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說自己在政改後會『自動收聲』的張曉明，在一個研討會上發表所謂『特首超然論』，為香港的三權體制留下一己之見，惹來議員、法律界、學生組織等嚴重關切，批評張曉明的言論是否意味着破壞權力制衡，並促請張曉明收回言論。無可否認，明眼人可以看出，這是政改之後，連串試探香港民情輿論的一步。
權力制衡是否得到貫徹，毋疑在政治制度中非常重要；質疑行政長官是否可以不受法律制裁，聽起來也是容易令市民理解和警覺的質問 – 又有誰會容許做官的比平民百姓可以凌駕法律的制裁，可以擁有不相稱的權力呢？而除了制度是否傾斜，以及守不守法之類的問題以外，張曉明這番言論在政治上造成的效果，都是對香港徹頭徹尾的危害。
守法可被『凌駕』？制衡可被『超然』？
誠然，放諸於香港今時今日的時刻，僭建風波可以猶如水過鴨背，收受利益的嫌疑可以草草了事，彷彿只要擘大眼振振有詞，就可以過骨。在這個背景下，縱然廉政與法治既是香港社會發展的基礎，實在憂慮張曉明的言論，是試探市民底線的前奏。
我們也應該關心權力制衡、分立的精神，是否能夠得到貫徹。早於習近平接掌大權之前，就經已提出『三權合作論』，要求香港政府『通情達理，三權互相理解、互相支持』；這無疑是與北京政府領導多次聲稱，中國不搞西方多黨制與三權分立的言論互相呼應；這套『三權合作』的論述，也與大陸官員對澳門制度的指指點點，如出一轍。
當然，這也進一步提醒香港爭取民主的力量，除了爭取民主普選以外，權力制衡的重要。在立法會議員的法案創議權力受削弱、立法會不能以不信任或彈劾使行政長官下台，行政長官卻可解散立法會的情況下，行政 – 立法關係向行政所傾斜，縱然實現雙普選，由於權力傾斜於特首，令民主制度由內耗竭。
反擊官方灌輸的惰性思維
然而，除了質疑守法與否，以及衝擊權力分立的精神，政治語言的運用以及所塑造的概念和印象，才是張曉明言論真正危險之處。『超然』、『凌駕』等等不單單是對權力制衡的直接抽擊，也不單單為嫌疑的僭建和收錢事件開綠燈，而是讓社會習慣和麻木，藉此為權力制衡的相反面 - 權力運用所鋪路。
試想想，我們知道很多市民的資訊接收較多元化，以及對權力制衡概念多少有認知；但同時很多市民依靠單一渠道接收訊息，民間、學者、議員的回應和相反意見未必絕跡於傳媒，但肯定是張曉明以及隨後梁振英說自己的行政長官職位『地位超然』的言論，會受到關注和日播夜播。市民在這個背景下，可以得出甚麼理解？無疑，這是官方論述下潛移默化灌輸市民的腐敗養份。
『三權合作』、『特首超然』的論調正正是為當權者運用權力的正當性鋪路 - 當立法會被挖苦為垃圾會，而建制派又每每藉此附和到『反對派搞事』；而正正當當申請司法覆核，被諷為『搞事』、『訟棍』 - 都是在公共言論空間中，貶損立法機關和司法機關的價值，把制衡描寫成累事：拖累經濟，敗壞民生、阻礙發展；而行政機關彷彿只要手握執政大權，做事就等同『有建設』，不問對錯，不問成本代價；而行政主導、特首超然更加被演繹為強政勵治、無往不利。
這是為往後梁振英政府在經濟民生的爭議施政，開始背書。
其實最近一次政改的『袋住先』方案，就是很清楚的例子，把所有問題約化成『有/無』，有誰不想見好就收？袋得一蚊得一蚊？反擊行政主導，不單是針對梁振英的操守，不單是回應行政機關的角色，更加是改變『有就等於好』惰性思維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