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
近來中央對香港的管治由暗中施行的專制管治突然升級至明目張膽的強勢干預特區事務，再配合親建制政黨及報章，似是將「溫水煮蛙」的方略提昇至「滾水煮蛙」的地步。可是，不少香港市民不做順民，社會運動成為他們表達意見的唯一方法，讓中央與市民之間漸呈水火不容之勢。
六四悼念晚會、「七‧一遊行」、保護菜園村運動、保護皇后碼頭運動、反國教包圍政總運動、免費電視牌照運動皆為香港政治生態帶來不同的影響及變化，而這次免費電視牌照事件的影響似乎是一個重要的轉捩點，因為建制力量的橫蠻與市民的憤怒也是前所未見的，而這次社會運動亦充份證明任何政治議題都可以引發龐大的動員力量，這種力量並不專屬於學民思潮領導的反國教運動。
面對這種力量，中央的處理方法還是強硬與專制，但這種主導思維只會為中央帶來更大的政治風險，埋下更大的炸彈。現在我們先撇開道德與公義的問題，就是單從理性的策略選擇角度看，這次中央選擇不讓步是極不明智的選擇。倒過來看，這可能是市民在抗爭上的一個勝利缺口。
風險一：削弱抹黑反對派手段
政府及建制派經常在抱怨某些政客在將議題政治化，但其實「政治化」是不可以避免的。學者Harold Lasswell 曾經給政治下一個非常有名的定義，是「誰可以得到什麼﹖何時得到﹖怎樣得到﹖（who gets what, when and how）」，任何政策根本都是政治，將政策爭論「政治化」實在無從說起。「政治化」之說只是政府抹黑反對派的一種粗淺論述，暗指反對派為了選票或煽動市民而脫離理性政策討論。這種論述在過去大小議題雖欠說服力，但在不少建制派支持者的眼裡也可以講得過去，不過這次政府連說服市民的力氣也省下來，連自己都以保密制來拒絕裝出理性討論的樣子，又怎可能以「政治化」抹黑反對派﹖
在政局裡動員的第一是要設定敵人，反對派如是，建制派如是。可是，這次連政府自己都拒絕理性討論，甚至一開始就以保密制來將自己交代的後路也封了，他們再不能理直氣壯地以「政治化」來抹黑對手，又怎可能成功動員﹖
再者，在過去的大爭議中，建制派至少有一個說得過去的理由做論述根基，例如在《基本法》二十三條立可以強調國家安全；反國教風波則可以強調愛國及中國人身分認同的重要性，雖然大部份市民未必同意這些理由，但至少這些理由本身未至於違背常識，也可以立在道德高地，讓左派報章及建制派議員大寫特寫。可是，這一次爭議只有一個有違常識的行會保密制及無根無據的「循序漸進」原則，全無說服力亦難進佔道德高地，政府很難動員支持像過去般盲撐政府，連左派報章的支持力度亦大不如前。
最先察覺到這問題的大概是建制派的政客，於是紛紛迅速與梁振英割裂。這不難明白，這次風波的最後核心問題是行會的集體保密制，這制度在中央政府眼中的重要性不及剛才提及的國家安全與愛國教育，而且梁振英的講法破綻太多，他們不會願意在這種地方消耗自己的政治資本，於是盡快切割，自保為上。
因為這次免費電視牌照事件牽動的不止是活躍於社會運動的市民，更包括過去不太關心政治的市民，以前說反對派將議題「政治化」很能打動他們，因為他們很害怕社會陷入混亂，而這次事件可以讓市民認清「政治化」的本質，進一步減弱市民對政府的信任。日後中央以至特區政府要抹黑反對派，恐怕不再容易。如果特區政府在這個議題上不讓步，以前相信政府「政治化」抹黑手段的市民也會提高戒心，這樣對中央、特區政府日後推動政策都會是重大打擊。倒過來說，反對派以至社會運動領導者日後會有更大空間反擊政府。
風險二：鞏固社會運動的發展力量
現時香港的社會運動有極大的隨機性，例如在 2003 時特區政府強勢就《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大概政府沒有人會想到會爆發大規模的遊行示威。時至今日，在免費電視牌照事件上，根據王維基的講法，事前政府某重要官員不認為不發牌給所有申請者會有社會反彈，而我相信沒有多少人會在事前估計到事態會發展到這個地步、這種規模。現時，彷彿任何政治議題都可以突然引起強大的社會反彈，甚至大型的社會運動，而市民已經逐漸習慣這種隨機性，於是更容易一呼百應。
當市民開始習慣這種隨機性，就會對任何反對行動、任何抗爭方法都會持愈來愈開放的態度。態度愈保守的市民就愈不願意做前線，亦不會願意參與小規模運動，但當任何運動都有機會變得大規模，就算保守的市民都會積極考慮。這情況有如我們習慣即興活動，對被放鴿子的戒心會下降，活動也會變得愈來愈多樣化，機動性也會提高。
社會運動的力量是可累積的，參與這次免費電視牌照運動中的不少都有參與去年的反國教運動。雖然現在沒有研究調查顯示這次運動吸納了多少新參與者，但從參與集會的人數及機動力看，運動的穩定程度遠較反國教運動時高，這間接證明了社運力量的累積成果。中央與特區政府對「佔中」極度提防，但諷刺的是政府對這次事件的處理手法卻鞏固社會運動的力量。從策略選擇的角度看，中央必須考慮回報與風險，免費電視牌照的重要程度大概不會比立法會議席替補方案、《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及普選方案重要，在這種小議題上給予社會運動發展空間並不明智。
政府最佳的讓步時機是在十月二十二日，那天如果行政會議宣布重議發牌，王維基就不會舉行記者招待會反擊，這次社會運動也會在萌芽階段終結，力量就不能從中累積。雖然政府錯過了最佳時機，但從風險衡量的角度看也必須盡快讓步去消弭力量。十一月六日的集會將這次社運帶到一個更具機動力的層次，可以就單一目標隨時動員，如果政府堅持不讓步，這種近乎游擊的集會會持續，累積效果不可估量，而任何強硬的應對策略只會進一步加強累積效果，令日後推動政策難上加難。倒過來說，社會運動的帶領者要研究如何持續累積力量，包括思考如果不濫用這力量。2003年的「七‧一遊行」是有威力的，但當遊行不斷，焦點變得渙散，力量就大不如前。過度運動社運力量會招致疲倦，不可不察。
風險三：社運模型進化，有助製造時機
這次免費電視牌照的社會運動初期採用的是去年反國教運動的模型－留守政總、成立大聯盟、每日有不同的節目、邀請各界人士站台、去政治／政黨化。可是，運動到後來開始起變化，例如暫時撤出，卻在十一月六日再召集群眾包圍立法會（去年反國教運動以絕食作軸心，不撤國教科不罷休），是新的游擊方式；在十一月六日的集會加強了政治元素（去年反國教運動雖也有政治元素，但不會讓這元素太鮮明，否則會給人一種學民思潮被利用的感覺）。這些變化是一種進化，因為增加運動的機動性更有助製造時機。
去年反國教運動的成功其中一個因素是臨近立法會選舉，爭拗或對建制派構成重大打擊，於是政府有強大的誘因讓步。這次免費電視牌照事件沒有這種逼切性，對政府的壓力相對較小，但當運動變得有機動性，戰線也可以隨之延長，例如可以更加貼近 2015 年的區議會選舉。現在事件還有不少不肯定因素，隨着事件進入司法覆核，或許會有更多令市民憤怒的資料流出，只要運動以游擊方式持續，就可以對建制派於區議會選舉構成打擊，成為逼令政府讓步的壓力。值得留意的是，這次運動與反國教不同，讓不少從不關心政治的人加入，而這些人在區議會選舉中往往只會看地區工作而不看政治，隨着運動持續進行，他們的投票意向或會改變。
只要政府有考量到這風險，就必須盡快讓步，否則日後影響難以估計。未來政府要面對的難關很多，就是普選方案一個也已經危險處處，「佔中」與區議會選舉也漸漸接近，如果政府不在發牌事件讓步，日後發牌的游擊社運戰或會與以上的議題爭議重叠，屆時四面楚歌，社會或會失控。倒過來說，反對派及社運帶領者應充份利用這種社運模型的進化，製造更佳的時機向政府施壓。
風險四：多重標準，製造社運主題
這次政府對「三揀二」、不發牌給王維基的理由牽強，而且多種標準，將在日後其他議題上扯政府後腳。說要防止惡性競爭，3G 頻譜重拍時政府必須解釋為什麼要維持現狀；免費電視續牌時，政府就要解釋為何要續牌給屢次犯法、財政不穩、收視低迷、節目質素極差（而且不斷重播）的亞洲電視可獲續牌，這次議題是潛在的炸彈，因為社會運動變得有機動性及有累積力量，這些議題可以爆發規模難以估計的反彈力量。
政府不讓步，這些爭議將變成定時炸彈，從風險角度看，承受這風險並不明智。倒過來說，反對派及社運領導者可以提早在未來的議題上做好準備，在這次漫長的戰爭上建立優勢。
結論
政府很可能不會讓步，雖然策略上這並不是明智的選擇，而不讓步將給予反對一方很大的發展空間。社運的機動性與累積力量可以讓他們更有效地把握時機，也可以提早準備未來的戰事，在政府的抺黑手段漸漸失效之時，形勢會往反對的一方走。這次免費牌照事件不讓步，將會令政府在未來推動政策難上加難。其實現在仍有讓空間，但如果政府冥頑不靈，反對力量就必須把握機會，爭取香港的最後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