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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處逢生唯創造——抗命時代讀尼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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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處逢生唯創造——抗命時代讀尼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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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於10月19日明報,現版本經修改
黃國鉅《尼采:從酒神到超人》香港:中華書局,2014,圖片來源自

「人為了可以活下去,他必須有能力,偶爾把過去粉碎、溶解。」(頁145)尼采在〈歷史對人生的利與弊〉一文裡這句話,在全民抗命的時刻裡,讀來別有一番滋味。兩個星期前,人們還拼命對抗摧淚彈,深恐警察或解放軍鎮壓,令1989年的悲劇命運重來,於是一直有人呼籲佔領的市民撤離。可是,全民佔領超過了十天,完全引證尼采的智慧,我們必須勇於忘掉傷痛的過去,才能更好地面對變化無窮的敵人。

永恒回歸的尼采

黃國鉅今年出版的《尼采:從酒神到超人》,按尼采本人的著作順序,按各重要的概念分章,從希臘文化在尼采身上的烙印開始,談到他對二十世紀法國哲學的深刻影響作結。在西方哲學界,尼采出名令研究者卻步,因為他行文跳脫,泛用比喻、象徵和諷刺,如同法國學者布朗岱爾(Éric Blondel)所說,尼采的文字像一具舞動的肉身,誓要喚起讀者思想的節奏,不再傳遞客觀單一的真理。黃國鉅全書博採希古臘悲劇、古羅馬文學、英國莎士比亞、法國拉羅什富科(La Rochefoucauld)和德國歌德等西方文化史裡最傑出的作品,提出全面而精細的尼采哲學分析,不啻是本地哲學界的佳作,更可說是自1904年王國維引介尼采到中國以來,再次成功地令尼采進入大眾的視野,較上世紀80年代的尼采熱,更具嚴格論證和文學創造性。全書經緯皆備,卻無一章談論尼采的政治思想。序言裡作者談到自已初受尼采的悲觀主義吸引,實尤關二十五年前的那場民主運動。細心的讀者自然會問,到底尼采哲學能否治療作者對政治的失望?尼采今天又能否為對抗強權帶來希望?

酒神醉狂悟荒謬

跟許多玩弄尼采修辭的書不同,這本書令讀者一步步感受到,尼采哲學來自對人生和世界的悲觀感悟。古希臘的酒神精神醉狂 (Rausch),令人體會到和宇宙合一,既不是虛幻,也不是病態,而是徹底投身荒謬的世界,不迴避,也不怨天尤人。黃國鉅的描述十分精彩:「對於戀棧個體生命的人,在酒神醉狂的狀態往往隱約發出所謂『創造物的嗟嘆』,一種極度快樂和極到痛苦混合下的嘆息,快樂是因為醉狂而帶來個體的解放,病苦是因為個體生命失去而發出彷彿是死亡的哀鳴。」(頁88)酒神精神不承諾一個更美善和更少痛苦的世界,反而投入這個混沌一片、真理就是醜陋的世界,才能擺脫基督教文化的竉罩,拋棄令人生命萎蘼的道德規範,通往真正自由的路。

從尼采的觀點看,許多人以為政治行動能帶來更公正的制度,更有秩序的世界。但是,現實政治鬥爭時常令人挫敗。當你捱更抵夜佔領旺角,你大概很難不對收受利益滋事的反佔中人士動氣。法治似乎並無令所有人免受傷害,弱者、少女和斯文怕事者,最容易受到暴力威嚇。面對荒謬,人們所能做的不是去把它美化成一件件藝術品,把街道清潔得比平常更整潔,要所有人的行為比在公司裡更守規距,而是要把「自已變成藝術品」,令自己成為世界的一部份,向世界裡其他壓逼你的力量鬥爭。

鬥爭不失民主意識

這樣不怕變成盲目的戰鬥,為壓倒一切敵人而作的鬥爭嗎?這樣豈不是最反民主的嗎?尼采的答案是,我們要分清到底是怨恨別人的力量比自己強大而鬥爭,還是為了超越自己原本的善惡觀念而鬥爭。原本的善惡對錯觀念,很多時是社會大眾的標準,我們甚少從活生生的經驗裡,認真思考道德令我們的生命變得更活躍更旺盛,抑或更束縛更衰弱,甚至令人類文化更守舊更衰頹。以黃國鉅的話來說,「克服善惡思想,是人克服自己,恢復作為一個人的自由。」(頁193)這種自由,絕不是集體團結起來,以為實現一種政治理想,就足以改變混亂的現實。尼采批評民族主義(頁210)、各種政治理念和國家代表人民利益(253) 的說法,那些不過是一成不變的幻像,令人暫時逃避荒謬的現實,以為有一天必能實現完美的「理想」。現實是什麼?現實就是,假如你不去「主動」地去撥開一切宗教、以為找到終極真理的形上學和政治的理想主義(idealism)等,你的生命就會被海市蜃楼所圍困,而你卻以為活在真實之中,而這個破除理想的過程並無終點。雖然尼采字裡行間表現出精英主義,但是如果我們把這種鬥爭的哲學,理解為每個人從社會道德規條中解放出來,擺脫奴隸般服從,不妄想國家有天真正保障人權,也不寄望政黨實現人民的意願,建立起一個公正的社會。每個人為超越狹隘的個人自由而鬥爭,為擺脫陳腐的善惡觀念而鬥爭,為追求更強大的生命而鬥爭,不再受集體幻像的欺騙,這可能是荒謬的世界裡實踐自主的一種途徑,也是不斷追求更美好的社會的力量。

創造宏大風格

真實並不客觀存在,一切都是觀點和詮釋,這是尼采為人熟知的看法。這不應被扭曲成某種自由主義磨平一切價值的態度,比如說佔中和反佔中都是各執一詞,無所謂對錯,最重要是不要影響其他人的生活。如果真的是那樣,人生悲觀和樂觀也無多大分別。黃國鉅的解讀是,尼采對人生絕望到底,不僅要人們「丢掉幻想,準備鬥爭」,而且要在鬥爭之中追求所謂「宏大風格」(頁327)。宏大風格本身來自文藝復興以來的一種繪畫風格,佈局恢宏又不乏細節經營,令人一眼看到整個時代,一幅畫展現人類優美的身體和偉大的精神,體現出「對外在世界細緻的感知」(頁330)。

書中的例子是大衛(Jacques-Louis David)的《拿破崙加冕儀式》(Le Sacre de Napoléon),我卻想到尼采對法國浪漫主義畫家德拉克羅瓦(Eugène Delacroix)的複雜評價。他其中一幅有名的畫作《引領人民的自由》(La Liberté guidant le people),用色也許過份鮮明,容易令人誤以為自由的國度終將實現於世,但是人類對自由的熱切盼望,前仆後繼地以身犯險的激情,既崇高又令人畏懼的情懷,在畫中表露無遺。這種宏大風格,實實在在地「通過對世界的敏感,拉近我和事物的關係。」相信當你去到佔領現場時,看見上百個帳蓬,全幅牆貼滿人們支持民主的感受,無數血肉之軀築成人鏈和人牆,保護佔領的學生和市民,整個畫面就像一幅悲狀的戰爭畫像,充滿傷痕、憂慮、奮鬪和滿足,豐富的情感和強大的動力,令人們動容,我們很難不去擺脫旁觀者的身份,超越日常生活的界限和束縛,主動去融入這個全民抗命的世界。融入的方法,不是要變成像警察那樣無面目的服從紀律的一員,而是要重估一切現存的價值,拋棄一般所謂秩序的觀念,在鬥爭中把自己鑄造成宏大的風格,創造新的遊行示威文化,新的街道空間和政治空間。

重估一切價值

創造絕不保證能令人走進新的時代,舊世界的問題迎刃而解,如同上世紀的文化大革命和納粹主義散播虛幻的理想主義那樣。尼采時刻提醒我們,只有不斷重估一切價值,才能面對世事的永恒回歸。黃國鉅清楚地意識到永恒回歸這個概念的爭議之處(頁346),我們今天大概很難全盤接受尼采的形上學,宇宙一切「事件和事物」都會重覆歸來。借用法國尼采學者弗朗索瓦(Arnaud François)的話來加以詮釋尼采的時間觀,永恆回歸是時間得以發生的條件,時間既非永恒靜止,亦非單純重覆,將來不斷地成為現在,現在重覆地再現,這令我們可以不斷地「批判一切可能的,如同史賓諾莎和尼采所作的,實際上就是要根除如遺憾、內疚、妒忌和其他悲傷的情感」,由此永不止息地創造新的人性(humanity)。政治的希望在於絕望,拋棄一切對過去的依戀和怨仇,把人生創造為一件又一件的藝術品,這就是絕處逢生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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