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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寶強

香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副教授。著有《告别犬儒.香港自由主義的危機》、《限富扶貧——富裕中的貧乏(新編)》、《資本主義不是甚麼》、《告别懶人常識——尋找多元的文化生活》等書 網誌

政經

數量與速度的「排外」——中港矛盾不是什麼

數量與速度的「排外」——中港矛盾不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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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學生佔領立法院,根源自當地民眾對開放兩岸服務業的憂慮。而在香港,「拖篋驅蝗」、「愛國愛黨」這些新形式示威,承接了「反雙非」、「光復上水」等反「自由行」活動,但引來更廣泛的迴響。這自然與特區政府發布的「7000萬估算」到「1億也來者不拒」的說法有關,也同時為梁振英那帶點不食人間煙火味道的「未富先驕論」所激發。數百名學生的佔領行動,觸動了整個台灣朝野,很有可能逼令政府作重大讓步;參與人數不多的香港「素人之亂」,所引起的中港兩地的爭議,影響力遠超動輒成千上萬的港式遊行,這大概反映了推動「兩岸」/「中港」融合的一些根本問題。

是質素?還是數量與速度的問題?

以筆者較熟悉的香港為例,反「自由行」活動所帶來的迴響,孕育於近年中港矛盾升溫的社會環境。然而,相關爭論的焦點,卻有點錯置。支持繼續甚至擴大「自由行」的觀點,建基的是旅遊「有利經濟發展論」,間或滲點國際大都會應接納多元文化的價值觀,借助的是物質利益和「文明道德」這雙刃劍;反對「自由行」的聲音,則源自過多旅客來港對本地民眾日常生活的干擾,當中的一種頗有影響力的看法,傾向把數量增長與速度過快的問題,同時解讀為人口素質的比較,以至打出「驅蝗」這帶侮辱意味的口號。

「自由行」引發的論爭之所以錯置,源於正反論述均混淆了數量(及速度)和質量的問題。一方面,「有利經濟發展論」錯誤地把經濟高速增長等同整體社會生活質素的改善,宣稱「造大個餅」(量的增加)就必然令民眾受惠。然而,倘若分配不均的情况日益嚴重(這正是香港的現况),餅造大之後民眾所能分享的份額,可能會愈來愈少(見圖);更甚的是,如果追求經濟急速增長,也同時意味對自然生態和既有社區生活的加快破壞,離可持續發展(或永續發展)自然愈來愈遠,由此受害的,往往是缺乏資源和選擇的廣大民眾。因此,「經濟增長」並不必然是個好東西,速度太快,也就是「經濟過熱」;增長數量集中於某些部門,如金舖奶粉,自然會擠佔民眾日常生活的空間和資源。擴大「自由行」就算能刺激經濟更快地增長,但港人的生活質素卻可能因此變壞。「有利經濟發展論」,除了混淆了數量增長與生活質素外,也遠離本地民衆的日常感受。

另一方面,「驅蝗」論述也同樣把「自由行」中的數量及速度問題,混淆了人的素質差異問題。中港兩地基於社會體制和歷史軌迹的不同,民眾的生活習慣和價值準則自然有異,跨地旅遊或易地遷居,自然容易產生誤解與摩擦,但倘若數量不多,又或旅客移民的增長不太急促,社會應可以慢慢適應,就像香港過去持續接納不同時代的移民一樣。不過,倘若旅客移民增長過多過快,自然容易對本地民眾日常生活造成嚴重的干擾。因此,問題在於數量與速度,而非人的質素差異。試想如果每年數以千萬的來港的大陸旅客,全是行為高雅的音樂家藝術家,本地的商場由金舖藥房轉作琴行畫廊,對本地民眾生活的干擾,恐怕不下於來港購金買奶粉的大陸民眾所帶來的影響。事實上,香港政府人口政策中的輸入「優才」計劃,幸好數量不算太多、速度不算太快,否則這些「高質素」的「新移民」,僅是投資購房買地,也將不可避免地大幅推高全港的商住樓價,而人口房車數量的增加,也自然對公共交通構成壓力,同樣會嚴重影響本地民眾的日常生活。

數量種族主義

把少數旅客移民的「不文明」行為,擴展為整個族群的質素,顯然以偏概全,有欠公允,這是十分顯淺的道理,用不着多費筆墨,正如我們都會認為近日澳門一些有關「港客等同投訴怪」的指控,也不應「一竹篙打一船人」。同理,「驅蝗」行動也不代表港人的「文明質素」,而「驅蝗」的參與者也未必是心存惡意的壞人。正如澳洲學者Ghassan Hage在《悉尼先驅早報》(12/6/2006)指出,聲嘶力竭喊出帶種族歧視言論的民衆,很多時也是心地善良或至少並非邪惡之輩,他們往往只是想發點聲音、表達訴求。因此,Hage認為,面對喊出種族歧視言論的社群,不應簡單指摘他們的行為源於「不文明」的「人的質素」,才有可能促使他們反思這些行動對他人產生(很可能是不經意)的傷害。他在結論中指出,反對種族主義的朋友不應說:「他們不是好人,只是種族主義者」,而應改說:「他們很多也是善良的人,但這不代表他們沒有種族歧視的言行」。Hage的觀點,或許能有助我們梳解本地「反自由行」引起的論爭。

「自由行」之所以惹起不少港人不滿,主要在於其數量過多速度過快,而帶點侮辱他者的「驅蝗行動」的反應,或可視之為一種Hage稱之為「數量種族主義」(numerical racism)的東西,也就是基於移民(或旅客)過多而產生的排外種族主義情緒。倘若我們把數量和速度問題,錯置理解為人的質素差異,變為互相批評對方「不文明」,這不僅無補於事,更可能各走極端,矛盾加深。真正能解決問題的方法,是認真控制數量和速度,而非「1億也來者不拒」或「未富先驕」等不負責任的言論。

兩種社會運作邏輯的矛盾

除了數量和速度,中港矛盾還同時建基於兩種社會及政治運作邏輯的相遇。

以「驅蝗」為口號的反「自由行」行動,儘管與主流社會強調的「文明」或「和理非非」價值觀格格不入,甚至備受批評,但卻仍然獲得本地輿論的不少同情解讀,這除了反映本地社會不滿過多過快地來自中國大陸旅客的干擾外,也同時反映港人對內地社會和政治運作邏輯的抗拒,包括對中國大陸政府和權貴的不尊重人權、以權謀私、貪污拼爹、遏抑新聞言論自由、維穩至上的法治觀等憂慮和不滿,也包括對危害民眾日常生活素質需求的造假現象的恐懼與抗拒。更甚的是,透過幾任特區政府和建制派作中介,這些不為港人接受的政治和社會運作方式,正逐漸滲入香港。見證了新聞言論自由收窄、維穩警權擴大、廉署失守、法治動搖,又經歷了國教港視風波、高鐵東北融合,這些或多或少都與中港社會和政治運作差異及矛盾相關的變化,身處在這種社會脈絡之中的港人,產生「抗中情緒」及意欲追求自治,甚至希望完全割斷中港聯繫,自然很可以理解。

如果旅客移民的數量和速度才是直接引起中港矛盾的近因,而中港兩地政治、社會體制和運作差異,則是背後的深層矛盾,那麼解決的方法,只能是認真地針對數量和速度,訂定能保護及改善港人生活素質的人口和旅遊政策,以至組織社會力量,抗拒侵害人權、自由、公正和民主的政治、社會體制和運作邏輯。自然,在目前的不民主政治制度下,希望政府能夠認真處理這些問題,恐怕是緣木求魚。缺乏社會和民主運動的推動,恐難成事。而在目前中港矛盾不斷升溫的環境下,如何建設性地理解「排外自治」與其他不同的社運(如農業復耕運動、同志運動、工運、婦運)的分歧及共享的焦慮,恐怕是需要首先展開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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