷工。香港工人最終爭取不到任何的成果,部分領袖的晚景淒涼。事件顯示中國政權會為一己之私,對香港的「愛國同胞」用完即棄。你愛國,但國家會愛你嗎?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香港之所以可以成為中國愛國革命的基地,正正就是因為香港是中國以外的政治實體。革命份子可以香港逃避中國政府的迫害,受到香港英式法律的保障。他們在香港享受著在中國沒有的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可以出版革命書刊、引發輿論。他們只有有限的結社自由,但他們始終有人身自由,總是能保住頭顱東山再起。要不是香港殖民政府照顧他們,中國革命早完蛋了。

六)資料轟炸:這一點是王宏志沒有提及的。大陸史家擅長於資料搜集,不論其史觀有沒有見地,總是能夠提供一大堆的資料。觀乎其作品,其撰寫方法似是將一大堆資料,不論是一手史料、二手分析還是報章報導,都分類放在一個大資料夾中。到寫書時,再將資料的內容覆述一次。比如說坊間幾本有關香港財團之史書,都是如此的格式。多讀史的朋友會對這種寫作方法感到煩厭,但海量的資料會對大部分讀者產生震懾的效果。這些書資料甚多,往往令讀史之人難以完全迴避。國族史觀便可躲在令人目眩的資訊背後,潛移默化。

順帶一提,浸大當代中國研究所計劃編撰的香港通史,共一書十四冊,也是大堆頭之作。

我們該忽麼辦?
大陸史家的大陸史觀,已滲入香港多年,亦常見於香港人之主流論述。在書店中能買到的香港歷史中文書,大都是大陸史家按國族史觀寫成。香港博物館的論述,亦礙於政治正確,往往跟隨這一套國族史觀。比如說甘棠弟,原為怡和買辦何甘棠之故居。買辦之所作所為,於國族史觀看來政治不正確,然而他們卻是最地道的本土精英,他們的歷史也塑造了我們所認識的香港。但我們不能在甘棠第中,得知買辦是如何工作、如何生活、如何參與香港社會事務。反而因為孫中山是何甘棠的朋友,令甘棠弟成為紀載中國革命歷史的孫中山紀念館。如此喧賓奪主,確是大煞風景。

長遠而言,我們必須以本土的觀點,書寫自己的歷史以作抗衡。這可能會是個艱巨的過程。不過,其實現存已有一些以本土史觀落筆的研究。牛津出版社及香港大學出版社都有香港歷史的系列,當中有不少都是以本土觀點落筆。與意同時,通面上亦有一兩本以本土立場寫成的香港通史,這包括了曾銳生教授的A Modern History of Hong Kong,以及John Carroll教授的A Concise History of Hong Kong。(個人認為,Ian Scott教授那本介乎本土觀點與殖民觀點之間的Political Change and the Crisis of Legitimacy in Hong Kong,再加一篇評盡的後記後便可以重印。)而透過縱觀香港歷史以探討香港獨特性的,還包括Carroll教授的Edges of Empires以及羅永生助理教授的Collaborative Colonial Power。

可惜這些香港史的著作,內容修辭偏向學術,亦都未有中文譯本。我們是否去考慮翻譯這些著作,然後再整理著作中的資料去寫幾本香港史入門呢?現時普羅大眾沒有閱讀這些書本的意欲,學生要做通識教育專題研習,亦會避開這些看上去艱深難明的書本。這樣,國族史觀的香港史依舊熱賣,大陸史家的作品會成為我們下一代的參考讀物。誠然,香港人不會熱衷於國族史觀,但那終究會令香港人,特別是我們的下一代對本土的認識日趨模糊。當我們對本土之歷史不甚了了,那又如何捍衛我們珍重的本土核心價值?

圖為編輯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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