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五年前的那夜那夕不會為香港人所遺忘。六四屠城，有人的命途因被殺戮硬生生所終結，有另外一些命途因另一種的死亡 - 理想和希望的破滅而轉變，而一般國民縱然不是切身參與者，他們的命運也隨着社會轉向而改變。
近代百年中國歷史，可說是一個改變的年代。面對着國家衰落、社會動盪、生活不穩的情況，『改變』就成為了一百年來中國近代史的主軸，橫跨世代不論朝野的人們都在共同尋求的命題。社會的思考，和官方的措施，互為交織。
『官方 - 社會』 兩條改革進路
在當政者以外，在野人士不論觀點為何，對『改變』往往有着一個整體的思考，由折衷中西的想法、立憲或共和國體的論爭、民國年間在左翼和自由派和文化保守派的討論…一直到改革開放後對中國前路的思考和疑問（譬如電視節目河殤在八十年代出現的背景）。八十年代，中國似是立心有能力闊別建政前期三十年間，政治鬥爭無日無之的肅殺景象，邁向一個新的時代。八九民運的發生，可說是孕育於走向開放的背景之中。
民間在野的想像和寄託是另一個面向，當權者的措施是另外一個面向。當政者所企求的局面，一方面希望從『改變』帶來的社會進步中，取得社會認受，進而鞏固統治；另一方面，又害怕開放社會對統治的衝擊，包括了多元思想和輿論、民主制度的建立、民間對執政路向的質疑或修正……結果，當政者的『改變』就刻意摒除價值的辯證和啟蒙的建立，只集中於經濟上、技術上、和行政上的改變，形成一套『富強為先』的官方價值。
一百年前辛亥革命前夕，滿清朝廷一方面大搞清末新政，一方面也毫不手軟去懸賞康梁人頭、捕殺革命黨人；革命後的北洋政府同樣企圖振興工商，鎮壓五四運動的民主訴求一開始也照樣強硬；九十年前，國民政府下的南京十年同樣經濟飛躍、重整武備，但在吸收列寧式政黨架構和意德法西斯經驗下，清黨、暗殺、拑制言論、國民動員也樣樣做足。
鄧小平設計下的改革開放，也何嘗不是延續集權統治，只集中於經濟和技術層面的改革路向；經過六十多年來掌握着絕對權力，共產黨政權的所作所為，是將北洋政府和南京國民黨政府種種劣跡，包括迫害知識分子推動的民主化、武力鎮壓學生運動，更為變本加厲，更加徹底。當日，改革開放或許在時人眼中，是對共和國前期三十年政治鬥爭亂象的闊別；但二十五年後今日的歷史觀察，配合八九年後中共國策的走向，則證明改革開放並非亂象的闊別，而係過往專政的延伸。
片面富強取代真正改變
以往中國這種半湯不水的官方改革，往往會因為無法符合改革寄望和保持生活安定，引致社會的反撲和政權的更易，可說是一種吊詭的現象：以鞏固統治為目標的措施，刻意迴避開放社會，到最後反而危及統治。當清廷新政失效，立憲無期，民國則隨之而建立；民國內亂不止，外交挫折出現，五四運動爆發，為十年後北伐取代北洋政權埋下伏線；紅色中國的建立，對當日四億中國平民百姓來說，相對於國府統治大陸後期內戰不止、金融紊亂、民生不穩的亂局，可說是新的開始。
同樣吊詭的是，所謂新人事卻不等於帶來新作風，大規模的反體制運動發生，只導致另一套官方狹隘措施上台。百年前鬆散的朝廷和軍閥政權，經過蔣介石和毛澤東所引入並鞏固的黨國體制，可以見到這個趨勢並不是向國民方向有利發展。經過中共政權數十年的統治，近代以來本來發源於商會、教育會的中國民間社會，以至工會、宗教團體、地方網絡都被政府整治殆盡；終於再經過改革開放的歷程，沒有開放社會與民主政制的制約，資本主義經濟無限發展，結合獨斷專政的統治階層，一方面以權謀利，一方面以利養權，形成一個超穩定結構。
八九民運是中國最近和最大規模改變超穩定結構的嘗試，透過反體制運動，以民主制度取代一黨專政，帶來更好的經濟和社會未來；而六四屠城的意義，則可說是這股開放思潮的努力徹底毀於一旦，結果是四分一個世紀後官方路向的勝利，一個講求經濟增長的方向，透過內部殖民方式壓迫基層以累積資本和滋養小部分富起來的人；而造成的社會撕裂和環境破壞，則利用所謂的技術、軍事、經濟成就，形塑國家成就感，以國家動員和經濟機會，消弭社會的危機。
今時今日中共鞏固統治的工作，較諸於二十五年前的中共、以前的國民黨、北洋軍閥、滿清朝廷更為成功；這似乎到了一個艱難的定斷位置，即百年以來兩條『改變』命題的路線：『官方狹隘政策』取得二十多年兩個世代的成功了，而『社會開闊想像』似乎消殆得僅剩形單隻影，未能再次如過往歷史般反撲向當權者，反而淹沒於『大國想像』之下。而未來的兩個可能的路向，都會非常危險，一是超穩定結構繼續得以維持，當權者只應對大量持續卻孤立的群眾事件，環境與社會的狀況繼續敗壞，經濟和政治壟斷不受制約；二是中共無法維持其統治，超穩定結構破產，卻因為過往二十五年的社會討論被高度壓制，無從填補中共下台後造成的真空，無目標的社會失序將成為下一個當權者上台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