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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寶強

香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副教授。著有《告别犬儒.香港自由主義的危機》、《限富扶貧——富裕中的貧乏(新編)》、《資本主義不是甚麼》、《告别懶人常識——尋找多元的文化生活》等書 網誌

社運

升級與落區

升級與落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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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傘運動後期,常常會聽到「升級」與「落區」這兩個關鍵詞。在這段風雨飄搖、形勢緊張、心力交瘁的日子中,要仔細討論這些關乎民主運動長遠走向的概念,自然並不容易。然而,清場迄今,已過了差不多兩個月,我們應有足夠的距離,重新檢視這場影響深遠的佔領運動,尋找能夠有助香港邁向更民主自由的社會生活的經驗和資源。

升級是為了什麼?

佔領期間,要求運動「升級」的聲音反覆出現,意思大概是想透過進一步施壓,希望能迫使政府讓步。當中對「升級」的理解,主要是把它等同一些衝擊或包圍行動,又或是擴大佔領範圍,以至在精神心態上倡議「勇武」,以取代「和平與愛」的原則。然而,這種對行動「升級」的理解,存在3個相關的問題,分別涉及目標、手段和目標與手段之間的聯繫。

「升級」的最終目標,自然是為了爭取真普選,讓我們及下一代活得更自主自由,包括獲得基本的物質生活保障,享有表達意見、集會、結社和不從眾的權利等等。因此,「升級」的目標,並不一定要向政府施壓,除非增加政府面對的民眾壓力,能有效地推進真普選和長遠改善民眾的生活。另一種可能是,政府在面對衝擊或包圍這類壓力,未必會真正讓步;就算讓步並改變了政策決定,甚或更換政權,也未必能夠帶來民眾想望的生活和未來。因此,「升級」指向的,應是更直接的目標,也就是尋求能夠有效地改造社會制度和社群關係,讓每個人都能夠在分配到基本的物質資源的同時,也可以享有不順服的權利(rights to non-conformity) 。推動捷克《七七憲章》運動的哈維爾(1992) 曾指出,「持不同政見」者並「不是因為太激進而害怕以暴力推翻政權,反而是因為它不夠徹底」,因為「問題實在埋得太深,已不能僅僅由更換政府或技術改革等的方法來解決」。(p.106)

因此,他們的「升級」行動,並不是衝擊或取「勇武」姿態,而是嘗試認真地建立及拓展「第二文化」或「平行結構」,也就是官方體制容許的範圍以外的組織形式和社群生活,例如「地下書刊、地下演出、地下音樂會、研討會、展覽」,又或是與官方體制平行共存,甚至相互競逐民心的教育、工會、經濟和與外界的交往聯繫。循此角度,香港70多天佔領期間慢慢發展出來的民間自修室、圖書館和藝術展覽,民主流動教室和各種大大小小的講座或討論會,不以牟利為目標的禮物互換經濟,免費的開放音樂會、自動自發的打掃衛生環保回收,拒絕由上而下的組織、分工和交往形式,其實也在慢慢孕育出有別於香港主流價值和生活習性的「第二文化」或「平行結構」,進一步擴展及完善這些工作,是否也是一種走向雨傘運動終極目標的「升級」行動?

循哈維爾的思路,對「升級」行動的形式和手段,也可以有不同的理解。雨傘運動中有關「行動升級」的想像,大抵離不開衝擊、包圍、擴大佔領,指向的是希望能在一段時間內癱瘓政府或社會的日常運作,逼令政府讓步。然而,「升級」與否,並不取決於行動的形式,而在於能否因此而走近運動要達至的目標。如果建立和開拓社會的「第二文化」或「平行結構」,在香港目前的政治生態和社會脈絡下,比衝擊、包圍、擴大佔領更能呼召民眾,更有可能抵抗劣質政治對民眾日常生活的破壞,更直接地達至真普選所指向的目標,那麼在佔領區內外建立及拓展自修室、民間自發策劃延伸高質素的獨立音樂會和藝術展覽、擴大和深化流動民主教室的討論、發展社區經濟,也可以是一種「升級」的方式。

最後,要判斷哪一種行動,才能真正帶來令民主運動走近其目標的「升級」效果,必須分析行動是否緊扣目標。例如,衝擊、包圍、擴大佔領,尤其是在佔領後期民意反彈之後,是否真能對政府施加壓力?如果缺乏堅實的民眾支持,向政府施壓又能否有助真普選走前一步?認真地回答這些疑問,應有助雨傘一代更好地迎接下一波的民主運動。

全民落區

「升級」之外,另一個關鍵詞是「落區」。為什麼要全民落區?什麼是社區?要如何落區才能產生預期的效果?

雨傘運動中後期的「落區」呼籲和行動,是希望把真普選的訴求,從佔領區向外擴散,帶到香港的不同角落,也希望避免運動變得內聚「自high」,脫離民眾。清場之後,由於失去了佔領區的「根據地」,因此為了延續運動,全民落區就更顯得順理成章。佔領運動期間的「落區」,主要是向佔領區外的民眾,解釋雨傘運動的訴求和行動方式,為什麼是必須和合理的,因此是一種溝通教育;清場之後,「落區」除了繼續宣傳真普選的重要性外,還添加了新一代準備參選的工作。

不同原因的「落區」,指向的「社區」也不完全一致。為準備區會立會選戰而「落」的社區,自然是依據選區的劃分來界定;然而,目標是溝通、教育、宣傳的「落區」,社區的定義就比較多樣,或以地域界線來劃分的公共空間(如公園、社區會堂、社區中心、街站等) 或私人空間(如屋苑、商場、大廈等) ,或以社群的專業功能來區分的社區(如學校、醫院、青年中心、長者院舍、教會等) ,以至存在於網絡世界的社群(如面書組群、論壇等) 。

要「落」哪種社區,與「落區」的動機自然相關;「落區」要做些什麼,也是由運動的目標所界定。如果是為了準備選舉,「落區」自然必須要研究選民的分佈、他們的需要和投票或不投票的動機,然後參考選民的需要和訴求,到選區內進行相關的工作;假若「落區」是為了教育溝通、宣揚民主理念,就需要首先研究了解,阻礙或影響不同社區內的民眾爭取真普選的因素,再嘗試改造社區內的相關環境、制約和人際關係,令更多民眾支持及願意投入爭取真普選;如果「落區」的終極目標,是為了建立或擴展上述哈維爾所指的「第二文化」或「平行結構」,那麼要做的工作,就不是作為社會的「先鋒」,去令沉睡的民眾「覺醒」,而是向不同的社區展示磊落真誠、互助互信、自主自由的佔領區生活和人際關係,才是香港未來應走之路,並盡力擴展這70多天的「第二文化」或「平行結構」,讓它能夠在不同的社區扎根,遍地開花,也嘗試改造既有的社區體制、慣性運作和文化價值,以接收和容納這種新的社會生活和人際關係。

思考為何落區和什麼是社區,有助我們回答如何落區這最後的問題。一種流行的「落區」方式,是設街站派傳單,又或上門「洗樓」。然而,這些行動,或許有助準備參選者提高在社區的知名度,又或適用於選舉時動員支持者投票,但對於需要一些思考空間的教育工作,卻未必是很好的方式,尤其是在政治兩極化的社會脈絡下。况且,選舉工程,也不能單靠街站傳單洗樓就能成功,為選民解決短期和長遠問題,也是必不可少的日常地區工作。

如果落區的目標是溝通教育,甚至是建立或拓展讓人活得磊落真誠的「第二文化」或「平行結構」,那麼需要思考的是:為什麼於70多天的佔領區內,人與人之間的互信互助,可以容易建立,相反,在香港當下的地域、功能和網絡社區,為何卻相對排斥差異、害怕陌生?為什麼在學校不那麼熱愛學習的學生,在佔領區內認真自修、主動聽課?為什麽「不要大台」、抗拒領導的佔領區生活,仍然可以井然有序,人與人之間仍大致能夠和平共處,接納差異和矛盾,而在屋苑、商場、醫院、學校的「優質」管理、多種規限下,卻難以讓人活得自由自主?

面向不同的目標、相異的社區,如何落區自然也不太一樣。不過,可以肯定的是,無論是哪一種目標和形式的落區,首要的工作,是透過與不同的在地(local)社群合作,對相關的社區進行調查研究,嘗試找出並掃除阻礙社區向磊落真誠、民主自由生活轉化的因素,才有可能做出有意義的選舉工程,又或從事有效的溝通教育工作,以至把佔領區內鼓勵互助互信、自主自覺、思考學習、接納差異、直面矛盾的環境和人際關係,拓展移植到不同的社區。

參考書目和伸延閱讀:

哈維爾(1992) :〈無權勢者的力量〉,《哈維爾選集》,香港:基進出版社。

原文刊在明報觀點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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