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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寶強

香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副教授。著有《告别犬儒.香港自由主義的危機》、《限富扶貧——富裕中的貧乏(新編)》、《資本主義不是甚麼》、《告别懶人常識——尋找多元的文化生活》等書 網誌

社運

守護過去 想像未來

守護過去 想像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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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大校委會莫名其妙的「等埋首副」決定,激發起守護大學自主的運動。自從2003年7月1日反23條遊行之後,香港此起彼落的社會運動,大多數旨在保衛既有的生活方式和公共空間,例如利東街、天星皇后、菜園村反高鐵、反國教、反新界東北發展,又或是抵禦破壞香港核心價值的政治干預,特別是在梁振英上台之後。弔詭的是,這些被主流媒體、建制輿論評為愈來愈激進,甚至類比作文化大革命的社會運動,目標其實並不在於破舊立新,而是帶有強烈的保守過去的文化價值、行事方式的訴求。「革命」否定的是過去,指向的是未來。以守護既有的生活方式、核心價值、行事程序為目標的社會運動,如何與「破四舊、立四新」的文化大革命扯上關係?

在行為形式以外尋找出路

或換另一種提問的方式:旨在保衛港大過去慣常的委任副校長程序的行動,如何被轉化成破壞社會秩序的「文革」?如果「社會秩序」是指社會上大多數人習慣接受的處事程序、行為模式和價值觀念,那麼港大校委會突然提出的「等埋首副」要求,為什麼沒有被批評為激進、破壞既有的「社會秩序」?原因在於,我們現在判斷一件事情的性質或對錯時,已愈來愈習慣只看令事件發生的行為形式,而非行動所針對之議題內容和價值取向,更忽略行為所置身的社會脈絡。我姑且稱這為「行為形式主義」。

以行為和形式取代內容與價值,去脈絡化(decontextualized)地論斷是非對錯,近年在香港大行其道,其呈現的方式包括:公關妝扮的流行、「打好份工」的姿態、象徵式的公眾諮詢、儀式化的示威遊行等等。

爭取特定訴求、守護文化價值的行動,被置換成破壞公眾秩序的論述,通常是透過對特定事件的「正反」鋪陳,然後各打五十,最後以「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為理由,把事件的具體內容及價值判斷擱下,然後轉向談行動的形式,並於脫離社會脈絡的情况下,高舉「溫和理性」的普世原則(儘管往往又反對「普世價值」),批評「衝擊」的行動形式「暴力」,而實質在「客觀中立」的外衣下,仍然是立場鮮明的政治取向。

在這置換焦點的過程中,部分社會運動或民主運動的參與者也扮演了一定的角色。除了傳統民運的「和理非非」路線,與上述的偽裝「政治中立」的論述暗合之外,部分新社運也過於在意媒體的角色,不惜調校言論和行為,希望能吸引傳媒的目光。而近年「城邦本土派」的論述,更為「行為形式主義」提供了一套似是而非的「勇武」詞彙,例如「以武制暴」等概念,焦點仍然集中於行動的形式,以空洞的語言,取代了對事件的社會脈絡和具體內容的分析。

在當代香港,由於政治體制不民主,溫和示威不受媒體關注,學生民眾祈望以較激烈畫面吸引傳媒鏡頭,發出異議聲音,自是很可以理解;但在「CCTVB」獨大(是約六成市民的新聞資訊來源)、主流報章歸邊的媒體生態下,「激烈畫面」往往被編輯成對學生民眾不利的報道,使爭取民主的社會運動經常陷於兩難的局面:要麽不被注視,要麽備受扭曲。如何面對及走出這兩難的困境,是香港社會運動的重要課題。超越行為形式主義,回到事情的具體內容和歷史/社會脈絡,是一個值得嘗試的方向。

守護過去是為了走向未來

相關的問題是:為什麼近年湧現的社會運動,多指向守護過去,少談未來的願景和方向?主要原因,自然是政權建制對舊有社區生活和文化價值的「盡情破壞」,惹起了民間的反彈。另一方面,這亦跟由政權建制、「城邦本土派」、「溫和泛民」所共同鼓吹或參與鞏固的「現實政治」論述有關。在已成為統治共識(hegemony)的「現實政治」論主導下,談未來願景被認為「離地」,「光復」街道保衛本土則相對「實際」。然而,保守舊物,不也是為了當下與未來更好的生活,以及為下一代留下些有價值的遺產?如果我們對將來沒有祈盼,「光復」與「保衛」還有什麼意義?換句話說,缺乏對未來理想生活的想像和願景,守護過去就變得無的放矢,失去方向。

隨着雨傘佔領的結束,愈來愈多青年朋友,清楚地提出討論香港未來願景的重要性。例如方志恒等年輕學者提出的革新香港、永續自治呼召,又或是更年輕的黄之鋒所倡議的公投修憲(〈民主運動 下一步〉,《明報》,8月2日),都嘗試建立一套走向未來的綱領,追求一種有別於「民主回歸」和「城邦本土」的香港前途論述。儘管方與黃的想法還有待深化完善,部分分析立論亦可以商榷,但他們勇於直面未來、敢於談論願景,以至提出香港前途的新的想像,顯然是下一波民運無法迴避之路。

要系統及深入地討論方與黃所提出的綱領和開列的課題,是需要點時間及做點功課的,這裏只就探討方向上,提出兩點初步的補充,期待更多有心有力的人加入討論,發展出對香港前途更具體的分析和更豐富的想像。

方與黃有關香港未來的想像和政治行動綱領,其實都建基於一種對香港過去的判斷。方的《香港革新論》較直接表述了他對香港殖民歷史的回顧和分析,黃之鋒對「民主回歸」失敗的檢討,也立足於他對1980年代迄今的政治發展的檢視;而他對港人主體性的呼召,也隱含了對香港過去確實沒有孕育出主體意識的一種歷史判斷。如果說方對港英殖民時代的「自治共同體」的論斷稍嫌簡化,那麼黃的文章所欠缺的,則是對殖民經驗的系統分析。假若確立港人主體性是走向未來的重要目標,仔細地梳理港人主體性難產的歷史原因,恐怕是建立香港前途新論述的必經之路。換句話說,公投修憲、革新香港、永續自治等政治行動綱領,終歸是為了完成解殖(decolonization)未竟之業。

另一個有待補充的討論方面,是對中國現代歷史的全面檢視,尤其是回顧中共政權和中國社會性質的變化走向,以及分析中港關係的歷史脈絡和當代發展動態,從中思考香港的未來。儘管方與黄的出發點是對香港本土和主體性的關懷,但由於中港兩地的緊密歷史連繫,以及當代中共政權對香港無遠弗屆的影響,要想像香港的未來,恐怕無法忽略中國的現代歷史發展脈絡。

面對社會運動的兩難困局,尋找一種能結合內容與形式、切合置身的社會脈絡的行動方式,借用熟悉的文化資源以創造主流媒體難以簡單歸類的陌生顛覆效果,也許是值得一試的出路;而要徹底抗衡行為形式主義,發展新的香港前途的論述,我們則需要把香港置放於殖民歷史和現代中國的發展脈絡中,分析檢視過去,想像思考未來。

原文刊在明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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