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Wing
在北京，二十五年前的八九民運以血腥的武力鎮壓結束，自此內地大規模的民主運動轉為沉寂。但當年內地民眾的行動牽動了數百萬香港市民。香港的民主運動雖然不始於八九年，但說八九催化出香港人對民主的堅持，其實絕不為過。因此，每年悼念六四的活動，不獨是紀念一場悲劇和重提當權者希望我們遺忘的歷史那麼簡單。悼念六四，也是香港民主運動自己展示實力、凝聚士氣的場合。
愛國不必是悼六四前提
近年，極右本土主義興起，用激烈（不是激進）的修辭以至手段吸納支持者，已成為香港政治上要正視的一股勢力。這股勢力當中有些人主張香港人不要再理會大陸的不公義、甚至認為悼念六四死難者對香港人是無意義的。因為對他們來說，將香港與大陸區隔才是香港唯一的出路。
其實早於二零零六年公民黨創黨時，其創黨主席關信基教授已提出放下六四包袱的說法。他認為執著於六四是香港民主的一大障礙。八年前關教授提出這觀點時，幾乎沒有其它人認同他的說法。這也難怪！關教授一介書生，不會煽動仇恨，不像近年某些右翼本土主義鼓吹者動輒以「大中華膠」等措詞抹黑其它政治力量。
雖然支聯會的全名有「愛國」兩字以反映八九年的政治氣氛，而且「愛國不是愛黨」是八九年上過街的香港人都明白的簡單道理，但在二十一世紀的香港繼續為六四死難者鳴冤和支持大陸的維權運動，也不一定要以「愛國」為前提。
我們支持民主，因為民主體現著「平等」這個價值。人生而平等，因此統治者要經人民授權始能執政，而每名公民在投票時所投的票值也應該沒有差異。既然我們認同 平等，則我們不會認同世界上任何一個角落的人應被壓迫。無論不公義是發生在香港、廣州、北京、西藏、新疆還是尼日利亞，我們都有聲討壓迫者的根據。
香港如何改變中國
而立足香港的我們，因為兩地同用中文和交往頻繁而對推動大陸的進步有著比其它人不一樣的潛力。就像二十五年前香港人受到北京學生感染，今三月時不少香港人對台灣的佔領立法院行動格外關心一樣，我們在香港做的事也可以是大陸人民的參考對象。誰說幾年前廣州的捍衛廣州話抗爭、烏坎的鬥爭、去年江門的反核示威，到今年春天茂名的反PX廠抗爭沒有參考過香港近年的示威經驗？
最近大陸官方更已開展了「查堵反制香港政治性有害出版物專項行動」，可見中共懼怕長遠而言，相對開放自由的香港會令到更多內地民眾醒覺，對現政權構成威脅。而大陸那些在血汗工廠被剝削的打工仔女，當中有不少都是被香港資本家壓榨的。當下香港六大商會就在盡力反對廣東省就工人的集體協商權立法。立足我們的香港也因此在改善內地工人權益鬥爭中可扮演一定的角色。
勿為所謂「本土」忘掉價值
再者，就算你認為要先搞好香港才考慮中國，也不得不面對香港民主運動的最大對手不是梁振英，而是中共這個事實。正如職工盟六四25周年專號編輯組在〈寫在八九民運25周年：重尋香港民主運動的基進路線〉一文所言：「香港的民主運動要成功，不一定是要內地先有民主，但起碼要有力量和籌碼去威脅中共現有的統治方式。在這個意義上，假如香港的民主運動能到得到內地民眾的支持和聲援，其意義遠遠大於來自其他國家和地區的支援。」
有些右翼本土主義者認為，香港應靠放棄改變中國大陸而向中共爭取民主自治的空間。但我們要民主、爭自治的其中一個主因，不就是要讓我們自己去決定自己的未來嗎？靠所謂「井水不犯河水」的方式去換取有限的「民主自治」，不但只是與魔鬼交易的把戲，也是忘記了要民主、爭自治的初衷。到頭來，為了所謂「本土」的旗幟，甚麼平等、自由的價值都會被遺忘。
因此，只要我們對平等、自由這些價值仍有所執著，就算不愛中國、不覺得自己是中國人，也不可能呼籲別人不要悼念六四，和無視深圳河以北出現的不公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