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中評論「充氣展」時，我曾寫過「很少去一個藝術的場地而一個認識的人都看不見。從聳動效應到公共理解的路，到底還有多遠？當日天色灰藍蕭瑟如一首哀歌，無以名狀的風寒，暮色之中，人群散去了乳豬的眼睛還是一閃一閃，詭異，瘋狂，奇觀。通過多重荒誕，藝術還給我們的，就是廢墟的實相。」
首次看到西九的爛地，我心底也曾打個突——但馬上便明白，正因為是爛地，才有更多未被定義的可能性；而且，這就是香港文藝生態長久存在的真實：沒有專為你而設的空間，沒有東西是完全準備好的，總是與環境格格不入，始終有一種吉卜賽的流徙氣質，裡面的人要不斷調整與提出自己的想法。香港文化總是生於廢墟，爛地、格格不入的空間，正正是我們需要投入去建立的世界。
自由野的策展背後及成果
自由野已經完結，主辦單位已密鑼緊鼓做下一檔西九大戲棚去；但文學的流轉周期較長，願在此處分享更多策展經驗及想法，供有興趣的朋友參考。
今年參與「自由野」，我的名義是「聯合策展人」。我策劃的節目包括董啟章和陳慧的草地讀書會（中型1對30的規模，首天未受天雨影響時有接近50人），這是作者群中普遍想推動的一種活動，希望能借自由野與草地，重燃人們對文學的注意力。另外也很受重視的是由青年文學組織帶動的「文學遊擊」，把文學化成近距離的遊戲與分享，讓不熟悉文學的受眾都有機會體會文學的趣味與溫度。參加的組織中，「我們詩寫」、字花的「水煮魚工作組」已經有過類似實踐，駕輕就熟；比較內向但詩作成績突出的「關於詩社」，以及活躍在虛擬空間的「書屑」臉書專頁中人，對此一嶄新的接近一對一面對面的交流方式，也感覺不錯。四組接觸的人數大概共逾300。
比較花時間和心思去策劃和統籌的是兩日的詩歌音樂會。詩歌音樂會有主題（我的策劃方式一向是內容先行），邀請合作的詩人必須風格貼題，也要有一點跨媒界的習慣，加入前進進的讀劇也要配合主題，節目流程要考慮受眾的接收。選得對的話一切如順水推舟（像曹疏影感嘆「我寫的所有詩都是無用時光啊」）。自由，以莊子的話來說就是「無用」，用潮語來講接近係hea。在「無用時光」主題下，有些詩人如廖偉棠很主動去選用具「反商業化」思維的作品。至於「粵語就是詩」的主題，在面向國際的西九規劃中是重要的本土聲音。策劃過程中我發現長久用粵語口語入詩、成其為一種風格的香港詩人，原來並沒有想像的多。我把他們聚集在一起，集中地呈現文學藝術如何拓展「語言的邊界」，即令粵語除了親切感和生活化之外，還有宗教、哲思、批判、冷峻、豪邁、現代主義的可能。知道這些，對於深化香港的本土文化很重要。
詩歌音樂會預期參與人數為60-100，首日未下雨時一度有300人左右，這是香港目前很多戶內免費文學空間所未能承載的。在這個意義上，人數證明了文學參與自由野的部分意義。讀粵語詩時會談到不少本土文化被忽視的問題，路經的途人都會駐足聆聽不斷點頭，這些面容也解釋了在戶外流通空間推廣文學的意義。
由於天雨，第二日自由野人流大量減少，但文學部分的活動幾乎全數照舊舉行，令木板地的文學區成為除明星獻唱的大舞台之外最聚人的區域。一句「照舊」，背後有主辦單位與 production house 難以數計的努力。而在「與人約，雖遇風雨，不可不往」的老課本金句號召下，冒雨前往西九的文學愛好者仍然不少，顯示我們所動員的文學愛好者可以構成堅實的支持核心。
在荒地上工作，自然不免一腳踢，這是從社運現場練回來的靈活性。策展除聯絡藝術家及相關單位的行政工作之外，還要做寫文案、做推廣、經營 FB 等公關工作，節目完結之後還要尋找後續評論回應（以前連場刊都是我排版）。真正「專業」的工作是挑選作品和單位，組織流程。我的目標也是清晰而多的：一、以作品和表演呈現策展概念及「自由野」內容意涵；二、以西九相對較好的資源，促生新的組合、新的演繹、新的作品，這些連結日後可成為更多創作對話的基礎；三、為高質的文學藝術尋找舞台；四、推廣文藝新人。第一點已見上文，不贅；而文學遊擊的文學新人，也有受報章及《鏗鏘集》訪問。
對於第二、三點，今次詩歌音樂會中過半是新組合，久休復出的劉芷韻和友人陳嚴相識多年但首次合作，陳麗娟與三位年輕音樂人的組合更是完全由策展人撮合，由無到有，練習磨合時間逾三個月。過去策劃過二十個以上的詩歌音樂會，以往的群體詩歌音樂會通常是即興 free jam ，少有針對作品去配合醞釀（有的話多由作者主動連結），這次西九讓我有更多時間和資源工作。在社運現場的詩歌音樂也很好（自由且有感染力），只是它多半要靠之前的累積；而如果在有酬的情況下能做好累積，這比較 fair ，讓我更為安心。表演後游靜慨嘆「聽人讀詩真係會幫到寫詩」，龔志成要邀飲江再玩，黃仁逵和崑南會後還去了神燈河鮮飯店飲酒 jam 詩，這些東西可能未來才見到成果，但期待它已經鼓勵了我。我重見少時有幸目擊的九十年代文化巔峰時期的香港文學跨媒體藝術組合（如黃仁逵和梁小衛），感到串連這些實在是一種文化責任。
「文學策展人」的新觀念
其實策展人這觀念在文學界並不流行，甚至在香港也並不普遍，相反台灣的詩歌節則很早已有策展人概念。以我推想，策展人的身份究其本質，是以概念、結構和組織，去呈現意念，並讓每個藝術家發揮得更好。除了組織力和溝通力外，更重要的是有想法，有共同想法自然走在一起。
殖民地統治以至現在，「太有想法」都可能是一個危險的標誌。很多藝術節都由表面「中立」的行政部門策劃，尤其文學一直沒有「策展人」的觀念。我在2008年的《字花》13期做過一個專輯，整個都是評論香港文學節的，還有也斯訪問及陳雲文章，並引台北詩歌節為例顯示，有策展人、有個性、有方向，更能令一個文學節生色。專輯結果沒能改變圖書館，但後來廖偉棠幫進念的「建築是藝術節」策劃文學部分的「開不往辛亥的火車」，也許是本土首現「文學策展人」——如同現在「自由野」為文學引入「策展人」概念一樣，與其它藝術的跨界實踐，更能推動文學領域的建制進步。
過往策展人多被理解為「行政聯絡」，接近完全隱身。其實在現今藝文活動多到競爭激烈的環境，「策展人」的個性、想法、方向，更能為活動提供焦點和內容，更能作為一種保證。希望有更多「文學策展」的人材和機會湧現，也讓作家和藝術家學習和策展人互動的基本合作倫理：就意念溝通交流（不能任一單方面決定）、有改動時要商量和通知，信任合作夥伴會互相體諒和意在令事情更好。（註一）在主見之外，策展人亦要給予表演者足夠空間去嘗試，黃仁逵用有點強硬的態度教懂我這一點，我日後還要更好地學習。
信任，以及判斷標準
以上各點闡明我認為參與「自由野」的意義：它的橫向鬆散策展方式，可以是文學通往大眾的舞台（也包括其小眾藝術），提供一些資源去催生創作和交流，為日後更多的連結打下基礎。我亦不是百份百喜歡西九所有的方式；音樂人臨陣退出自由野的表演，曾指西九是「粉飾太平」。真正的藝術家絕對反對粉飾太平，我們需要判斷力，願在此誠心討論何謂「粉飾太平」。
我首先是用內容去判斷的。如果主辦方策動歌頌自己的作品與表演，那便是粉飾太平，此所以許多左派文藝及表演肉麻而遠於藝術，有種生人勿近之感。如果主辦方以權力壓抑批判與反調，那更是阻礙創作與表達自由的粉飾太平，絕對不可接受。但以上兩點，我在自由野並無見到。相反，廖偉棠、陳麗娟、崑南、也斯等等的詩批判商業化與過度發展，mc仁的粗口歌詞就像呼吸一樣自然，前進進讀陳炳釗劇作《十七個可能與不可能發生在2012的戲劇場景．行動筆記》討論藝術、革命與聳動效應之間的關係，其它如「九玩自由野」和「西九化骨龍」亦是帶批判性的藝術行為與創作。因此我判斷，在內容上，自由野沒有粉飾太平的審查。
有指西九文化項目是地產豪宅的輔助，是以凡任何方式參與任何西九項目，都是粉飾太平，甚或幫兇。這是以政策及城巿發展的政經結構作為判斷標準，單認「西九」二字已經定罪，而非根據內容判斷。用這種思維，則你即使在西九做批判性的藝術、引入綠色環保措施及方便傷健人士的通達服務，都可以解釋為粉飾太平；那麼，根據同樣邏輯推論下去，你在這個城巿裡做任何批判性的藝術、引入幫助弱勢的項目，幫助這個社會變得更好，甚至你自己生活得更好，都是為這個惡劣的城巿粉飾太平！反建制人士所不認同的又豈應是西九這麼狹窄呢，他們應該整個政府都不認同，那麼西九以外，任何來自政府的資助都應一視同仁而鄙棄之；徹底一點的話，來自資本主義系統的任何營利而轉化成的資金支持，亦都是不義的，全都不能要。這樣下去，為了批判和反建制，藝術和社會企業，不能要任何資源，而且人人都要活得像地獄一樣，才不是為這個有缺憾的社會塗脂抹粉！
不是這樣的。我想演示的是，純以結構位置判斷正邪，這種邏輯推到極端是不成立的，處理不好的話，就會顯得太過刻板且又任意。它會沙塵滾滾殺錯良民，未批判到建制或打擊到西環，就可能先影響很多一心搞藝術或令社會變得更好的人。如果把搞藝術視為一種含有公共性追求的行為（如同扶持弱勢的社會企業），則必須包含為整個共同體思考改善之途的心胸，幫助弱勢和善良的有心人，而不止是劃分敵我。對己而言，我傾向把判斷標準放在實際的內容上。
我的另一個判斷標準是人。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禮賢下士時，暫時的風潮會扭曲人的印象。所以「人」，既包括其背景及過去實踐，也包括實際行為（孟子所謂「聽其言，觀其行」），這樣才不會被說來好聽而實質有悖道德倫理的人騙倒。今次參展的許多詩人、作家和藝術家，都是社運現場的常客，一直關注基層和弱勢，也用自己的創作反抗，廖偉棠在內地冒險發聲，游靜寫尖銳的政治詩從來刺人，老前輩崑南反建制都已經四十幾年了——長久的 profile 比較能保證人格。對於可以信任的人，如果他們選擇在西九現場表達自己的反抗，我們應該尊重他們的表達方式。
很多人認定西九是萬惡。自由野找我聯合策展的朋友，以前在藝術中心出版《站在世界背後——賈樟柯電影特集》時合作過。其實不是相熟，只是看到過行事方式，是啱數、可信任的人。自由野過程中她最感動我的，不止是對於文字節目的竭力成就，更是她在最後一刻，還在想如何把單車、環保、通達這些周邊的生活措施，放到已經多嘢到爆的自由野裡，另一些今次才認識的西九工作人員，亦以自己的方式向我表達對文學的支持——他們有竭盡全力為小眾和先進尋找適合的舞台。建制中為何不能夠有好人、做好事呢？為什麼否定他們的努力？
香港從來未有一個全面民選的政府，建制所做的事和民間一直有距離，於今尤烈。但香港文化界部分人一直有某種共識：一旦有一點資源和機會，就把小眾和反建制藝術偷運進去，向這些人輸送一點養份，促成未知的將來。對這種人來說，廢墟和荒漠正好是建設與試驗的時機。西九是一片爛地？正好由關懷本土、堅守藝術價值的小眾去定義空間的用法與模式。
這種人行政做得很足，但對藝術放任。中立的官僚真的會對藝術作去政治化消毒，這種人則視政治和批判如呼吸一樣不能禁止。從陳鑑林傲然說「西九應好好搞藝術，不要碰政治」的說法來看，建制尤其西環，很樂意見到這些人消失。
從港芭《夢紅樓》政治審查事件來看，土共陰影下的香港，本土藝術發展很可能遭遇赤化寒冬。如果本土的藝術家還在隱世或者分裂，不去首先定義西九或其它藝術空間應如何運作，土共會有自己的藝術家出來塗脂抹粉——這些人已一早安排好了，見於國慶酒會大合照。文學界特別熟悉這些人，請原諒我的憂心。
總而言之，我（們）就是靠內容和人，去判斷所有與建制相關的事該不該做，並且希望不要殺錯良民。當然每人劃的線都可以不同，我無意提倡統一，但我建議每個人應有穩定統一的判斷標準，儘量不要變卦，以免影響到合作的人揹黑鍋。對人的信任需要時間訂立，若失去了的話，只會自我消磨。
有記者訪問我時提到，有參與自由野的內地遊客對自由野表示失望，覺得下雨的自由野蕭條荒涼，表演的音樂又過於淒慘（按：多半指是文學區吧哈哈），感受不到香港的藝術氣息，覺得不及上海的「800藝術區」及北京的「798藝術區」。其實這已經表明了，由大數小眾聚成的自由野逆反於國內強調富麗的框架。香港人本應是最懂得自由野之內容和價值的。如果本土有夠多識貨的人，能夠支撐起自由野的人流需求（本來網上登記人數已爆滿，達12萬），那麼就可想望自給自足的本土模式。
自由野已過，明年或因工程停辦，也不知還有無文學部分，但想留下一點經驗和思考，推動文學的發展進步；並且希望討論信任與合作倫理，因為對在廢墟上堆沙摸索的人來說，沒有信任是很艱難的事。與各位共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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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一：在表演前一日，有伴奏的音樂人決定退出表演，但從無跟我討論疑慮，決定後也沒有直接與我溝通，反而直接去信不相識的詩人，並邀請他們在西九外另作表演。因為當日西九上網的技術問題，我在首日表演後的晚間才由詩人口中得知退出消息。我素來事必躬親，對於沒能居中協調而令詩人疑慮和受到震盪，他們雖不怪我，但我感到十分抱歉。亦極感激臨時義助音樂的龔志成及友人 Alan 。不少批評該聲明的人，都有從事文化策展，他們激動是因為想像到自己的項目裡如果出現這種情況，就什麼都不用做，因此咸認為此風不可長。在此想平心靜氣地提出：信守承諾與責任，有改動時儘快與策展人或行政人員溝通，真心為自己的變卦感到不好意思，退出後向受影響的人道歉，都是合作的基本倫理。而未經溝通就單方面出聲明，及向被放飛機的詩人提出另外的邀請，都可能被誤會為來意不善，宜謹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