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經

「特首超然三權」的言辭背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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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超然三權」的言辭背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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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說自己在政改後會『自動收聲』的張曉明,在一個研討會上發表所謂『特首超然論』,為香港的三權體制留下一己之見,惹來議員、法律界、學生組織等嚴重關切,批評張曉明的言論是否意味着破壞權力制衡,並促請張曉明收回言論。無可否認,明眼人可以看出,這是政改之後,連串試探香港民情輿論的一步。

權力制衡是否得到貫徹,毋疑在政治制度中非常重要;質疑行政長官是否可以不受法律制裁,聽起來也是容易令市民理解和警覺的質問 – 又有誰會容許做官的比平民百姓可以凌駕法律的制裁,可以擁有不相稱的權力呢?而除了制度是否傾斜,以及守不守法之類的問題以外,張曉明這番言論在政治上造成的效果,都是對香港徹頭徹尾的危害。

守法可被『凌駕』?制衡可被『超然』?

誠然,放諸於香港今時今日的時刻,僭建風波可以猶如水過鴨背,收受利益的嫌疑可以草草了事,彷彿只要擘大眼振振有詞,就可以過骨。在這個背景下,縱然廉政與法治既是香港社會發展的基礎,實在憂慮張曉明的言論,是試探市民底線的前奏。

我們也應該關心權力制衡、分立的精神,是否能夠得到貫徹。早於習近平接掌大權之前,就經已提出『三權合作論』,要求香港政府『通情達理,三權互相理解、互相支持』;這無疑是與北京政府領導多次聲稱,中國不搞西方多黨制與三權分立的言論互相呼應;這套『三權合作』的論述,也與大陸官員對澳門制度的指指點點,如出一轍。

當然,這也進一步提醒香港爭取民主的力量,除了爭取民主普選以外,權力制衡的重要。在立法會議員的法案創議權力受削弱、立法會不能以不信任或彈劾使行政長官下台,行政長官卻可解散立法會的情況下,行政 – 立法關係向行政所傾斜,縱然實現雙普選,由於權力傾斜於特首,令民主制度由內耗竭。

反擊官方灌輸的惰性思維

然而,除了質疑守法與否,以及衝擊權力分立的精神,政治語言的運用以及所塑造的概念和印象,才是張曉明言論真正危險之處。『超然』、『凌駕』等等不單單是對權力制衡的直接抽擊,也不單單為嫌疑的僭建和收錢事件開綠燈,而是讓社會習慣和麻木,藉此為權力制衡的相反面 - 權力運用所鋪路。

試想想,我們知道很多市民的資訊接收較多元化,以及對權力制衡概念多少有認知;但同時很多市民依靠單一渠道接收訊息,民間、學者、議員的回應和相反意見未必絕跡於傳媒,但肯定是張曉明以及隨後梁振英說自己的行政長官職位『地位超然』的言論,會受到關注和日播夜播。市民在這個背景下,可以得出甚麼理解?無疑,這是官方論述下潛移默化灌輸市民的腐敗養份。

『三權合作』、『特首超然』的論調正正是為當權者運用權力的正當性鋪路 - 當立法會被挖苦為垃圾會,而建制派又每每藉此附和到『反對派搞事』;而正正當當申請司法覆核,被諷為『搞事』、『訟棍』 - 都是在公共言論空間中,貶損立法機關和司法機關的價值,把制衡描寫成累事:拖累經濟,敗壞民生、阻礙發展;而行政機關彷彿只要手握執政大權,做事就等同『有建設』,不問對錯,不問成本代價;而行政主導、特首超然更加被演繹為強政勵治、無往不利。

這是為往後梁振英政府在經濟民生的爭議施政,開始背書。

其實最近一次政改的『袋住先』方案,就是很清楚的例子,把所有問題約化成『有/無』,有誰不想見好就收?袋得一蚊得一蚊?反擊行政主導,不單是針對梁振英的操守,不單是回應行政機關的角色,更加是改變『有就等於好』惰性思維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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