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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敏剛

中文大學畢業,現為匈牙利中歐大學博士生。 網誌

政經

中大「抵抗英語化」等於「普通話化」?

中大「抵抗英語化」等於「普通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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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誥烽教授在其面書寫了一條status(註一),指在零五年中文大學的「哭中大」抵抗英語化最後只會做成普通話化,又指當時反對的人「不少其實是抱著中大為中國而立的虛妄中大理想」,是「殘舊中華ren」(「ren」不知何意。人?)。還要提到自己當年就在中大教書,彷彿想說明自己就是當時的見證人。

但這其實是一個錯得不能更離譜的講法。錯在扭曲事實。事實是:

1. 即使經過抗爭,所謂的「國際化」政策最後還是在中大全面落實,即使是來自內地的教授都用英文教書。筆者政政系畢業,系內不少內地教授,都是清一式用英文上課;

2. 「哭中大」的訴求是要求中大校方收回政策,容許教師自行選擇授課語言,尊重粵語為大多數教師的母語,以及他們以之授課的權利;並強調並不反對真正的國際化,但面對外地學生,要做的應為增撥資源為外地生提供良好的中文教育,因為這正正是幫他們了解香港和中國的語言文化的最佳方法。(註二)筆者前陣子寫了一篇發表在《號外》的文章(註三),就疏理了這段歷史,並和七十和八十年代的兩次中文運動作比較。整個抗爭論戰中都沒有人講過中大是「為中國而立」(這是港大的立校使命吧?),類似的講法容或有人說過,但至少不是主流的論點。這和前兩次中文運動比就更明顯。兩次中文運動都有很強民族主義色彩,第二次中文運動甚至恰恰就是主張中學(注意:不是大學)中文要用普通話教。但「哭中大」則著重反英美文化霸權和教育商品化,焦點是保衛粵語教學;普通話教學已沒有人提,甚至有不少聲音提出警剔。沒有寫到文章中的是: 校方當年報告書是主張「普世科目用英文教,中國文化科目用普通話,本土文化用粵語」,一樣激起抗爭者反對,認為是矮化粵語(註四)。

孔教授指他當年支持國際化,因為覺得「對抗英語化之後普通話一定成為中大潮流」。遺憾的是,當年本來早已有聲音提出要警剔普通話化,我們卻見不到當年就在中大的孔教授出來發聲,並為我們提供這樣重要的守衛本土的思考--這可是將本土理念的起點推早十年呢。

那麼,對抗英語化是不是就會引致普通話化呢?也許孔教授在美國教書太久不了解香港情況。在香港,客觀事實是英語在大學內佔有壟斷的地位,普通話遠遠談不上成為主流(以中大為例,其實大部分的內地教授都是用英文教書)。這自然是因為「國際化」的政策最後還是落實了。因此「哭中大」對抗英語化,某程度上是失敗了。即使有部分學系抵抗英語化的潮流,事實是,守住的都是香港教師用粵語授課的權利(如哲學系和政政系)。說「對抗英語」引致了中大的「普通話化」,既不是事實,而因此把抗爭者說成因為抱著「為中國而立」而引致普通話化,更不知是從何說起。

當然,如果我們延伸去看,香港的學界,尤其是中學和小學,普通話化的威脅是存在的。但以香港來說,對粵語更大的威脅其實來自根深柢固的英語霸權,以及背後的教育為市場服務的邏輯:教育為的是裝備學生投身勞動市場的「搵食工具」,而不是文化傳承和培養學生的批判思維。事實上,不少人也指出,普通話化除了有政權的推力之外,這種商品化思維也在作祟(註五)。在大學的層面,我們可以做甚麼呢?我想,在既有的限制之下,我們應該是把焦點放在推動中文國際化,包括用中文做學術研究。在這個脈絡下,應暫時不計較中文是普通話、廣東話抑或其他省的方言,先提倡保留中文地位,才是上策。如果在香港中文連成為正規學術語言都不能,在文化上被貶為低一等的語言,又何況廣東話?那麼,這過程會不會助長了香港大學教育的普通話化呢?也許,但我想,這是為了提升廣東話文化地位必然要冒的風險(註六)。這指向的,其實更是在於我們在推動中文國際化的同時,也要批判更根本的教育商品化思維;有心保育者,要做的是遊走於這兩條戰線之間,盡量拓展中文及廣東話的實用價值,提升它們的文化地位(註七)。

具體要如何做呢?自然這是個大問題,難三言兩語詳談。但至少,要做的,一定不是含糊不清地說抵抗英語化就是支持普通話化這樣沒有事實根據的話。認清歷史,面對事實,才是真正有意義的反抗的開端。

註一:有趣的是,筆者和教授是面書朋友(真人並不認識),但卻是另一位朋友傳來截圖,才見到他的status。我和他毫無任何交情,我亦不是甚麼知名網民,但我卻又沒有被block或unfriend,那意味著一個多細緻的訊息分享分層? 令人嘖嘖稱奇。
註二:當年的「哭中大」公開信,見。亦可參考筆者去年為紀念中大五十年寫的一篇文章(見註三)
註三:見
註四:譬如這一篇。 
註五:譬如這一篇中學教師的親身證言: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20694
註六:較少人提到的是,提升中文和普通話的地位,其實也有助擴展香港學界和台灣學界的交流──這在現時基本上是嚴重不足的。
註七:感謝網友凍易打鹿向我指出這幾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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