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載於《Jumbo》48.2 P.4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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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過去的六四晚會上，四大學生會在未有事先預告的情況下，於台上火燒《基本法》，聲言希望把雨傘革命當時的「命運自主」提升到另一個層次──修改《基本法》，亦即所謂「修憲」。這可為一聲春雷，有人激昂地表示這是回到根本的鐵屋裡吶喊，亦有指像陳祖為教授那樣的「拂袖而去」。然而，社會上的回饋卻未見理想，隨著政改表決戲劇性地獲得否決（這得感謝建制的落力演出），我城的民主進程基本上回到起點。
湯家驊所謂「何喜之有」，也正好說明了我城民主運動有如銜尾蛇般不繼循環，在後政改時代，回到殖民以降之根本問題的修憲議程，將無可避免地成為民主運動其中一個重點；同時，它亦會成為兵家必爭之地。在此之先，我們必須更好地裝備自己，我們必須拷問自身：甚麼是修憲？修憲的意義在哪裡？為何我需要修憲？
耿耿於懷──回到八九的歷史重塑
談到修憲，筆者認為必須回到八九年，即《基本法》最後階段諮詢的時候，重塑它的歷史。記得有位朋友說過，現在再談及六四的話，多少也帶點「柒味」，而他所指的，是六四中有一種「民主中國」的無形掛鉤──因六四阻礙了香港獨立的道路，所以便「效益地」成為了一種負面的反民主載體。雖然無從得知這位朋友對於六四的本體，亦即當晚那場驚天泣鬼的反人類殺戮，有著甚麼感情連繫，但這一種說法，認為六四僅僅是一個他者他地的事件，其實是對香港歷史之誤讀。
別忘記八九當年，港人亦如在雨傘革命中無懼催淚彈、送物資等，展現出一反其「市儈」性格的光明形象。當年支持天安門廣場學生運動的呼聲，甚至用得上鋪天蓋地來形容。舉其一例：5月21日，史無前例的一百萬人大遊行，再於馬場進行聲勢浩大的大集會。這樣的一個事例就已經說明，八九年全然不只是屬於中國的歷史，亦同樣屬於我城。八九年於香港而言，絕對是一次大型的公民覺醒，就正如在馬場進行政治集會的象徵意義，是屬於香港人的超越自我。其即使帶有「民主中國」的無形掛鉤，卻無阻其成為香港公民社會的一個里程碑。
然而，更加與修憲有關的，則是《基本法》的最後階段諮詢，馬上在緊接著的7月重新展開，當時負責諮詢的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梁振英。可想而知，「往事卻似斷箭，還剩下在體內」，港人還可以相信《基本法》嗎？在這樣的一個社會氣氛下，當時有一個民調指出，八成半受訪者並無打算在諮詢完結前提交任何意見，但梁振英依然故我，在《六．四事件後的基本法諮詢工作》如是說：「大家不妨想一下，如中國政府突然宣佈，基本法的頒布日期無限押後，或者乾脆取消基本法的制定，香港社會會有怎樣的反應？」如此「一味靠嚇」，不就是為了替主子盡快完成《基本法》制定，以便聲稱已經通過市民諮詢，得到認可。
這個連結八九六四的最後階段諮詢，以反應冷淡告終。民主派委員在六四後退出了諮詢機制，甚至連針對諮詢的「一人一信」群眾運動都出缺（「一人一信」是1988年民主派在第一階段諮詢所舉辦的運動）。在這種冷淡的社會氛圍下，單方面依從中方意願的《基本法》還是接著頒布了，一本根本沒有港人參與的小憲法主宰著我們的命運，若了解這段歷史，便明白現在的《基本法》根本不是我們的東西。
念念不忘──解殖路上的修憲運動
重塑八九年的歷史，除了旨在說明《基本法》根本不是我們的東西之外，亦為指出重寫香港命運的重要性。由殖民地時期以降，「馬照跑、舞照跳」幾乎成為那段時間的代名詞，當中包含一種資本主義式的「去政治化物質生活」，予人八九年前後的「市儈」形象。而直到九七回歸以至往後的十多年間，香港的政經秩序基本上沒有甚麼改變，呈現一種「凍結」的狀態。這道出了修憲運動的一個目的──重新建構香港的主體性、徹底解殖。
香港政經發展被「凍結」，可根據《基本法》第五條，即「五十年不變」的承諾來理解。回歸以降，香港特區的體制、管治指導思想以及內部問題都帶著80年代的烙印，換言之，這些問題都只是回歸前的伸延。這一切恰好說明並符合《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的願景，保留香港賴以成功的資本主義制度至九七後的五十年。而構成這次「凍結」的要因，一部分來自香港社會對於共產黨、以至社會主義的恐懼，以及對殖民時期制度的依戀。結果，那本從來沒有港人參與的《基本法》，成為了阻礙政經秩序改變的「神諭」，不只在限制政治制度上的改革（如特首普選），更加在整體經濟思維上偏向了資本主義（如發展模式、資源分配）。
這次「凍結」，更構成了一種自殖民時期的「大香港」情懷，即所謂「處處建構與中國大陸的歧視性差別來想像自我，而中國大陸又需要學習的『制度』和『生活方式』」，深深刻印在一國兩制之下。然而，在回歸後經歷經濟危機、以至危及自身的制度暴力時，這身份認同卻遭受前所未見的否定。舉例來說，保衛天星、皇后碼頭運動中，參與者呈現出一種不同於「歧視性差別自我」，而是批判自身的形態，否定一直以來行之有效的發展主義。這種批判精神對於我們而言並不陌生，在囍帖街（利東街）、觀塘的重建項目和新界東北發展計劃上亦數次現身。然而，社運人士每次都只能被動地回應政府的「殖民」思維，那種建構自民間的批判性自我認同，無法提升到憲政層次。
因此，修憲運動作為解殖路上的必經處，需透過針對《基本法》的民間辯論，憲政層次的主體性才得以確立。當然，修憲並不是全盤推翻既有條文，但《基本法》中確實存在很多值得批判的位置。諸如第七十五條，「立法會議員凡提出涉及政府政策的法律草案，必須得到行政長官的同意」；第一百零七條，「香港特區的財政預算以量入為出為原則……」當《基本法》原先就不是由我們所撰寫時，凡此種種，都值得我們認真思考，香港人想要的到底是什麼。2047這個「可遠可近」的大限將至，香港人必須準備好自己的社會藍圖，透過一次的修憲運動，重新確立自己對這個共同生活的城市的想像，重新確立《基本法》所能干預的範圍，藉此解除殖民時期的封印，並建設自己的社會形態。
後記：我愛過的那個時代
修憲運動剛開始，能討論的地方仍有很多，尚待我們理性地分析。但隨著雨傘革命落幕，筆者亦察覺到網絡、甚至現實上的政治討論，針對政敵，充斥著一股熾熱的民粹的氛圍。這股力量不只有目的地煽動群眾，更成一種製造敵人的可怕毒藥。
在日本改篇電影《所羅門的偽證》中，城東三中的學生面對與我們同樣的問題：現存的法律失效，只得靠自己「立法」。作品中，藤野涼子等人盡力游說他人，透過一次理性的呼喚，尋找鑄造民主社會的契機；他們所追求的並不是把犯人殺死，而是從新建立人與人的關係，成為共同體。
這或許也是我對修憲運動的期望。日本第二次安保鬥爭中，交錯的暴力釀成自我增生的仇恨，藉得同路人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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