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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運

六四記憶的危機

六四記憶的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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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九六四」本來就是極為本土的記憶。

不管是從1989年百萬人大遊行的啟蒙經歷,抑或六四後的哀痛悼念,凡此都有香港人的廣泛參與。因而那些愛說「六四是鄰國抗爭」的人,反映的其實是自己歷史意識的貧乏,以至對1989年香港人這段啟蒙和哀傷的重要記憶,竟是如此這般的無知無感。

除了遭到上述患了歷史健忘症的新興本土挑戰之外,六四記憶的戰線今年更燃燒至所謂「八九初衷」、「世代」,以至悼念的意義也面臨非議貶抑。筆者試分別討論一下。

危機一:八九的初心是出於小私和恐懼

練乙錚認為「八九」的初心是「以小私的恐懼為動力替港人保港自保」,因而推論,當下主張自保切割的年輕人(或中國不關我事),才更貼近六四初心。不幸地,練先生這般說,當然是遺忘初衷之論。正如本雅明已說過:「過去已向我們反覆證明,要是敵人獲勝,即便死者也會失去安全。」首先,「八九」的初心,與其說是出自什麼小私自保,不如說是忘我地支援他人;而且弔詭地,人們是在支援中重新創造了自己。當然,這一切忘我投入,主要是發生在六四的創傷之前。

近年一些右傾本土論者,也傾向以香港人在1989年其實是出於自保自私的需要,才捲入支援運動。最極端的是陳雲,他甚至將香港人扭曲為「借運動過橋」,云云。然而,這是對歷史忘我投入的顛倒和扭曲。當年香港人當然不及學生的勇敢和壯烈,但卻已經竭盡全力。1989年的香港,爆發了史無前例的百萬人遊行、大中小學罷課、在自己客廳電視機前紮營支持學生、創作出首支香港民運歌《為自由》,餘不一一。關鍵是,電視屠城畫面的壓倒性震撼,使很多平凡香港人一夜間哭傻了眼,而這份六四晚遺留下來的非人間傷痛,在不少港人心坎中更是延綿多年。能這樣悲哀,當然是出於愛和幻滅的希望,而非小私自保。

想深一層,這其實關乎如何判定「八九」的歷史意義的課題。自保論者經常遺忘了,「八九」記憶的獨特意義,其實是作為一次斷裂時代的事件,也就是啟蒙的意思。用當時的話說,即所謂「香港人不一樣了!」這是1989年很多香港人的自我理解。也就是說,如果「八九」之前香港人是政治冷感、市儈自利、金錢掛帥,那1989年5、6月,他則清楚地有了一股擺脫舊時自我的意識。

當然,屠城之後,原本被劃破的時代遭再次關閉。幻滅受傷的人們,有些選擇回歸馬照跑舞照跳的生活方式,甚至不再相信政治和盼望。但是,也不只有這一途。有很多人受了啟蒙,走進了公民社會延續信念,或在一己人生路上,做個自由民主的信徒。因而,守衛這段歷史記憶的意義,就是肯定「八九香港」的劃時代一面,而非舊日時代中主導香港人性格的市儈自保等因素,因為後者從無使香港能夠颳起像「八九」一樣的大型群眾運動。於是,所謂記憶與遺忘的鬥爭,其實也是對事件中的劃時代性的守衛。相對地,遺忘就是指對這「香港變得不一樣!」的失憶,並讓一切回歸「八九」之前或之後的昔日之我,什麼自保、自私、「借運動過橋」,餘不一一。

危機二:無法看清的哀痛

當有年輕人質問,為什麼不以同樣方式紀念其他地方的慘劇,並因而說「八九」一代一定是中了大中華的毒云云。這其實很武斷。反過來,我一直是這樣想的,香港人之所以對六四特別記掛,很大部分人並非因為什麼大中華民族主義,而是因為所犧牲的是一條條無價的年輕生命,而且,他們其實悄悄代表着,那些年曾經有過的熱切投入和寄予盼望。因而天安門上的臉龐當然不是陌生人,這真的跟不認識的別國慘劇無法相比。根據德國歷史學家呂森所說,創傷是一種失去,是對於所愛對象和生活意義的摧毁(在六四中是對自由民主的熱望和信任)。因而,悲痛就是愛。

多年來,我城一貫的六四記憶方式,都是聚焦於遠方的天安門廣場。但我們必須能夠辨認出,香港人不僅是在悼念遠方的事。這許是香港人對於1989年的特殊記憶狀態,他們甚少談及自己,而在六四紀念敘述中往往很是自我壓抑,隱沒了許多自我參與的片段,自感微不足道,也擔心玷污了同學的犧牲。當然,同代見證人其實心照不宣,香港就在其中,只是下一代卻捉錯用神,以為純粹鄰國之事。這或許造成認同的代價及下一代的疑惑:六四到底是「他人」的事抑或「我們」的事?

近來愈來愈多年輕人說出「我沒有經歷過六四,所以唔關我事」這句話之際,真正的危機並不是「沒有經歷」(時間的距離不一定造成互相對立的狀態),而是「唔關我事」。這是對於別人的差異、限制和哀痛無感,而相比起發展出一種新的共同,倒不如說句「唔關我事」。因而隱藏在六四爭議背後的世代衝突,將會比想像中深遠。

說到底,「八九六四」作為一段深刻的共同記憶,正如本土認同一樣,從來不止是個人的事,因而面對四面八方將之埋葬的威脅。這段記憶既要自我豐富和超越(包括真正的本土化),也必須捍衛下去。

原文刊在《明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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