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維園以外

（獨媒特約報導）除了每年六四的維園燭光悼念晚會外，一直以來在維園以外也有不同的紀念活動。記者走訪了今年四個「維園以外」的活動，分別是六月三日晚尖沙咀「異議聲音」、油麻地活化廳舉行的「來往廣場的單車」，以及六四當日在銅鑼灣的「搖滾不容殺人政權」和「報哀音」。「儀式化」以外的不同的聲音，並不一定代表要與支聯會對抗，而是展示了每個人都可以在六四紀念上依靠自己的力量做到遍地開花。

「自由戰士」下的異議聲音

每年6月3日尖沙咀文化中心外「自由戰士」雕塑 （傳被政府當局河蟹為「翱翔的法國人」） 前的空地，多年來都有「異議聲音」活動。自2004年以來，均沒有人以主辨者的身份籌備及安排演出，而是每個人自發到場，每個人都是紀念活動的建設者，由參加者自主提出異議的「民化藝術聚匯」，利用自己的想像進行任何藝術行為，共構一個自主自發的廣場，製造更多可能性。

參加者郭達年多年前是活動的組織者，他表示當初於6月3日舉辦此活動是由於不希望影響六四晚會，地點的挑選於「自由戰士」前是由於雕塑象徵着自由的追求。問及有關活動與六四晚會儀式化的關係時，他表示在大型社會運動以外，市民是應該自發地做更多的事情，去以延續八九民運的精神，「我們是可以利用自己的想像做更多自己能力範圍內做到的事，其實部分異議聲音的表演者都會出席六四晚會，批評儀式化是無可厚非，但只是批評是沒有意思，而是要自己身體力行地做更多。」

另一參加者文仔（化名）認為紀念六四，應該是每個人都要有一個參與、建設和承擔的角色，「我們不應該每年去晚會後便沒有更多的承擔，而應該像此活動中每個人都是參加者和建設者。」他表示紀念六四是可以多元地發生，「在儀式化以外，紀念六四應該套入生活去發生，無需領袖和主辦單位的專利去領導大家去紀念。」不過他對主辦單位的存在與紀念活動的關係有另一種看法，「就算支聯會當初沒有成為主辦單位去代理舉辦六四晚會，可能會更多人用自己的方式去悼念，到處遍地開花，主辦單位的存在扼殺了更多可能性。」

油麻地：來往廣場的單車

油麻地活化廳已是連續第三年在6月４日當天舉辦「來往廣場的單車」，以藝術方式紀念六四，在社區呈現八九年單車來往天安門廣場的畫面，參加者穿著當年學生的服飾，騎單車重訪埋藏了的六四相關本土歷史的地點，及至維園參與六四燭光晚會。

活化廳負責人李俊峰表示，選擇單車為標記是由於單車是屬於當年追求民主的學生，他們每人都有一輛單車，學生騎著單車到天安門廣場參與運動，互通消息；北京的新聞工作者也曾發起單車遊行，為良知發聲。單車隊伍經過的一些地點都跟六四有關，例如油麻地碧街，該處在1989年6月7日發生「騷動」，令支聯會取消了翌日的罷工罷課行動。第二站他們會到尖沙咀文化中心的自由戰士雕塑，雕像原名「自由戰士」，是藝術家為六四而作，但市政局為淡化政治意味而易名為「翱翔的法國人」。他們會在雕塑下獻花悼念六四死難者，然後乘船過海再踏單車到維園，參與六四燭光集會。

對於儀式化的問題，李俊峰表示儀式化以外的確可以做更多，但並非與之對抗，「每個人都可以用自己的方式紀念六四，而非單靠特定團體才進行紀念活動。」李俊峰表示尊重支聯會的六四晚會，但六四不是特定團體的事，而是香港每個人的事，「遍地開花是好事，每個社區都應該有其悼念方式，而且與六四晚會是可以共存。」

Sogo門外：搖滾不容殺人政權

在6月4日當晚在銅鑼灣東角道，已經第二年有獨立樂隊舉行音樂會，上年是「搖滾不容法西斯」，今年則是「搖滾不容殺人政權」。「搖滾不容殺人政權」的主要成員已聚在一起第四年，希望以音樂作為反建制的橋樑。殺人政權所指的亦不專指中共，而是針對所有殺人政權。他們希望以音樂和文字，結集更多相近的人一起想像如何做更多對抗殺人政權。由於六四最易令人想起殺人政權，於是「搖滾不容殺人政權」選在六四當晚在銅鑼灣舉行音樂會。

樂隊參加者梁穎禮表示，「搖滾不容殺人政權」不是一個團體，而是一種態度，「搖滾和藝術本身是反建制，而政權是建制的一部分，我們要聚集一起談不同面向的共同生活，而不只一個團體去悼念。正如一句說話：如果燭光沒燃點生活每一面，我們每年就只能在維園見。」說起選擇六四當天的維園外舉行音樂會，樂隊參加者黃麒靜和梁穎禮皆表示六四只是殺人政權的一個切入點，而地點選擇是因為想在另一空間發生反建制的行動，「六四是易於挑起人的神經而已，其他日子見到有樂隊人們不會想太多，但6月４日見到樂隊人們可以即時想起殺人政權，其實不只六四，而是每日都應該反建制，反殺人政權，我們是依靠自己的力量以藝術面向在這時間和空間拉闊參與者的想像力，一起思考更多反抗的可能性。」

「搖滾不容殺人政權」本身就是反儀式化的一種態度，梁穎禮表示不認同儀式化但並非與維園內的燭光晚會對抗，「我會認為是三種空間：維園內的晚會，『政黨街』的街站，和東角道的音樂，我們會考慮空間跟參加者的關係，而非跟其他空間對抗。」對於儀式化和燭光晚會的看法，黃麒靜認為悼念是好事，埸地內氣氛亦好，只是不願被一成不變的形式和傷感氣氛包圍。梁穎禮續說，「儀式化不只是活動形式儀式化，而是整個團體的結構問題，應該要在思想上打破舊有框架，想像更多的事，走向更多的可能，就好像與其平反，不如造反。但不是要支聯會造反，支聯會是不能夠代表全部人去做所有工作，然後其他人只等只坐。」

當問及儀式化的作用和價值時，梁穎禮和黃麒靜皆認同六四晚會有其教育功能，的確是不少人認識社會議題的切入點，是不少人認識民主概念的一個開始，但晚會和主流媒體亦同時限制了人的思考模式。梁穎禮舉例說，「當未有六四晚會時，當時屋邨街坊是會圍着屋邨遊行以表對中共屠城的不滿，可以大膽想像每年六四就會這樣發生，每屋邨每街道會有自己的性格和方法，有更多不同面向去紀念六四，甚至有更多不同的深化討論，而非單一團體代理整件事。」黃麒靜補充，「單一團體代理就如超級市場把所有東西包裝成一份份讓人們選擇，很方便，很流通，但人們就是只有選擇的份兒，而事實上不只20個選擇，是可以多於20個選擇，只是代理限制了深化不同生活面向的機會。」

梁穎禮和黃麒靜表示儀式化使人不再提問，令人缺乏思考，缺乏思維衝擊，「悼念以外，我們要深化更多，十多萬的晚會參加者是有可以想像更多，發生更多。」所以他們選擇以音樂，文字，藝術去展現不同的面向，把紀念六四和反抗精神融入生活中，引發大眾更多思考，梁穎禮說「可靠的是自己的力量」，由自己先走出框架，去發生更多可能性。

東角道：報哀音
每年臨近六四，「沒有製作」連同不同大專院校的同學組成哀音團隊走遍全港各區，把六四哀音廣傳至香港每個角落，以「報哀音」的演出在街頭提醒大眾六四這件事，「沒有製作」的創辦人子寧表示，「我們已經走出來提醒大家，六四這件事發生過，大家會否忘記了，途人觀眾又有沒有想像更多自己的行動呢？」

她表示「報哀音」是想以更多不同方式去紀念六四，「我們不是要與六四晚會抗衡，而是相信社會參與是可以有很闊的光譜。有些人選擇激烈的方法，有些人選擇寫文章，而我們選擇以藝術形式參與。不同人會選擇不同的形式，最重要適合自己。」

子寧認為六四晚會的儀式化在某程度上是需要的，只是任何事都應該可以同時與時並進，「某程度上儀式化是需要，因為要悼念六四，當中是有其價值和意義。我們『報哀音』亦已經踏入第三年，我們再一直不變亦會儀式化，與時並進是每個團體都應該要考慮和處理的問題。」

編輯：黃俊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