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錦松談普通話教中文被受批評，但更根本的問題是：為什麼我們要聽梁錦松談教育？
這不難理解，因為梁錦松自九十年代初就擔任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主席，其後擔任教育統籌委員會主席，是教改的推手之一。不過，為何在商界打滾的梁錦松又可以獲得第一份與教育相關的公職？
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的職能包括根據政府可以撥出的款項、學生總數指標，以及各院校為配合社會需要而提各項課程應錄的學生人數，向政府建議確實的撥款額。即然要了解「社會需要」，邀請有商界經驗的梁錦松參與也可以理解。
然而，數年教資會經驗是否足以成為教統會的旗手？這是一個我不懂解答的問題。換一個問題，教統會主席的經驗算是行政經驗還是教育（相關）的經驗？不論是行政還是教育經驗，至少我肯定這些經驗有助梁錦松在擔任財政司司長時滅赤於教育開刀，也肯定這些經驗與判定普通話教中文是否有效無關。
有商業經驗的人經驗不同的門逕而成為教育政策旗手並不罕見，教育局局吳克儉就是人事管理出身。梁錦松重出江湖指點江山，我們除了要為普教中問題正視聽，也必需要留意商界專財排除教育專業的問題。
香港人對經濟發展有信仰程度的膜拜，教育制度裡的不同持份者都認為教育必需回應與經濟發展息息相關的「社會需要」，例如大學要提供經濟轉型必要的人才，家長希望教育可以為子女帶來高薪厚職，因此商界賢達走進教育界才會有天生優勢。以傳統左翼觀點看，教育對資本家十分重要，因為教育提供他們累積資本所需要的人才，因此加強對教育的控制是必要的手段。不過，根據左翼學者 David Harvey的分析，資本家同時要提防教育令勞動力醒覺，於是教育對資本家而言必需在一個「要你醒，也不可以太醒」的邏輯中。要維護這充滿矛盾的邏輯，意識形態的灌輸必不可少，這樣大眾才不會醒覺，而各類鞏固意識形態的智庫也成為重要的角色。
當國家與資本結合，有商界背景的「教育家」在由智庫舉行的會議中，為消滅廣東話這國家任務護航，一切變得可以理解。理解歸理解，大部份教育建議邏是要交由真正的教育專家去做，或者由數據證明，而不是行政經驗或者教育政策制定經驗所能代替。
以商業邏輯管教育其實一早成為主流，校本管理已是一例。自此，商界常用的合約制成為僱用教師方式的主流，財政自主的學校可以花錢大搞形象工程搶學生，於是教師忙於搞校刊、公關活動、行政工作，反而不能投入教學工作。結果，香港出現一個光怪陸離的現象：前線的教育專業人員不能專注於自己的專業，非真正專業的卻可以憑商界經驗來指點江山。
梁錦松談教育投放不足，這點我認同。可是，我認為如何改變現有的教育文化，將資源放到更有助真正教育工作的地方亦同樣重要，而這種工作必需有教育專業的積極參與，商家絕對做不來。說到底，教育並非服務商家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