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鄒崇銘

任教香港理工大學,社會學博士研究生,專注於經濟社會學的研究。著有《以銀為本:7評香港產業及人口政策》、《用消費改變世界》、《墟冚城市》、《僭建都市》、《住屋不是地產》等書。 網誌

教育

從大學到學者的「常規」

從大學到學者的「常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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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柯愷欣

早前我曾「被迫」在facebook貼文,指出本人長期參與土地運動,而身邊也有不少教書的朋友,「發覺土地和保育議題,近日似乎開始備受青睞,成為愈來愈受大學重視的研究課題,這當然是一個令人股舞的吹勢(註一)」。我遂建議朋友們在「攞料」之餘,亦請同時走出象牙塔,嘗試積極參與公民行動。

當然,很快我便發現,這些朋友以後也不會再來找我了。

其實這些朋友經常也會私下抱怨,新公共管理、「衡工量值」帶來的工作壓力;對於時下大學吃人的體制,她們甚至罵得比我和一些基層教員還要厲害。然而,她們幾乎無一例外的對應策略是:更義無反顧地盡情擁抱這種管理和評核文化,務求令自己不致在職位和待遇上,會有絲毫落後於人的可能!

當我請她們盡量以中文、及淺白方式發表研究成果,即時得到的回應是:大學count唔count㗎(是否納入績效評估範圍)?

此刻,終於出現了陳文敏事件如此「肉酸」的醜事,方才彷彿讓人突然驚覺到,香港原來竟有像大學這般腐朽的體制。然而,撇除「政治幹預學術」的常識反應外,還真要花很大的氣力,才能找到願意站出來講人話的人,竟還鬥擔進一步指出:「用染紅來解釋〔陳文敏事件〕只觸及冰山一角。在媒體及公眾雷達偵測不到的大學角落,其實每天都透過英美主導、貌似專業中性的評核及人事體制,規訓、擠壓、殘害及排斥有心學術與思想的教師。」

「這些關卡看似中性,可是,在實際操作中,愈是年輕,愈是花時間在本地思想、學術及政治 ​​活動的學者,愈難跨過去,也愈容易讓有心人殺於無形。若加上不在英美名牌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則更添一份危險。事實上,這種評核已成為大學老師的日常生活,不少人曾遭系主任、院長或校長軟硬兼施地照肺,叫我們按遊戲規則辦事,多寫英文論文,少寫中文文章,多投些稿給那些排名很高但沒有多少人看的期刊,比給《明報》寫稿有益得多。」(葉蔭聰:〈大學的常規〉,《明報》2015年10月4日)

坦白說,葉蔭聰講的在大學裡只是老生常談,本來也沒有再三複述的必要;但關鍵是:為何從來就沒有人願意站出來講人話?

這難免讓人聯想到,阿倫特(Hannah Arendt)的「平庸之惡」(banality of evil)。其實這些都不是什麼大奸大惡的人,甚至都是有點良心的知識分子,似乎還很關心香港的前路和出路,但卻在有意無意之間淪為體制的附庸。就正如阿倫特筆下的納粹戰犯艾希曼,「他不粗野,也不是非人類的,更不是難以理解的。他既不陰險姦刁,也不兇殘專橫,而且工作上盡職盡責。他除了對自己提職晉升非常熱心之外,恐怕沒有任何不良動機,也不可能構成任何犯罪。然而,這也正是他最危險、最可悲之處。」

在阿倫特看來,「平庸之惡」不能簡單地理解為一種理論或教條,而是表現著一個不思考的人所作的惡。 「艾希曼既是一名循規蹈矩的職員,也是一名和藹可親的父親,但他在面對選擇時候的無思——沒頭沒腦的魯莽、無可救藥的迷茫,抑或自鳴得意地背誦已變得瑣碎空洞的真理,卻是黑暗時代的人們的顯著特徵。惡始終只是一種走極端,從來都不是極端的創造,它沒有深度,也不是什麼著魔。它會把整個世界夷為荒漠,之所以會這樣,恰恰在於它的蔓延方式,如同在膚淺的表面瘋長的蘑菇一樣。」(註二)

或許阿倫特對「平庸之惡」的批判,尚且更適用於那些知識水平不高、沒有獨立思考能力的技術官僚;但數以千計尊貴的大學教授、高級知識分子們,無時無刻皆不在被體制「強暴」,為何竟仍顯得一貫的甘之如飴呢?

這次事件,同時迫使我重新翻開布迪厄(Pierre Burdieu)的大量著述,是如何鉅細無遺地向我們展示大學體制背後的真像。對,這不但是UGC、RGC和各大學校委、校董操控的香港特色體制,這更是一齣帶有歴史普遍性的集體荒旦劇。正如布迪厄曾異常清晰指出:「學者觀點(scholaristic view)是對語言、對社會世界、對任何研究對象,一種相當奇異的觀點。它主要是通過學堂(skholé )的環境,一種閒暇的情景,建構出來的製度化悠閒學習環境。而進入這種學者觀點的門檻,尤其是學術實踐作為不務正業的條件,在於它是一種封閉自足的智力遊戲。我相信我們真的應該對柏拉圖就學堂的反思,以及他那經常被引用的名言,「認真地玩」(to play seriously),予以更加認真的看待。 」(註三)

對布迪厄來說,這種「認真地玩」才能建立的學者觀點,只有在「悠閒學習環境」中才能進行。意指它必須脫離日常生活和實踐的迫切性,毋須面對具體歴史時空的現實壓力。顯而易見,作為學者不用為三餐生計而奔波,能夠在相對受保護的學堂中容身,如此才能真正做到「認真地玩」。當然,任誰都知道,現實中哪有如此理想的學堂環境,天下間哪有如此「著數」的免費午餐!學者雖不用為三餐生計而奔波,卻必須為了「認真地玩」而更加疲於奔命!

久而久之,學者觀點成為一個封閉自足的世界,與現實世界愈行愈遠,以至局中人沉醉其中,再也分不清何謂是非正偽,並將這個智力遊戲看成是唯一的真理。這也就是葉蔭聰所說大學的「常規」:「例如一位大學教師不獲續聘,只是她的出版文章的量及質未達標,投稿的期刊impact factor太低,未達「世界級領導地位」 (world leading)或「國際性卓越」(Internationally excellent)等等,這些不太像人話的用語,都是各間大學、研資局(RGC)及研究評審(RAE)習用的。 」

雨傘運動一周年,無疑有不少層面皆是值得反省的,但回歸後意識型態的全面滲透和操控——主要通過出版體制和大學體制互相配合進行——香港人對此便顯然仍在如在夢中、懵然不知。或許香港人在建立政治主體性的過程中,實在還有太多太多的學費要交、功課要做。而陳文敏事件正起著那麼一點點的警醒作用,但問題是:「你永遠無法叫醒一個裝睡的人」(註四)!尊貴的大學教授又有幾位真的願意醒醒呢?

【延伸閱讀】
韓江雪、鄒崇銘:《香港的鬱悶:新世代vs.嬰兒潮世代》。牛津大學出版社,2006。
韓江雪、鄒崇銘等:《80前後:超越世代、社運與論述的想像》。圓桌精英,2010。
鄒崇銘、韓江雪:《這一代的鬱悶:從消失中的香港到世代之戰》。印象文字,2015。
鄒崇銘:《流動、掠奪與抗爭:大衛哈維對資本主義的地理批判》。南方家園,2015。

註一:是令人股舞的吹勢,不是令人鼓舞的趨勢,你懂的。
註二:Hannah Arendt, 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 Penguin books, 1963.
註三:Pierre Bourdieu, The Scholastic Point of View in Cultural Anthropology. Vol. 5, No. 4. Nov., 1990.
註四:周濂: 《你永遠無法喚醒一個裝睡的人》。天窗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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