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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民主路上的棄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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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民主路上的棄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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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陸偉聰(澳門理工學院前社工課程主任)
攝:獨媒記者吳卓恆

「雨傘革命」使香港人在公民抗命的道路上邁開了一大步,而與香港一衣帶水的澳門,今回靜靜地上了一課,但對澳門的民主運動能產生多大的影響力,暫時未能知曉!

公民抗命的條件先天不足

正如一般人所說,澳門的社會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十分緊密,如果澳門發生警民衝突,示威者可能會被拿著胡椒噴霧的表哥噴個正着,若筆者去特首辦遞信抗議警方無理施放催淚彈,接信的人可能是我的中學同學,可見每一件事的發生或多或少會與身邊的親朋戚友扯上關係,為此對發聲者帶來很大的心理壓力,更何況那些做小生意或在大公司上班的人,出來抗命等於拿著飯碗往地上砸,而政府和大財團早已掌握了澳門經濟的生殺大權,加上政府不斷輸送利益給維穏集團,使言論自由和多元的政治空間也不斷被收窄,令推動澳門公民抗命的工作舉步為艱!

葡人乏力為澳門民主奠基石

1966年澳門的一二三事件爆發,政治勢力頓時失衡而全面向中共傾斜,從此澳門的政制發展一直受到中國政府的控制。雖然1974年葡國發生了不流血的四.二五革命,這個歷史上被稱為「康乃馨革命」,讓葡國人民從獨裁者薩拉查手中取回政權,結束了長達42年的獨裁統治走向民主,但澳門卻沒有因此而受惠,相反被派到澳門擔任總督和官員的葡人,因經常受困於葡國政黨之爭而自顧不暇,歷任總督均無法專注管治好澳門,在這種積弱管治的情況下,當1999年還來不及為澳門民主政制建立基礎,葡人便撒手離去,導致澳門的政治局面在回歸後,馬上被傳統的親中勢力全盤獨霸,加上近年澳門博彩業的逢勃發展,更多添一員「黑金」勢力,使澳門目前的政制更形封閉和走向錢權交易的狀態。

公民意識的培養後天失調

大三巴牌坊固然是代表澳門的一個地標,但在社會動員的作用上它不能發揮出感召力,一直以來澳門人的自我意識主要建立在很強的家庭倫理關係之上,除此以外,社會上再也找不到另一個具有強烈共鳴和可以令澳門人自我認同的替代品,因此除非在家庭利益受到損害的前題下,否則很多澳門人不敢貿然公開與政府抗爭,而五月「離補」法案觸發二萬人上街示威的事件,只是特首因「自肥」的手法做得太惡心激起民憤而導致。另一方面,澳門的教育提供不到一個有效培養公民意識的教育環境,澳門的教育系統主要由親中和教會學校平分天下,但親中學校除了在選舉期間動員成年的學生去投票之外,平日不曾鼓勵學生探討澳門的政制問題,而大部份的教會學校在一二三事件之後,更患上了嚴重的「政治創傷後遺症」,自那年起教會學校再不敢談政治,在這種社會氛圍下,整個教育系統發揮不了啓蒙作用,澳門人整體的公民意識因此十分薄弱,對推動澳門的民主發展產生了一定障礙。

民主政制錯失兩次良機

澳門近五十年的歷史過程中,曾經出現過兩次民主政治的小陽春,第一次是在八十年代後期,澳門的立法會早在1976年開始有直選議席,1988年新興團體的候選人在選舉中大獲全勝,澳門歷史上,首次有三位沒有親中社團背景的華人何思謙、梁金泉和汪長南一舉由直選進入立法會,令全面左傾的澳門政局出現了一番新氣象,但可惜四年過後,獲選的成員在合作上出現不和,使萌芽的新興公民力量漸次萎縮。第二次小陽春是在剛回歸之後十年,也是在博彩業還未全面起飛前,當時的政治環境比較單純,主要是民主派與親中社團角力的年代,結果民主派得到市民的支持達到歷史高峰,每次選舉所得的票數一屆比一屆多,直至2009年((約40640票)泛民主派所獲的選票是2001年(約17000票)的2.4倍。但好景不常,2013年泛民主派的支持被黑金力量衝擊得人仰馬翻,選舉結果,他們所得的選票(約33000票)不但沒有增加,還比2009年少了近20%,隨著特區政府對異見人士打壓的力度逐漸加大,如今澳門的政治氣候令公民抗命的社會運動更缺乏條件,今後澳門民主政制發展的道路將會十分艱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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