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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浸會大學學生會編輯委員會

香港浸會大學學生會第四十九屆編輯委員會——「璞序」 香港浸會大學學生會編輯委員會為香港浸會大學學生會官方出版刊物的機構,出版刊物《Jumbo》。作為大專傳媒,本會必定在校園以及社會上擔當監察報道的角色,理性分析、啓發思考,保障同學的知情權;並在文藝生活方面著墨,務求以多角度文章呈現予讀者。 Facebook專頁:www.facebook.com/busueb 網誌

政經

【Jumbo】解殖 修憲 建設我城

【Jumbo】解殖 修憲 建設我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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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於《Jumbo》48.2 P.46-47
ISSUU網上版:http://issuu.com/_hkbusueb/docs/jumbo48.2

剛過去的六四晚會上,四大學生會在未有事先預告的情況下,於台上火燒《基本法》,聲言希望把雨傘革命當時的「命運自主」提升到另一個層次──修改《基本法》,亦即所謂「修憲」。這可為一聲春雷,有人激昂地表示這是回到根本的鐵屋裡吶喊,亦有指像陳祖為教授那樣的「拂袖而去」。然而,社會上的回饋卻未見理想,隨著政改表決戲劇性地獲得否決(這得感謝建制的落力演出),我城的民主進程基本上回到起點。

湯家驊所謂「何喜之有」,也正好說明了我城民主運動有如銜尾蛇般不繼循環,在後政改時代,回到殖民以降之根本問題的修憲議程,將無可避免地成為民主運動其中一個重點;同時,它亦會成為兵家必爭之地。在此之先,我們必須更好地裝備自己,我們必須拷問自身:甚麼是修憲?修憲的意義在哪裡?為何我需要修憲?

耿耿於懷──回到八九的歷史重塑

談到修憲,筆者認為必須回到八九年,即《基本法》最後階段諮詢的時候,重塑它的歷史。記得有位朋友說過,現在再談及六四的話,多少也帶點「柒味」,而他所指的,是六四中有一種「民主中國」的無形掛鉤──因六四阻礙了香港獨立的道路,所以便「效益地」成為了一種負面的反民主載體。雖然無從得知這位朋友對於六四的本體,亦即當晚那場驚天泣鬼的反人類殺戮,有著甚麼感情連繫,但這一種說法,認為六四僅僅是一個他者他地的事件,其實是對香港歷史之誤讀。

別忘記八九當年,港人亦如在雨傘革命中無懼催淚彈、送物資等,展現出一反其「市儈」性格的光明形象。當年支持天安門廣場學生運動的呼聲,甚至用得上鋪天蓋地來形容。舉其一例:5月21日,史無前例的一百萬人大遊行,再於馬場進行聲勢浩大的大集會。這樣的一個事例就已經說明,八九年全然不只是屬於中國的歷史,亦同樣屬於我城。八九年於香港而言,絕對是一次大型的公民覺醒,就正如在馬場進行政治集會的象徵意義,是屬於香港人的超越自我。其即使帶有「民主中國」的無形掛鉤,卻無阻其成為香港公民社會的一個里程碑。

然而,更加與修憲有關的,則是《基本法》的最後階段諮詢,馬上在緊接著的7月重新展開,當時負責諮詢的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梁振英。可想而知,「往事卻似斷箭,還剩下在體內」,港人還可以相信《基本法》嗎?在這樣的一個社會氣氛下,當時有一個民調指出,八成半受訪者並無打算在諮詢完結前提交任何意見,但梁振英依然故我,在《六.四事件後的基本法諮詢工作》如是說:「大家不妨想一下,如中國政府突然宣佈,基本法的頒布日期無限押後,或者乾脆取消基本法的制定,香港社會會有怎樣的反應?」如此「一味靠嚇」,不就是為了替主子盡快完成《基本法》制定,以便聲稱已經通過市民諮詢,得到認可。

這個連結八九六四的最後階段諮詢,以反應冷淡告終。民主派委員在六四後退出了諮詢機制,甚至連針對諮詢的「一人一信」群眾運動都出缺(「一人一信」是1988年民主派在第一階段諮詢所舉辦的運動)。在這種冷淡的社會氛圍下,單方面依從中方意願的《基本法》還是接著頒布了,一本根本沒有港人參與的小憲法主宰著我們的命運,若了解這段歷史,便明白現在的《基本法》根本不是我們的東西。

念念不忘──解殖路上的修憲運動

重塑八九年的歷史,除了旨在說明《基本法》根本不是我們的東西之外,亦為指出重寫香港命運的重要性。由殖民地時期以降,「馬照跑、舞照跳」幾乎成為那段時間的代名詞,當中包含一種資本主義式的「去政治化物質生活」,予人八九年前後的「市儈」形象。而直到九七回歸以至往後的十多年間,香港的政經秩序基本上沒有甚麼改變,呈現一種「凍結」的狀態。這道出了修憲運動的一個目的──重新建構香港的主體性、徹底解殖。

香港政經發展被「凍結」,可根據《基本法》第五條,即「五十年不變」的承諾來理解。回歸以降,香港特區的體制、管治指導思想以及內部問題都帶著80年代的烙印,換言之,這些問題都只是回歸前的伸延。這一切恰好說明並符合《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的願景,保留香港賴以成功的資本主義制度至九七後的五十年。而構成這次「凍結」的要因,一部分來自香港社會對於共產黨、以至社會主義的恐懼,以及對殖民時期制度的依戀。結果,那本從來沒有港人參與的《基本法》,成為了阻礙政經秩序改變的「神諭」,不只在限制政治制度上的改革(如特首普選),更加在整體經濟思維上偏向了資本主義(如發展模式、資源分配)。

這次「凍結」,更構成了一種自殖民時期的「大香港」情懷,即所謂「處處建構與中國大陸的歧視性差別來想像自我,而中國大陸又需要學習的『制度』和『生活方式』」,深深刻印在一國兩制之下。然而,在回歸後經歷經濟危機、以至危及自身的制度暴力時,這身份認同卻遭受前所未見的否定。舉例來說,保衛天星、皇后碼頭運動中,參與者呈現出一種不同於「歧視性差別自我」,而是批判自身的形態,否定一直以來行之有效的發展主義。這種批判精神對於我們而言並不陌生,在囍帖街(利東街)、觀塘的重建項目和新界東北發展計劃上亦數次現身。然而,社運人士每次都只能被動地回應政府的「殖民」思維,那種建構自民間的批判性自我認同,無法提升到憲政層次。

因此,修憲運動作為解殖路上的必經處,需透過針對《基本法》的民間辯論,憲政層次的主體性才得以確立。當然,修憲並不是全盤推翻既有條文,但《基本法》中確實存在很多值得批判的位置。諸如第七十五條,「立法會議員凡提出涉及政府政策的法律草案,必須得到行政長官的同意」;第一百零七條,「香港特區的財政預算以量入為出為原則……」當《基本法》原先就不是由我們所撰寫時,凡此種種,都值得我們認真思考,香港人想要的到底是什麼。2047這個「可遠可近」的大限將至,香港人必須準備好自己的社會藍圖,透過一次的修憲運動,重新確立自己對這個共同生活的城市的想像,重新確立《基本法》所能干預的範圍,藉此解除殖民時期的封印,並建設自己的社會形態。

後記:我愛過的那個時代

修憲運動剛開始,能討論的地方仍有很多,尚待我們理性地分析。但隨著雨傘革命落幕,筆者亦察覺到網絡、甚至現實上的政治討論,針對政敵,充斥著一股熾熱的民粹的氛圍。這股力量不只有目的地煽動群眾,更成一種製造敵人的可怕毒藥。

在日本改篇電影《所羅門的偽證》中,城東三中的學生面對與我們同樣的問題:現存的法律失效,只得靠自己「立法」。作品中,藤野涼子等人盡力游說他人,透過一次理性的呼喚,尋找鑄造民主社會的契機;他們所追求的並不是把犯人殺死,而是從新建立人與人的關係,成為共同體。

這或許也是我對修憲運動的期望。日本第二次安保鬥爭中,交錯的暴力釀成自我增生的仇恨,藉得同路人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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