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運

羅永生:反思七一的公民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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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永生:反思七一的公民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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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之前的七月一日,香港爆發了重大的抗爭運動。超過五十萬人在烈日下走上街頭抗議,導致民望低企的特首董建華下台,23條立法擱置。十年之後的今日,特首梁振英的民望也在谷底徘徊,社會上也存在極為躁動不安的氣氛,香港仿佛再次面臨一個鉅變的前夕。

可是,歷史畢竟不是簡單的重複自身。當今香港雖然危險四伏,很多人對政治現狀非常不滿,但是,香港社會再難像十年前一樣,萬眾一心,把矛頭都指向政府。相反地,各種民間的反對力量矛盾重重,意識形態競爭激烈,公民社會也陷於分崩離析的狀態。

十年之前,「七一大遊行」的出現,有如石破天驚,媒體大幅報導和讚頌,成為香港人一份不可磨滅的集體回憶。當時樂觀的情緒,紛紛歌頌香港人創造了典範性的「文明奇蹟」,展現了香港社會自由、多元的公民生活面貌,也有不少文明誇躍香港人示威遊行守秩序、有禮,充滿和平及理性。更有一些論調認為,一年一度舉辦的七一遊行,已經成為香港特有的一種文化奇觀,每年可以招來各地人民前來參加香港的「民主朝聖之旅」。

十年以來,雖然「七一大遊行」成了香港人集體政治表態的常規,人們也可以從每年的「七一」遊行中閱讀香港政治氣氛的轉變,但是,「七一」對香港民主政治的推進,似乎只局限在象徵的層次。「七一」主要成為一種浪漫化的香港式民主生活的象徵,媒體上亦充滿對「七一」能夠體現香港人主體性的表述。可是,正是這種種關於「七一」的浪漫想像,把街頭政治、嘉年華會等想像,取代了人們對公民社會內部動態和權力關係變遷的應有關注。

零三年爆發了「七一大遊行」,來得突然。無論官方還是民間,對新現象都沒理論準備,遑論解釋。零三、零四等幾年,關於「七一」的爭論,都環繞著「七一」究竟是中產覺醒還是基層怨氣爆發而展開。但更為廣泛流行的說法,是將「七一」視為一種全新社會運動方式,由許多自發、機動的小群體推動,透過「網絡動員」,無需中央化的組織。這種想像將公民社會想像成純然自發,毋須刻意做推動和組織工作,而且永遠被想像為站在進步價值的一邊。

筆者認為,「七一」雖然的確是 一起具有歷史轉捩性的事件,香港人藉此突破九七後沉悶的政治困局,而回歸後維持了十多年的大遊行,亦有很多積極的意義。但是事實上,關於七一的「嘉年華會」想像,卻又遮閉了香港人在發展成熟的公民政治文化方面的各種問題。因為,當每個人都把「七一」當成香港民主運動的指標,人們往往就以為七一大遊行當中的眾聲喧嘩狀態,就是公民社會各人可以「自由表達」,意見得以溝通的「公共空間」。

這種被「奇觀化」了的公民社會,實質上是將公民社會化約為「群眾」。在這種「群眾奇觀」(spectacle of the mass)底下,公民社會不再被認真看待為一個內含高度異質性,人們的價值、利益、信念等潛存鉅大張力和內在矛盾的地方。也就是說,雖然人們歌頌七一遊行當中的多元性,但其實這種被欣賞的多元性,並非真正的多元主義,也非成熟「公民政治」當中需要的多元力量互動。

如果用發展公民民主政治的角度去檢視,參與七一的組織者和普通參加者,除了無拘束地表達情緒,用口號去宣傳政治主張之外,都沒有在實踐中體驗民主生活,養成更深刻的公民民主實踐經驗,學會用民主方式去處理藏在公民社會內部的政見、價值和策略的衝突。

不過,更加重要的是,由於公民社會不再被認真視為一個「戰場」, 社運參與者亦不能透過諸如葛蘭西的(Gramscian)視野,區分出「陣地之戰」和「運動之戰」,去了解及分析公民社會在民主運動整體戰略中的位置。而相應地,政黨也自視為與公民社會發展無涉,既無對應公民社會發展的政策、方針,也日益沉迷在選票和爭奪議席的遊戲,完全和公民社會疏離脫節,陷於被動和使香港民主運動領導權真空的狀態。

事實上,七一十年來的一個大失敗,就是在七一的遊行活動被例行公事化和事務化。在每次的籌備、組織過程的中,雖然凝聚了眾多活躍的公民團體,但七一活動並沒有孕育足夠力量,搭建出一個讓不同取向、意識形態和關注議題的團體,共同反思公民運動,開展有效政治爭辯的平台。 公民民主文化停留在抗議行動的表層,但建制的力量卻有步驟、有資源地向進步公民團體所遺留的地帶,逐步擴大影響,收編、吸納和轉化社區組織、教會和學校這些公民社會空間,透過慢慢蠶蝕,以建立「愛國愛港」的建制力量。

七一大遊行令人以為可以街頭作陣地,卻實質上默許民主進步力量退出公民社會,這是筆者十周年「七一」反思中想指出的缺陷所在。

作者為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副教授

文章刪減版原載於《信報》-時事評論-2013年6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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