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網上新聞普遍對中國的奧運消息持冷漠甚至嘲笑的態度，但我仍相信這可能是網上媒體的報導偏頗問題。不過，孫楊事件在全球鬧得沸沸蕩蕩，全球「偏頗」就是重要的文化現象了。
事實上，中國被受冷嘲熱諷已不是第一次，這次焦點都集中在四年一次的奧運會上而已。官媒《環球時報》將這類小風波升格至民族、文化問題也非第一次，例如早前官媒就諷刺西方媒體「蠻夷」。為什麼中國與其他國家的「文化衝突」愈來愈頻繁﹖我們可從孫楊事件窺探其中一二。
一、內化西方概念而成的衝突
The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的Sow Keat Tok在二零一三年出版了《Managing China's Sovereignty in Hong Kong and Taiwan》，對中國的主權觀提出甚有意思的想法。現時每當我們討論主權問題，都會依從西伐利亞體系（Westphalia System）去理解，但Sow Keat Tok認為中國對主權的理解相當不同，中共傾向以歷史經驗及政治論述去詮釋主權概念，因此才會提出主權與實際管治範圍脫鉤的奇怪說法（如南海與釣魚島）。他援引張勇進教授的分析，提出中國並沒有將西方價值照單全收，反而是經過一個複雜的內化過程，結果西方的新概念與中國的舊觀念踫撞，形成特別的中國詮釋。全球對中國的人權問題甚為關注，但中國卻矢口否認有問題，認為其他國家不應以其標準看中國的人權，而以張勇進的分析，西方的人權概念在中國的一九四九年後受馬克思主義影響，雖然馬克思主義不排除我們理解的人權，但中國對人權的詮釋重點就放在社會及經濟權利之上。這種詮釋，至今仍陰魂不散。張勇進的分析集中在人權，而Sow Keat Tok認為同樣的分析路向可以應用在主權問題上。觀乎中國這十年崛起的路上，與其他地方最談不來的，也正正是主權與人權問題，而中國每次在爭拗中強調的都是其「中國式」理解。
中國與世界的關係就是這樣曖昧，中國既不想因為不顧國際規範而挑起其他國家的敵意，但也不願好似示弱般完全服從國際規範。說到底，國際政治的遊戲規則由西方強國所寫，對新興國家不利，中國不可能全盤同意。中國這種曖昧取態在國際關係間無處不在，但在奧運卻無處「發揮」。國際奧委會在一八九四年成立，中國在其百多年來的發展沒有擔當什麼重要位置，因此也只能完全跟隨其規則走，並只能透過成為奧運主辦國及金牌數目來展示其實力。在奧運裡，沒有所謂的「中國式」理解。直到孫楊事件，道德問題走進爭論，「中國式」理解獲得「發揮」空間，於是官媒急着加入了民族主義、文化優次等等元素，展示其「中國式」世界觀。
二、「中國式」體育精神背後的自卑感
如果孫楊沒有服食禁藥，但有充份理由相信是意外服食，中國抗議實在無可厚非，但何以要透過貶低別人的國家與文化來反擊﹖這種反擊不是很難看嗎﹖至少，中國很可能覺得不是問題，因為這符合中國的「傳統精神」，包括「包容」、「和諧」與「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當然，中國對這些概念自有「中國式」的理解。
中國對外對內皆強調和諧與包容等中國傳統價值，而且在「韜光養晦」的指導原則下，也一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這些有儒家傳統精神的價值看似與奧運的體育精神相符，但在西方價值內化的複雜過程裡，中國本有的文化與情緒不可能與西方價值完全統合。另一方面，縱使和諧等價值十分正面，在中國的特有文化歷史脈絡下，也變得古怪。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副研究員賀照田在其文章《當中國開始深入世界...》嘗試剖析這些中國傳統價值被扭曲的可能原因，認為很可能是因為中國欠缺國際經驗，以後擁有大量不愉快的國際經驗有關。中國近年不停強調的「雙贏」、「共贏」、「和平崛起」、「負責任大國」與「和諧共存」皆有着中國的傳統價值根源，這些根源同樣染有不愉快國際經驗的色彩。簡言之，中國表面上說要和諧共贏，心裡還是充滿複雜的自卑、雪恥情意結。《經濟學人》在二零一零年曾有文章《Brushwood and gall》﹐指越王勾踐的「臥薪嚐膽」故事展示中國的「毅力」與雪恥情意結分開不了。
中國的自卑、雪恥情意結是扭曲中國所謂善意的兇手。孫楊事件裡的「中國式」體育精神也充斥着這些情意結，所以當《環球時報》指澳洲對外自卑傲慢時，反映的正正是自己的自卑傲慢。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