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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ristine C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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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運

香港往何處去?解殖與本土意識

香港往何處去?解殖與本土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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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Manson Wong

原刊於《學苑》2014年2月專題

香港在如此矛盾不斷、紛擾不安的環境中實在有需要重新反思過去、建立本土力量。香港1842年成為英國殖民地,直至七十年代本土意識萌芽、九七年回歸,香港人一直都未有培育及爭取我城自主性的土壤及人才。直至今天,社會問題叢生、民怨沸騰,加上政府管治無能、中港視覺分歧愈大,香港人再度思考香港從何處去,有些更鼓譟得提倡勇武革命、香港獨立。我們積極求變的同時,實在有需要理解香港的發展脈絡,一反不健康的情緒發洩,正視問題所在,還原討論應有的立體性,才可完整思考香港的新路向,重新建立有自治能力的能量;同時亦為社會重構良好秩序與制度,以解決日益嚴重的社會矛盾。學苑這年來也不少編輯亦分享過他們的主張,筆者在此希望提供另一可行的左翼批判讓同學一同討論。

整理歷史的必要 理解議題誕生的因由

為什麼要重新了解歷史?主要為了更有效分析現今香港社群的複雜情緒,以及復原一些過份簡化的印象,從而去重新思索香港往何處去的問題。香港夾雜著世界上政治最敏感的爭奪地,承受著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冷戰對決、中國及英國兩大帝國的殖民之爭,以及國民黨及共產黨的左右拉扯。然而,在如此混雜的背景下,香港人對自身歷史及文化的保存及研究卻少之又少,更有保持中立及去政治化的習慣。港英政府及西方學者在歷史書理所當然淡化了大英帝國侵略的描寫及香港本土政治的紀錄,以致不少人對香港歷史事件都缺乏認識。在九十年代中期以後,中國學者便埋首建構國家論述下的香港歷史與文化,預備「中國不可分離的部分」回歸。九七後,土地回歸了,港人人心卻更加迷失,視經濟發展為避風港。歷史脈絡對於我們思考香港問題,於是顯得尤其重要。香港如何從「認中關社」熱,走到大力發展不理政治的「改革開放」,期後卻讓「民主回歸」的論述充斥九七前後?當英國視香港為可媲美倫敦、紐約的國際都會;而中國視香港為國家分工下,將被邊緣化的另一城市,香港又如何看待自己的角色?這個視覺又如何影響香港的願景與規劃?現時香港經濟發展為上、本土政治力量薄弱、身份及文化討論甚少都未必無因。

我們的年代 傳承與反思

我們這一代出生於九十年代後,沒有經歷過八十年代的經濟起飛、八九民運、殖民地管治等,對這城市的理解跟不同年代的人也許有很大的差距。殖民管治對香港造成巨大禍害,港英政府掠奪式、高壓式的統治手腕遺禍至今,特區政府為統治者而立、管治及法例依舊利器處處、福利與責任欠奉。至於中國,自八十年代起,中港貿易頻繁,不少港人的生活體驗廣遍北京、上海、泛珠三角等大城市,更不少港資工廠愈搬愈遠。八九民運為父母輩留下極大創傷,亦令人對中共失去任何幻想。關心中國不只是因為「大中華情意結」,生活於兩地的人們不斷對話,更是因為同活在共產黨淫威下有命運共同體之感。九十後對中共卻大多在政治、文化與經濟上也只有敵視,與年長一輩的身份認同可能有很大的差距。近年來抗共、建立本土論述的呼聲不斷,本來是沒問題的。然而,由於欠缺對歷史的認識,我們很容易誤打副車,缺乏看政策與政局應有的遠見,捨棄了一些應有的價值觀與高度,例如有領袖號召群眾就杯葛六四燭光晚會而發洩對支聯會及其抗爭模式的不滿,又例如為排斥新移民盲搶資源卻不討論社會保障制度。故此,談起捍衛本土文化,爭取港人自治,要先弄清楚目標,以免弄巧反拙。香港人要捍衛自身本土的生活、政治、文化,拒絕赤化,首先要重新認識香港的歷史、建築、文學、語文、藝術、生活習俗,不要讓外來文化隨意推倒秩序,不要讓過度發展及商業霸權埋沒我們的過去,不要讓政府胡亂重建及拆卸,不要讓政治人物及意見領袖任意改寫歷史。

過往的社會運動之間亦有如此討論,卻沒有組成充足的政治力量組成真正代表香港人、具政治綱領及社會願景的政黨,並與中央政府平等對談,化解中央與地方的矛盾。政黨、政治人物及公民組織一直以來都只在議題上作小修小補。八九民運催生了民主黨、零三七一後有公民黨,而零八反高鐵凝聚了有民粹操作的社會民主連線及其分支。議題上,除了傳統人權國際組織、工會及街坊組織,本地的力量亦因不同議題中走出來,例如九五年天台屋事件,天星皇后碼頭、菜園村、東北、又或是碼頭工潮的反剝削反壟斷運動、港人引以為豪的反國教運動、政改推動和公民提名的倡議工作。這些組織或政黨大部份時候都只作特定的議題或表達特定的立場,缺乏宏遠的政治藍圖,以致當處理一些本土政治問題時,往往失語繼而分裂,它的群眾更不安。

第一部份小結

回顧這年間的紛擾,我相信不少人都認同假如要思考香港往何處去,先要思考什麼是香港,進而問香港的社會願景、文化認同、國家身份如何,建構自身的政治力量。繼而,一旦進入政治的談判,應有怎樣的高度與視野跟中共政權企硬爭取。因此,當思考此類問題時,回顧及整理歷史、了解自己,是第一步。

歷史的疏理 香港人主體性從保釣運動開始

那麼,香港人的主體性從何以來?香港一開始從無名鄉村發展起來,從冷戰氛圍、國共內戰中成長。在國共、中英、蘇美的拉扯中,意識形態之爭都蓋過了本土的討論。直至七十年代,香港人才凝聚些身份認同的共識。七十年代香港人並沒有中國經歷,他們對港英殖民管治的回應是,香港命運應由自己掌握。

著名文化研究學者羅永生教授認為保釣運動正正是反殖民運動的啟蒙。殖民地政府鎮壓保釣運動,加上社會問題積怨,令青年急速政治化、激進化,更有反殖民統治的想法。青年人開始覺醒並思考香港往那處去、香港人是誰等大問題,進而關心本土社會的「火紅年代」社運學運。同時,香港的身份認同亦受著外來潮流跟國內情況的影響。亞洲的非殖民化運動、馬來西亞人面對的解殖運動、國族選擇、排華運動等,令普遍華人對中國人的身份很不安,亦令香港的南來文化衛士(如唐君毅)的飄泊感愈來愈迫切。中共在韓戰後元氣大傷,不再推展社會主義運動,對港政策因而發展成與港英互不干涉內政。中國雖然一方面堅稱不承認不平等條約,卻又以「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為由不收回香港,令不少華人有感身份認同受到衝擊,進退兩難。

根據王宏志的考究,本土意識在六七暴動中得以強化。本來香港人身份認同歸於中國,那不會建立強烈的香港人身份。隨著,四九年內地政權易手,大批不認同中共政權的人逃至香港,以致香港人口從1946年的160萬升至1950年的236萬。這些人在六七年卻不得不面對「我是誰」的問題,因為即使「港英政府很壞,很不公平,而且有種族歧視,但那感情不及中國政府迫害他們的親人時那般強烈」。國粹派、社會派之間亦有不少討論,究竟是否追隨英國人身份,還是繼續當個中國人。那時候除了港大的精英系統外,有中國背景的學派都確立了是中國人的共識,是否愛國。這多元複雜的背景亦成就了不同意見領袖、風派機會主義者支持紅色中國,最終文革結束,四人幫倒台,七六年神話破滅。香港人亦從此隱約有了與港英政府反共反暴徒的共同立場,本土意識愈見強烈。

八十年代,香港偶然成為了鄧小平的民族主義大計內的一步重要棋子。十年酷劫後,人民都迎接魏京生鄧小平時代的開始,跟隨以經濟為先、讓一部份人先富起來的方針。魏京生提出不要新獨裁,全國批判四人幫、中共腐敗、官倒。期後,鄧小平提出四個現代化和開放改革,並審判魏京生,鞏固自己的權力。他嘗試以民族主義替代共產主義,於是建立民主論述,再與民族主義結合,首先就要以香港作為引爆點。這些事情在極短時間內發生。82年的幾個月內,鄧小平重申拒絕承認不平等條約、公布中英談判,到戴卓爾夫人踤了一交,香港問題突然被兩大國迅速處理。港人與學生領袖來不及反應,旋即陷入恐慌。那時亦有香港自決論,但沒有行動及時間上的配合,甚或沒有代表性人物去組織一些確實的力量,無疾而終。英國在談判時沒有代表香港人,中國亦拒絕三腳凳,香港問題在沒有香港人的參與之中被解決,連議會改革亦被否決。

應運而生的「民主回歸」中方論述路線便出現了。它不是一個成熟的路線,亦沒有民意基礎,至今大家亦知道「民主回歸」只是晃子,香港仍未有民主。同樣地,八十年代的人幾乎沒有別的選擇,回歸已成事實。當時的政治領袖馬唯有死馬當活馬醫,積極加入基本法諮詢起草。主流因對英國撤離反感便加入「民主回歸」的說法,確立正面的中國身份。一直直至八九六四,所有人對中國的印象崩潰。留下來的香港人重新真正重視民主原則,包括自由派的專業精英吳藹儀、李柱銘。有些不認同香港民主可行的就移民了,例如鄧蓮如。香港一方面在經濟與生活上與中國內地有頻繁的交往,另一方面亦無法接受中共政權的直接管治,希望維持現狀。抗共立場在政治人物組黨與重新組合中得到重視,反國教運動、香港電視運動等都有抗赤化和反共的成份。

香港本土意識萌芽 主體性非一元

然而,香港人的主體意識絕不能僅建於反共的基礎,以抵抗為主力,消極而力弱。我們必須問自己:香港人究竟是什麼呢?香港人的身份認同要建立於有根有持續性、延續性、配合生活體驗的社會文化,從而凝聚出帶領香港的積極力量。羅教授認為,主體性只能從公民實踐走出來,對環境及一連串的事件作出反應,選擇或放棄一些原來的因素。這就是香港的歷史、文化、社會交織而成。他亦認為香港的本土意識與主體性是有待覺醒與轉化。七十年代的官用中文運動確立了大家對語言的歸屬感與自豪感,當中亦夾雜著中國民族主義。而八九六四則重新揭示了香港在中國的獨特是可以挑戰及批評中國,每年都堅持去燭光晚會要求平反,塑造了本土意識基礎。有了主體,才可以繼而建立本土運動的內涵、建立政治運動的基礎。這也參考台灣本土的進展模式。

近日大眾就語文上也有爭論,不但有「農曆新年」與「春節」的共匪語言論爭,亦有「讓年青的 各展所長」的歐化中文討論。這些也是本土發展的文化面向,非常重要。台灣民進黨亦曾經有原教旨主義者極度排斥中國,主張用台文才謂正宗。這些討論亦反映著另外一個本土意識的關鍵問題,就是文化內涵的開放性與獨特性。香港文化極為多元,有「中西匯集」之說,亦有「不中不西不倫不類」之說,於是界定香港人亦有極大的困難。王賡武曾經以「不論祖藉何方,香港人包括了那個地區幾乎每一個有中國血統的人,只要他們在香港定居,並承認他們與中國有深厚的文化淵源」來定義香港人,但卻排斥了在港多年的外國人,又包含了無意投入香港社群的中國人。這個定義相信現在亦會引起軒然大波。但假如要認真思考單程證審批權的問題,亦必然觸動什麼是香港人的問題,容許港人在外地、內地的配偶與子女來嗎?要有經濟審查嗎?這些問題筆者未有仔細的答案,但牢記著香港作為國際都會也好、區域整合一員也好,本土文化的開放性十分重要。

混戰中尋找新出路 新一代決定未來

關心香港的青年人感覺到近年社會紛擾,除了因為社會問題叢生,亦是因為「本土與大中華」之爭,以及所謂「左右之爭」令人感覺是九十後新一代的混戰。筆者雖生於中產家庭傳統貴族學校,卻於碼頭工潮的工運小陽春成長,深刻接觸社運界左翼的分析,在實踐與理論間建立自己對香港社會的看法。身邊的莊員中不乏具政治抱負,對社會極失望的本土派。杯葛支聯會晚會、香港電視的論爭為筆者帶來的啟示是,新一代對公民社會的失望,是緣於泛民與建制政府角力失效,於是譴責泛民與傳統社運界還多於媚共走狗。他們卻不了解泛民基本上是一向不具備香港自治意識,缺乏香港管治願景,而且香港在中英兩國拉扯間不存在議價的能力,他們亦無法參與之間的討論。

本土派認為香港應該獨立,建立以反共為核心的政治共同體或「族群」。先不論香港何來民族概念,本土派沒考慮到香港人有否獨立的客觀條件,更沒注意到社會內的多元。從很久以前開始,愈來愈多香港人北上發展,管理內地人才,掌管內地金融及財經命脈,年薪過百萬,請問他們是香港人嗎?倒過來反問,香港社群內一些把本土商店、傳統產業趕盡殺絕的商家,請問他們是內地人嗎?香港政界一些從不議政但投下賣港一票的親政府議員,他們又是內地人嗎?你又怎解釋曾經恥笑香港人遊行反對廿三條立法的葉劉淑儀,現在為大眾最支持議員第二位,僅落後於曾鈺成?

香港內部問題本身亦一籮籮,在重視本土發展與公民實踐之餘,亦要解決社會問題,但這些都不是必然涉及身份問題。筆者亦曾與內地人在廣場與街道中擠迫過,在火車內爭執過叫他們別分貨,明白他們對民生的影響,所以亦認同爭取單程證審批權,以及限制自由行人數數目、加強關口防走私的行政措施、徵收兩地經貿稅項、加強發展香港轉口產業等政策討論。顯然,想杜絕「中港矛盾」並不是高舉排外區隔就可以解決到。雖然現在未具備客觀條件去成就香港真正自治的具體政治議程,但過份簡化問題對討論無幫助。狹隘的中港區分、視社會問題為中港矛盾這些都顯示了缺乏對問題的全面理解與視野,亦令建立本土力量無法直接處理貼身的社會問題,政治力量逐漸走上歪路。

我們看似被迫接受所謂的政治現實,但我們有能力為支持民主的進步本土創造條件嗎?現在,港人自治、一國兩制的騙局,加上民生議題的矛盾,直接造成了反思殖民與自治的潮流,亦提供了反思本土創造力量的時機。無疑,我們要爭取的是政府儘快處理政策或制度問題以解市民擔憂。同時,疏理歷史、了解實況讓我們明白問題之深之遠;觀察政經狀況、研究世界趨勢亦裝備我們就香港辯論。最終讓下一代有能力建立真正有能力的地區政府,維持良好的社會秩序與經濟環境才是治本之策。我們應該放棄殖民時期的被動與無力,重新執筆,開始書寫真正屬於香港人、為香港人而設、由香港人而寫的歷史。

本文只為拋磚引玉,只屬初步構思,如有偏頗,歡迎指正。

延伸閱讀:
羅永生,2007。《殖民無間道》(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陳冠中,2012。《中國天朝主義與香港》(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王宏志,2000。《歷史的沉重:從香港看中國大陸的香港史論述》(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強世功,2008。《中國香港:文化與政治的視野》(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安徙,周日話題:勇士凱旋,反思保釣,《明報》,2012-08-19。
安徙,愛國考:愛國爭論中再思陳獨秀,《明報》,2013-0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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