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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南大學學生會編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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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

本土與合拍之間 ——鄭政恆談香港電影的幾個方向

本土與合拍之間 ——鄭政恆談香港電影的幾個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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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艾迪寶寶

「XX已死」這句哀號近年在香港社會不絕於耳,大抵是因為我們的城市面對太多的失去——填上去的,可以是形而上的法治、新聞自由,也可以是形而下的樂壇、香港電影。這些價值與事物真的是一命嗚呼,永不超生嗎?對筆者而言,起碼香港電影不是。港片也許垂死過,如今也不見得十分健壯,但與其說香港電影已死,不如說港片進入轉型期,在本土與合拍的拉扯間,進入另一個階段。資深的影評人鄭政恆就認為,香港電影明顯未死,未來可以有幾個不同的方向。

編:編輯委員會 鄭:鄭政恆

編:香港電影一直很有港味,充滿本土文化,容易辨認,你覺得這些特質是什麼?

鄭:香港文化不斷變化,五六十年代有很多難民過來,本身也是殖民地,加上有很明顯的廣東文化、半唐藩文化和都市文化,這些文化在電影會呈現出來,因此風格一直很混雜,不是單一的元素。它可以很消費主導,很官能主導,很喜劇主導,總的來說都是很直接,不會迂迴曲折,無論是「抵死」幽默的喜劇,還是「搵命博」、「咁都得」的動作片,這兩種都很有代表性。

編:喜劇和動作這兩種類型現在也在延續,但我覺得香港電影就是太依賴這兩種類型,好像在「食老本」。

鄭:的確有延續下來,特別是動作的源流沒有中斷,從七十年代的李小龍,到八九十年代的成龍,再到後來的李連杰、現在的甄子丹;喜劇則從許冠文、周星馳到現在的杜汶澤,傳統一直都有,但現在比較大的焦慮是會不會青黃不接,有沒有什麼新的突破。

「食老本」的現象其實很正常,當一批導演進入另一個大的中國市場,而那邊的市場又有很大的需求,你最簡單的做法就是重新sell一次你最擅長的東西,在那個市場演練多一次;或者以前你沒有這麼多budget,而現在有,你可以用舊的元素和題材,卻用更大的規模重拍一次,所以很多電影給人的感覺是重重複複、不思進取,電影的規模雖然大了,但是好保守,演員也是舊演員,反正大陸觀眾都會買賬,很多電影也不是為了本地觀眾而拍。

編:但這也是香港電影的一個特點, 香港電影從來都是外向的,不全為本地觀眾而拍,以前邵氏電影就行銷南洋,八、九十年代的香港電影在東南亞的票房也是很高的。

鄭:邵氏電影六十年代的確流通東南亞,但邵氏的例子正正值得借鑒——它後來沒落就是因為它沒有完成很完善的本土化,反而嘉禾在本土化上走得更前,所以邵氏難免衰落。這一直以來都是一個張力,但八九年代的香港電影即使在外面的票房很大,你仍然感覺到這些電影很有共鳴,講的是香港的生活、香港的思維模式,比如周星馳的Gag。

外向不等於完全失去自己,正如荷里活的電影賣給全世界,它也不會失去美國的文化特色,雖然有時很令人反感——尤其當它很「美帝」的時候。CEPA後的問題是香港合拍片失去平衡的張力,講的故事很「離地」,本來像很深的墨水,但現在滴進一個大湖,慢慢稀釋了,得不償失——得的是某一種觀眾群,失掉的卻是自己。

編:我們知道大陸有嚴格的審查制度,這種審查制度怎樣影響香港電影的發揮?

鄭:大陸的審查制度現在也是很難捉摸,但大體來說還是有兩種,一種是唯物主義的世界觀,所以香港特長的神怪片不能拍;另一種是最低級的道德教條主義,世界要非黑即白,好人要有好報,比如《無間道》最後劉建明被警察拘捕。但現實世界其實很黑暗,也複雜得多。這兩套準則明顯方便官僚審查,往往令導演寫出來的故事很沒癮,要按章辦事,很「小學雞」。

編:近年來很多影評人都說香港合拍片慢慢在審查制度下找到規律,可以拍到有港味的合拍片,你同意嗎?

鄭:現在很多香港電影的確慢慢找到了規律,比如《毒戰》和《竊聽風雲3》就玩了很多擦邊球,拍出港味。香港電影與大陸的審查制度一直都在博弈。經過長時間的摸索,我期待香港電影會有三條路線。第一條是完全妥協式的合拍片,這種電影完全按大陸的規矩辦事,擺明車馬是拍個大陸人看的,最簡單的例子是陳可辛的《中國合伙人》。他拍的是純大陸的題材,但是比大陸的一線導演更會說大陸的故事,大陸觀眾會有共鳴。第二條是純本土的故事,比如陳果的《紅van》。他完全不買大陸的賬,完全按自己路線去拍,專門拍自己城市的故事。彭浩翔的某些電影也是如此,他很懂得利用本土,往往靠販賣香港的低俗元素獲得注視。這種本土製作現在很有市場,受到很多年輕人的追捧。第三條是中間路線,既參與合拍片的製作,但不會失卻香港的本土特色。這些導演懂得玩合拍片的遊戲規則,比如杜琪峰。或者像許鞍華,她未必很懂得玩遊戲規矩,但能做到兩邊討好,比如《桃姐》,長遠來說這一種甚至是主流。

編:除了這三種路線,吳思遠也說過香港片/合拍片要重整合拍思維,以南北概念代替先前過於簡化的大中華市場觀念,也就是說香港電影不一定要面向全國,可以先爭取廣東市場,畢竟我們跟廣東的文化是比較貼近,你覺得這是一種出路嗎?

鄭:這的確是一種很多人buy的說法。但廣東文化跟香港文化畢竟有差別,雖然大家表面都是說廣東話,但經過這麼長時間的分隔,大家的生活空間和生活模式都很不一樣。何況廣東也是處於一種拉扯的狀態,一方面接受香港的文化,一方面也受到北方中共文化的衝擊。工業上或者對香港電影是一種可能性,但這不表示拍攝的主題、藝術的層面就可以提升。再說廣東一樣有審查制度,這仍然需要香港電影人更多的實踐和跨越。

編: 你在另外的文章也提過香港電影可以發展「東亞視角」,涉足東亞。我想起香港電影以前的確可以跨越本土的界限,像是許鞍華的《逃奔怒海》(雖然越南算是東南亞),梅艷芳主演的《川島芳子》。

鄭:近年香港電影太過被大陸牽著鼻子走,其實我們未必要向北望,也可以向南望,向東望。過去我們拍過和韓國、日本、泰國、台灣合作的電影,擦出新的火花。比如彭氏兄弟過去就能拍出泰國味比較重的鬼片,特色很強,但近年他們不知為什麼要跑到大陸去拍,那裡又不可以拍鬼片,明顯進入失語狀態。最近的《太平輪》也有東亞特色,一個香港導演用日本、韓國的演員,講民國、台灣的故事。以前的《三更》也是由韓國、台灣和香港的導演各拍半個小時,產生對話的可能。林超賢的《逆戰》也談到馬來西亞華人社區的故事。這種合作挺有意思的,因為如果合作太單一化,會產生一面倒式的依賴,失去其它的可能性,所以這種合作值得我們反思。

編:電影的跨界的確很重要,但我擔心的是,這種跨界很淺薄獵奇,形成很刻板的想象,比如我們在電影只看到泰國有很多人妖,而看不到其他東西。
鄭:的確當我們要做得內容上的跨界,我們要問自己對其他地區的人了解有多深,對話是否平等,沒有剝削。值得一提的是邱禮濤的《雛妓》,他的出發點是好的,講一個被包養的女子,去泰國了解當地的雛妓問題,但這種跨界依然很浮面,未做到很深入的對話。不過這種探索值得關注,未來可以有更多的磨合和探索。

編:梁振英罕有地在施政報告用較長篇幅提及電影發展,提出預留空間發展電影院,鼓勵增加港產片製作量、培養製作人才、鼓勵學生和青年觀賞電影和在內地、台灣及海外市場宣傳和推廣「香港電影」 品牌,你怎樣看這些政策?

鄭:我想這些政策是受到韓國的衝擊,韓國政府投放了很多資源支持文化事業。香港電影如何走?這個問題其實跟房屋政策一樣,看有沒有階梯。梁振英的目標看似很好,但是他之前做了一件最錯的事——拒絕發牌給港視。電視跟電影不是割裂的媒體,導演不是一下子就能拍電影的,他們需要一個階梯,多一個免費電視可以吸納更多的人才進入行業鏈,所以拒絕發牌的確很令人失望。暫時梁振英提出的政策都是很初步, 擺出支持香港電影的姿態,但文化畢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我始終擔心政府的思維模式是很商業,沒考慮文化是很長線的,需要慢慢培育。

興建電影院固然重要,但我提議的是一種純為香港電影服務的電影院,它可以是三層的金字塔模式,放映最多的是香港獨立電影,其次是香港紀錄片,最後才是商業片。這種電影院可以安排一些空間,讓電影人、影評人和觀眾多一些討論互動。電影發展基金也很重要,但目前主要都是支持商業性的電影,我覺得基金可以更多元化,分開不同的隊伍,一些是商業融資,一些是支持香港獨立電影,一些是支持香港新導演,一些是支持紀錄片的,這樣會更有果效。

後記:「逆向幻覺」的香港電影
談及香港文化或是香港電影,我常常想起文化論者阿巴斯提出的逆向幻覺。幻覺是什麼? 幻覺是明明看不到,卻以為自己看到;所以逆向幻覺就是明明有很多好「正」的東西擺在眼前,卻視若無睹、不理不睬。當很多人都妄下判斷,認為香港電影已死的時候,我們究竟有沒有張開自己的眼睛?香港電影也許真的一度喪失港味,但這不代表港味不能回來。香港電影在這轉型期間也的確出過很多爛片,但近年已經慢慢找到方向,屢有佳作。今日的香港社會陷入大時代,我就不相信,過去跟我們同呼同吸的電影人不會有所回應;我就不相信,香港的電影人不會說自己城市的故事。

訪問日期:1月29日,訪問內容未經受訪者審核
原刊於116期《嶺南人》:http://issuu.com/lnveink/docs/lf116_online

鄭政恆:影評人、書評人,現職嶺南大學人文學科研究中心研究助理。著有《記憶前書》,合著有《走著瞧──香港新銳作者六人合集》,主編有《五○年代香港詩選》、《香港短篇小說選2004—2005》、《2011香港電影回顧》、《讀書有時》兩集,合編有《香港文學的傳承與轉化》、《香港當代作家作品合集選.小說卷》、《香港文學與電影》、《香港當代詩選》、《港澳台八十後詩人選集》及《香港粵語頂硬上》等。2013年獲得香港藝術發展獎年度最佳藝術家獎(藝術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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