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柯愷欣
早前我曾「被迫」在facebook貼文，指出本人長期參與土地運動，而身邊也有不少教書的朋友，「發覺土地和保育議題，近日似乎開始備受青睞，成為愈來愈受大學重視的研究課題，這當然是一個令人股舞的吹勢（註一）」。我遂建議朋友們在「攞料」之餘，亦請同時走出象牙塔，嘗試積極參與公民行動。
當然，很快我便發現，這些朋友以後也不會再來找我了。
其實這些朋友經常也會私下抱怨，新公共管理、「衡工量值」帶來的工作壓力；對於時下大學吃人的體制，她們甚至罵得比我和一些基層教員還要厲害。然而，她們幾乎無一例外的對應策略是：更義無反顧地盡情擁抱這種管理和評核文化，務求令自己不致在職位和待遇上，會有絲毫落後於人的可能！
當我請她們盡量以中文、及淺白方式發表研究成果，即時得到的回應是：大學count唔count㗎（是否納入績效評估範圍）？
此刻，終於出現了陳文敏事件如此「肉酸」的醜事，方才彷彿讓人突然驚覺到，香港原來竟有像大學這般腐朽的體制。然而，撇除「政治幹預學術」的常識反應外，還真要花很大的氣力，才能找到願意站出來講人話的人，竟還鬥擔進一步指出：「用染紅來解釋〔陳文敏事件〕只觸及冰山一角。在媒體及公眾雷達偵測不到的大學角落，其實每天都透過英美主導、貌似專業中性的評核及人事體制，規訓、擠壓、殘害及排斥有心學術與思想的教師。」
「這些關卡看似中性，可是，在實際操作中，愈是年輕，愈是花時間在本地思想、學術及政治 活動的學者，愈難跨過去，也愈容易讓有心人殺於無形。若加上不在英美名牌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則更添一份危險。事實上，這種評核已成為大學老師的日常生活，不少人曾遭系主任、院長或校長軟硬兼施地照肺，叫我們按遊戲規則辦事，多寫英文論文，少寫中文文章，多投些稿給那些排名很高但沒有多少人看的期刊，比給《明報》寫稿有益得多。」（葉蔭聰：〈大學的常規〉，《明報》2015年10月4日）
坦白說，葉蔭聰講的在大學裡只是老生常談，本來也沒有再三複述的必要；但關鍵是：為何從來就沒有人願意站出來講人話？
這難免讓人聯想到，阿倫特（Hannah Arendt）的「平庸之惡」(banality of evil)。其實這些都不是什麼大奸大惡的人，甚至都是有點良心的知識分子，似乎還很關心香港的前路和出路，但卻在有意無意之間淪為體制的附庸。就正如阿倫特筆下的納粹戰犯艾希曼，「他不粗野，也不是非人類的，更不是難以理解的。他既不陰險姦刁，也不兇殘專橫，而且工作上盡職盡責。他除了對自己提職晉升非常熱心之外，恐怕沒有任何不良動機，也不可能構成任何犯罪。然而，這也正是他最危險、最可悲之處。」
在阿倫特看來，「平庸之惡」不能簡單地理解為一種理論或教條，而是表現著一個不思考的人所作的惡。 「艾希曼既是一名循規蹈矩的職員，也是一名和藹可親的父親，但他在面對選擇時候的無思——沒頭沒腦的魯莽、無可救藥的迷茫，抑或自鳴得意地背誦已變得瑣碎空洞的真理，卻是黑暗時代的人們的顯著特徵。惡始終只是一種走極端，從來都不是極端的創造，它沒有深度，也不是什麼著魔。它會把整個世界夷為荒漠，之所以會這樣，恰恰在於它的蔓延方式，如同在膚淺的表面瘋長的蘑菇一樣。」（註二）
或許阿倫特對「平庸之惡」的批判，尚且更適用於那些知識水平不高、沒有獨立思考能力的技術官僚；但數以千計尊貴的大學教授、高級知識分子們，無時無刻皆不在被體制「強暴」，為何竟仍顯得一貫的甘之如飴呢？
這次事件，同時迫使我重新翻開布迪厄（Pierre Burdieu）的大量著述，是如何鉅細無遺地向我們展示大學體制背後的真像。對，這不但是UGC、RGC和各大學校委、校董操控的香港特色體制，這更是一齣帶有歴史普遍性的集體荒旦劇。正如布迪厄曾異常清晰指出：「學者觀點（scholaristic view）是對語言、對社會世界、對任何研究對象，一種相當奇異的觀點。它主要是通過學堂（skholé ）的環境，一種閒暇的情景，建構出來的製度化悠閒學習環境。而進入這種學者觀點的門檻，尤其是學術實踐作為不務正業的條件，在於它是一種封閉自足的智力遊戲。我相信我們真的應該對柏拉圖就學堂的反思，以及他那經常被引用的名言，「認真地玩」（to play seriously），予以更加認真的看待。 」（註三）
對布迪厄來說，這種「認真地玩」才能建立的學者觀點，只有在「悠閒學習環境」中才能進行。意指它必須脫離日常生活和實踐的迫切性，毋須面對具體歴史時空的現實壓力。顯而易見，作為學者不用為三餐生計而奔波，能夠在相對受保護的學堂中容身，如此才能真正做到「認真地玩」。當然，任誰都知道，現實中哪有如此理想的學堂環境，天下間哪有如此「著數」的免費午餐！學者雖不用為三餐生計而奔波，卻必須為了「認真地玩」而更加疲於奔命！
久而久之，學者觀點成為一個封閉自足的世界，與現實世界愈行愈遠，以至局中人沉醉其中，再也分不清何謂是非正偽，並將這個智力遊戲看成是唯一的真理。這也就是葉蔭聰所說大學的「常規」：「例如一位大學教師不獲續聘，只是她的出版文章的量及質未達標，投稿的期刊impact factor太低，未達「世界級領導地位」 （world leading）或「國際性卓越」（Internationally excellent）等等，這些不太像人話的用語，都是各間大學、研資局（RGC）及研究評審（RAE）習用的。 」
雨傘運動一周年，無疑有不少層面皆是值得反省的，但回歸後意識型態的全面滲透和操控——主要通過出版體制和大學體制互相配合進行——香港人對此便顯然仍在如在夢中、懵然不知。或許香港人在建立政治主體性的過程中，實在還有太多太多的學費要交、功課要做。而陳文敏事件正起著那麼一點點的警醒作用，但問題是：「你永遠無法叫醒一個裝睡的人」（註四）！尊貴的大學教授又有幾位真的願意醒醒呢？
【延伸閱讀】
韓江雪、鄒崇銘：《香港的鬱悶：新世代vs.嬰兒潮世代》。牛津大學出版社，2006。
韓江雪、鄒崇銘等：《80前後：超越世代、社運與論述的想像》。圓桌精英，2010。
鄒崇銘、韓江雪：《這一代的鬱悶：從消失中的香港到世代之戰》。印象文字，2015。
鄒崇銘：《流動、掠奪與抗爭：大衛哈維對資本主義的地理批判》。南方家園，2015。
註一：是令人股舞的吹勢，不是令人鼓舞的趨勢，你懂的。
註二：Hannah Arendt, 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 Penguin books, 1963.
註三：Pierre Bourdieu, The Scholastic Point of View in Cultural Anthropology. Vol. 5, No. 4. Nov., 1990.
註四：周濂： 《你永遠無法喚醒一個裝睡的人》。天窗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