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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經

強積金中的「生命政治」

強積金中的「生命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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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本文嘗試透過法國哲學大師福柯(Michel Foucault)於上世紀七十年代所提出有關「生命政治」(bio-politics)理論的概念,透視香港的退休保障得以出現的原因,以及退休保障與「生命政治」之間的關係。從香港政府訂下以強制性公積金計劃(下稱強積金),作為香港退休保障計劃時,與「生命政治」及資本積累之間的關係,是如何地緊緊扣連在一起,這種為著資本積累向度的考量,如何造成強積金有其先天性的缺憾,這種退休保障計劃未必能保障及關顧到每一個「生命」,造成一些「生命」的群體沒有獲得一份退休生活的保障,使這些群體最終未能「安享晚年」。

生命政治

福柯認為權力是無所不在、無處不在,然而人們又經常對這些權力視而不見的。福柯更認為這些權力是流動的,且在不斷轉變之中。福柯再提出權力的三種模式,包括:「主權權力」(sovereign power)、、「規訓權力」(disciplinary power)及「生命政治」(bio-politics)。

福柯認為「生命政治」早於十六世紀便已經出現,直至十八世紀才被真正大量使用,其原因是與十八世紀時期,社會由以往的注重土地,認為土地是國家最重要的資源,只要透過科技改善土地的使用,才能提升國家財富的「重商主義」(Mercantilism)時代,過渡到認為人口才是國家最重要資源的「重農主義」(Physiocracy)時代,這意味著國家由「領土的國家」(territorial state)過渡到「人口的國家」(population state)。由於「重農主義」的關注點是認為勞動資源與勞動人口成正比,而勞動人口的數目越是龐大,則能生產越多的生產品,這便能為國家積累更多的財富,故勞動人口的調節,便成為推動國家越趨強大和富足的要素。正如福柯於《性經驗史(增訂本)》(p.17)指出:「重商主義時代的大量人口學主題轉向嘗試根據鼓勵生育的或者反對過多生育的目標和要求,而對人進行更細致和精確的調節。」。

「生命政治」的施予對象便是人口,透過大量的人口統計數據的機制,福柯形容這些統計數據為人口的特殊現象和各種變量,即出生率、及發病率、壽命、生育率、健康狀況、發病頻率、飲食形式和居住形式,進而滿足對勞動人口調節的需要,由此各國便如福柯於《性經驗史 (增訂本)》(p.16)所提出:「政治經濟問題的人口現象:富裕人口、手工業者或者有着勞動能力的人口,維持人口增長和人口所使用的資源之間的平衡。」。

由於需要對維持人口增長和人口所使用資源分配的平衡作出調節,故此政府便需要關注出生率、長壽、公共衛生、居住條件、移民的問題,並且制訂一連串針對不同人口要素(如:繁殖、出生及死亡、健康水平、壽命和長壽)的相關政策,就如:公共醫療服務及公型房屋政策等,對不同人口要素作出調整控制,從而達致對人口進行調節控制的作用,這便是「人口的生命政治」。

各國政府透過對人口進行調節控制的這些機制及手段,其目的便是為著能達致推動資本積累的目標而前進的,即如福柯於《性經驗史(增訂本)》(p.17)中指出:「國家的人口分佈不是根據自然人口的繁衍,而是根據它的工業、它的產品以及各種不同的機構……人口增長就像地里的莊稼一樣,它是與勞動資源和勞動中獲得的利益成正比的。」

在進入討論香港強積金的「生命政治」前,需要指出現時香港的社會脈絡,與福柯提出十八世紀「生命政治」時的具體脈絡當中的相異之處,在勞動資源即勞動人口這一點上,均是兩個不同時代的相同之處。然而,由於十八世紀是較注重生產的資本主義工業社會(industrial society)時代,而現時香港的社會脈絡已轉為較重視消費的資本主義後工業社會(post-industrial society)時代,人口的調節控制方面,已不單單停留在勞動人口的考量,相對於比福柯提出十八世紀開始大量使用「生命政治」的時代,消費人口的向度更為重要,消費人口的向度及其重要性,於香港現時的社會脈絡更是有大大提升的需要;而且金融業及服務業於現時,被香港特區政府視為最為重要的產業之一時,「生命政治」是否能為這些行業提供資本積累,便變得相對於十八世紀時更為重要。

當然,這種時代的變化實與全球政治及經濟格局的轉變,有著其密不可分的關係,由於本文主要集中強積金的「生命政治」,如何為現時香港主導的金融業及服務性行為達致資本積累的目標,故暫不討論全球政治及經濟格局的轉變。

家庭模式的轉變與退休保障

港英殖民政府於上世紀六十年代便開始展開研究退休保障,原因是當時開始出現人口老化的問題,這對公共財政將會造成極大的壓力,港英政府便需要研究及制訂處理人口老化問題的政策(註一)。人口老化的計算方法是根據出生率與死亡率,以及巿民的平均壽命與不同年齡層的人口比例推算出來。當一個政府制訂一些關注人口老化問題的政策,這些政策以配合人口的轉變時,是利用大量有關人口的統計數據機制,並參考了這些關乎人口要素的變量來制訂政策,故此可視這些政策是一些關乎「生命政治」的相關政策。由於港英殖民政府在制訂退休保障的相關政策上,如上文是為著解決及處理人口老化所帶來的問題,也是考慮到上述的人口要素變量,故此退休保障便順理成章是一套關乎「生命政治」的相關政策。

與此同時,不同的家庭模式也是人口要素的變量之一,家庭能夠為每個個人在其生命週期的不同時段中,提供不同程度的支援及不同的需要的功能,就如嬰兒階段由父母提供照顧等。當這些家庭模式在不同的情況下,產生不同的轉變時,一些對個人生命週期所能提供的家庭功能,也會相應地出現不同的轉變,可以是形成、或提升、或削弱、或瓦解的一些或部分的家庭功能。因此,政府在這些家庭功能的轉變後,也會對相關的政策作出相應的調整,可以是縮減一些社會福利服務;就家庭模式轉變,導致一些家庭功能出現失效的情況下,便是增加或設立相應的社會福利服務,以填補這些因家庭模式轉變對個人帶來的影響。

自上世紀六十年代末,香港的家庭模式漸漸以由大家庭轉變為小家庭,家庭之間的各成員的相互支持大大被削弱,這種家庭功能被削弱的情況(註二),令致日後對長者的供養能力有所下降,即中國傳統文化中「養兒防老」的功能便大大被削弱。當時港英政府考慮研究退休保障政策的時候,便是作為針對及填補這種「養兒防老」的家庭功能失效的情況。

上文曾提及「生命政治」是包含資本積累的導向,其中之一是關乎勞動資本,即是勞動人口,退休保障於勞動人口之上,又能發揮著怎麼樣的功能呢?如何對資本積累的導向起著作用呢?

退休保障與心靈健康勞動力

由於上述提及中國傳統文化中的「養兒防老」的家庭功,於大家庭轉變為小家庭的情況於香港出現後,便出現大大地被削弱的情況,甚或有消失的可能,故正在投入生產工作的工人,便可能因失去由家庭功能所提供的退休生活保障,從而產生一種對失去退休生活保障的擔憂及焦慮的情緒,導致他們未能全心全意地投入工作中,影響發揮其個人最大的勞動力的輸送,以致生產未能達致最大化的功能,從而利潤便未能達致極大化的效果,對資本的積累造成極深遠的影響。

故此,退休保障政策在這方面,確實能夠令工人想像出一幅未來退休生活的美滿藍圖,達致安穩及滿足工人對未來退休生活保障的展望及心理的需要。這種對工人的心理所產生的作用,可以化解工人對未來退休生活保障的擔憂及焦慮情緒,從而令致他們可更全心全意地投入生產工作當中。在這個情況之下,才能製造出心靈健康的工人;同時,再加上一些公共醫療服務政策的作用下,便能為生產工作提供一批身體健康的工人,退休保障與公共醫療服務的配合下,最終製造了一批身心均健康的工人。在這樣的情況之下,便能推動及促進工人發揮其最大的勞動力輸出,滿足生產最大化的果效,結果是令資本積累能邁向極大化的利潤目標。

正如上文所曾指出,由於香港已步入後工業社會時期,並以金融業及服務業為經濟主導的時期。在「生命政治」方面,更需要顧及提供一批龐大的消費者,退休保障於這方面又如何起著穩定地供一批龐大的消費者的功能呢?

退休保障與消費巿場

剛才提及小家庭模式的出現及形成,會導致「養兒防老」的家庭功能有所削弱,這種家庭功能對家庭起著的影響,即每個家庭或個人也或多或少地需要就這種功能,比以往的大家庭模式承擔更出的養老支出。同時,由於工人對未來退休保障生活的擔負及焦慮,亦會引致他們對儲蓄的急切需求及其迫切性,作為他們日後退休生活之用。這些情況也會減少家庭或個人減少對消費可動用的資金,以及領致他們對消費方面的意慾有所下降,直接造成極體社會的消費出現下降。

退休保障計劃在這方面,正好減少及分擔了家庭於供養退休父母的壓力;另一方面,也能降低工人對儲蓄的即時需要及急切性。退休保障在這兩方面的功能,製造更多的消費者及提高他們於消費方面的意慾,從中形成一批更龐大及穩定的消費者群,可以為著消費巿場貢獻更多的資金作為消費之用,讓這些資金能在消費巿場上運轉及流動的結果,也就是向著資本積累考量及進發之步伐。

在這一點上,退休保障便滿足了服務業所需的龐大消費者群,以及提供巨額的消費資金來源,所以能達致資本積累的果效。這些資金只是流向服務業,然而退休保障制度又如何能順利地把資金流入金融業,作為金融投資的資本呢?相信這與強積金能夠成為香港的退休保障制度,有著其密不可分的關係。

強積金作為金融投資的資本

強積金作為香港的退休保障計劃,從上述有關退休保障作為一種「生命政治」,不難理解強積金亦是一種「生命政治」。現在便進入有關強積金與金融資本之間的關係,若要了解強積金與金融資本之間的關係,首先便需了解強積金的運作模式。

強積金是透過強積金公司中介人(中介人),若年滿十八至六十五歲的僱員,其月薪達五千元或年薪達六萬元,則在僱員受僱六十日開始,僱主與僱員便需各自以僱員薪金的百分之五作為供款,僱員是從其薪金中扣除。僱員透過僱主所選取的中介人,選取其提供的相關強積金計劃,這些計劃分為不同的風險級別,個人可就著各自可承擔的風險能力,作為其選擇不同強積金計劃的考量(註三)。

領取強積金供款方面,則供款人需要在六十五歲退休年齡,或是六十歲而不再工作,或是證明永久離開香港,這些條件的共同之處便是供款人也再不能或不會在港從事工作,未能為勞動巿場提供勞動資本(註四)。

從強積金的運作中可發現,僱主及僱員所投放的大多數資金中是直接投資到金融巿場之用,並非純以儲蓄形式運作。在不同風險的強積金計劃中,只是投資產品的品種不同,姑勿論僱員選擇何種投資計劃,也只是把投資進入不同的投資產品,最終這些資金也難以逃脫為金融巿場的資本積累所服務。由領取供款的規定中,便可確保這些資金會以長期及穩定的方式投進金融巿場,以作為金融巿場的資本積累之用。

沒有保障而擁有生命的一群

在現時香港的強積金制度中,卻排除了一群人士未能保障他們的退休生活,包括:長期病患者、殘疾人士及料理家務者等,上述提及「生命政治」是為著資本積累的目的,故此這些未能投入生產的人口,便不會被納入退休生活保障的一群中。同時,他們由於沒有從事生產工作,可以估計這群人當中,相對的消費能力也較低,可投放到巿場的資金也相對少,長期病患者更因需要長期把資金投放到治療之處,能釋放的資金也受到大大的限制。因此,即使制定一套涵蓋這群的退休保障制度,可釋放出而投入消費巿場的資金也是極為有限。

故此,強積金制度沒有考慮這群人於退休生活保障方面的需要,可以看出強積金制度並未能對不同生命的個體達到關顧的作用,這一群人便成為沒有保障而擁有生命的一群。當中又更能突顯出「生命政治」於香港退休生活保障方面,是為著資本的積累(不論是勞動資源、消費巿場及金融巿場的資金)所服務的向度。

總結

可以發現在香港的退休保障計劃的出現,是因著解決人口老化及小家庭模式(家庭模式的轉變)的形成,在這兩種因素的帶動下而產生。強積金制度作為一種「生命政治」,其目的是為著資本積累,並配合了當下香港社會的具體脈絡而形成。然而,由於這種為著資本積累的考慮因素,令致強積金未能達致保障到每個「生命」也能獲得退休保障,製造了一批「沒有保障而擁有生命」的群體。筆者認為這批群體卻不是沒有為資本積累作出貢獻,就如料理家庭的人士,正因他們處理家務,令其他家庭成員不必為家務操心及付出生產力,能把最大的生產力投進勞動巿場中;同時,每個「生命」在現今香港這個消費社會中,亦不能也難以脫離一切的消費,即使長期病患者及殘疾人士,也曾或多或少地因其「衣、食、住、行」等方面的需要作出消費,亦即曾為資本積累作出貢獻。

筆者認為在思考退休保障時,若需要關顧到每個「生命」的重要性,摒棄只單單為資本積累考量的角度,去考慮香港的退休保障制度,從而產生更一套更能顧及每個「生命」的退休生活保障制度。在這種觀點及立場上,退休保障更應對每個個人的生活作出關顧,並需要保障、維持及改善每個個人的退休生活。現時由民間團體正在推動的「全民退休保障計劃」(一般稱為全養老金),不需要考慮退休前是否投入勞動巿場上的正規工作,只需達六十五歲的香港居民,便能每月支取一定數額的「養老金」(註五),雖然有關的具體細節仍未完全確立及達成一致性的共識,然而「全民退休保障計劃」已相對於現時的強積金制度更能關顧及公平地對待每個「生命」在香港的退休保障,不會再出現一群「沒有保障而擁有生命」的群體,可讓更多的個人能夠真真正正地「安享晚年」。

註一:港式退休保障政策的政治經濟學
註二:梅陳玉嬋、齊銥及徐永德(2008),《廿一世紀老年社會工作》(頁255)
註三:《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香港法例第485章
誰四:同上
誰五:全民養老金方案

參考資料
Foucault, Michel. 2008 (1979). “14 March 1979.” The Birth of Biopolitics: Lectures at the College de France 1978-1979. New York: Picador: pp. 215-238.

Foucault, Michel. 2008. “Course Summary.” The Birth of Biopolitics: Lectures at the College de France 1978-1979. New York: Picador: pp.317-324.

Foucault, Michel. 2007. “Course Summary.” Security, Territory, Population: Lectures at the College de France 1977-1978. New York: Picador: pp.363-367.

福柯(2002),《性經驗史(增訂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梅陳玉嬋、齊銥及徐永德(2008),〈老人社區工作〉《廿一世紀老年社會工作》(頁215-266)。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香港法例第485章

全民養老金方案

港式退休保障政策的政治經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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