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聽過一句說話：「議員在議會內爭吵打架，市民才不用在街上爭吵打架。」昨日，立法會行政長官答問會首次被腰斬，重新引起社會對拉布、擲物、叫喊等議會抗爭行動的討論。特首梁振英強調有必要反思和建立「文明的議會」，此話竟然出自於一個誠信破產、施政敗壞的人口中，實在是令人深惡痛絕！
一個議會的文明和尊嚴不是建基於議員是否遵守議事規則，而是建基於議會能否反映社會的整體民意、能否改善民生，以及能否尊重不同人的聲音。在民主的國家，議會是民意機關，理論上能夠反映社會整體的民意。在三權分立、互相制衡的大原則底下，立法機關的首要職責是監察行政機關的施政和審核財政預算，其餘還有制訂法律、就公共利益問題進行辯論等工作。
可是，香港的政治制度非常畸型，只有689票民意授權的特首掌握著行政大權，相反，擁有超過百萬人民授權的立法會卻無辦法完全履行監察政府的職責。根據《基本法》規定，立法會議員提出的草案，不能夠涉及公共開支、政治體制或政府運作，除非得到行政長官的同意，此設計完全是矮化了立法會，剝奪立法會監察政府的權力。
另外，立法會根本就不能真正反映整體社會的民意，立法會的組成讓社會上的大多數成為了議會內的少數。只代表廿多萬選民利益的傳統功能組別議員佔了近一半的議席（三十個），加上分組點票制度讓少數議員掌握了否決權，有利民生的議案通通被保皇黨否決，還談甚麼監察政府呢？2012年立法會選舉，就有16名功能組別議員是自動當選，等於是政府安插的棋子，為政府保駕護航，與台灣以前的「萬年國代」媲美。
畸型的政治制度一直在壓迫香港大多數人，單靠「文明議會」是無法改善香港的民生，那四個字只會淪為當權者的維穩工具，叫被壓迫者不要反抗，要遵守那不公義的規則。在公義的政制出現之前，民選議員如果在任何情況下也要遵守議事規則的話，即是等於被鳥籠困死，在籠內作出無力的叫喊，當權者是不會理會。
當行禮如儀式的反對票無法再向政府施加足夠壓力的時候，無法再為民主和民生帶來改變，違反議事規則的抗爭行為就是「必要的惡」，嘗試引起社會關注和製造輿論，向政府施加更大的壓力。前民進黨的朱高正是台灣國會打架的始祖，在八十年代號稱「台灣第一戰艦」，跳上主席台和主席拉扯、與國民黨立委大打出手，引起社會關注不公義的政治體制和事件。
在梁振英眼中，中國大陸的全國人大代表大會和北韓的最高人民會議應該非常文明，沒有人會拉布和擲物，甚至沒有人會發表反對政府的聲音，會議進行得很文明很順暢，但人民生活得有尊嚴嗎？議會抗爭根本就不是甚麼大問題，只是一種政治手段去引起社會關注。香港政治亂局的主因在於不公義的政制，以及那位誠信破產、施政無能、背逆民意的特首，當立法會都在配合毫無人民授權的政府在打壓民意，民選議員代表市民反抗，發出憤怒的咆哮，又何罪之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