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張曉明梁振英的持續推動下，游蕙禎梁頌恆宣誓問題現在幾成香港政治的唯一議題，假如人大強用釋法解除他們的議員資格，必將在香港社會引起強烈反彈。相信張、梁在策劃釋法時，不會想不到這一點，所以有理由認為，香港社會的強烈反彈，正是梁營所希望的。那麼，他們所圖的是什麼呢？
過去一個多月裡，王歧山利用成報連篇累牘公開攻擊張德江，張除了偶爾通過《環球》還擊，看上去別無反應。但張好歹也是七大常委之一，絕非省油的燈，怎會乖乖挨打不還手？王能想到利用香港攻擊張，張難道就不會在香港佈局反制王？
自從2013年戴耀廷等三子發起「和平佔中」，梁振英及其同黨早就迫不及待想要動武。時任中聯辦宣傳部部長郝鐵川將佔中定性為「暴亂」，就已充分暴露他們的意圖。身為特區行政長官的梁振英也已做好暴力鎮壓的準備，在「和平佔中」正式啟動的當天，就派出全副武裝的防暴警察，打出87枚催淚彈，但被習「不妥協，不流血」的通知壓住，不得不改用拖字訣。幾天後與陳健民相識多年的大陸公益人寇延丁從台灣返回大陸，途經金鍾，於是，在寇回到北京的第二天，大陸公安就連夜將她從火車上帶走並單獨囚禁128天，逼她誣陷陳健民是港獨，只因寇意志堅定超乎常人，才未能得逞。而現在，當二張被中紀委追獵，對他們來說最好的脫身之計，便是與梁振英聯手，再度引發香港騷亂，然後出重手鎮壓，以進一步撕裂中港關係。倘香港主流民意與北京政府處于嚴重對立狀態，那麼，即使中紀委查到二張貪腐弄權的罪證，也會由於“穩定壓倒一切”，而不了了之。
從梁振英這邊來說，他最近正因收受UGL公司五千萬酬勞未申報、負責調查UGL案的廉署一姐被解職、橫洲土地風暴等案件，被非建制派連番追打，炒作港獨議題無疑有助於他轉移公眾視線，掩蓋自己種種不法行徑，因此當然樂得配合。
而要讓香港主流民意和北京彼此嚴重對立，最有效的方法莫過於讓駐港部隊出動，在香港製造流血。如若雙方互有死傷，那就簡直「perfect」：即便是香港的建制派，也將無法再認同北京——還記得出走北美的前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許家屯嗎？倘若如此，則除非習能以“黨核心”的身份解除張德江的職務，否則二張將由於「平叛有功」，而權焰大熾。而他們的政敵，則可能被扣上「分裂國家」的罪名，遭到清算。
打破「刑不上常委」是王歧山的夙願，中紀委針對張德江的調查看上去也已進行多時，然而，倘若二張以「港獨分子在香港發動武裝叛亂」為名出動解放軍，那麼，除非中共確立「人民軍隊不得將槍口對準本國平民」的原則（而這便意味著要為「六四暴亂」平反），否則，在二張極力營造的「民族大義」輿論面前，其他常委即便並不情愿，也將不得不以中共中央的名義，集體為鎮壓背書。
習的父親習仲勛，被稱作「中共改革派」，是胡耀邦的堅定支持者。大陸媒體報道說：「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波中，習仲勳同情民主訴求，強烈反對武力鎮壓學生。」（張杰〈習仲勳：中共“改革派”〉，《財經文摘》2012年第12期）習本人則曾在雨傘運動爆發後指示梁振英：「不妥協，不流血。」因此，從他個人來說，大概不會反對平反六四。但是，中共若要平反六四，因六四鎮壓而坐上直升機、入繼大統的江澤民會同意嗎？1989年先於北京在拉薩出動解放軍戒嚴，並被鄧小平隔代指定為繼承人的胡錦濤會同意嗎？雖然習已在兩星期前的六中全會上被尊為「核心」，但是，他有足夠實力與江、胡兩代領導人留在黨政軍中的親朋故舊對抗嗎？
即以七常委論：王歧山應該會支持平反，李克強也許保持中立，但張德江劉雲山恐怕會堅決反對。俞正聲、張高麗呢？我不了解，也無從猜測。
而最關鍵的是，軍隊，尤其是當年北京戒嚴部隊的官兵們，是什麼態度？當年的普通士兵大多早就退伍，軍官們則因“平暴有功”，陸續升至高位。例如，當年的20軍軍長梁光烈，於1990年被提升為陸軍第54四集團軍軍長，之後逐步陞遷，歷任北京軍區參謀長、副司令員（1993年12月－1997年11月），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2002年11月－2007年9月），2008年起轉任中共中央軍委委員、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委員、國務委員兼國防部部長，直到2013年退休。（資料來源：六四檔案，任職時間據維基百科補充）網傳梁光烈曾與薄熙來有勾結，並曾因貪腐問題與郭伯雄徐才厚一起接受調查，不知是否屬實。即便是真，但當年參與「平暴」的部隊不少，梁光烈只是其中之一，雖已離職，畢竟在軍中多年，歷任要職，若習有意平反六四，會不會激起他們集體反彈？
其實在我看來，中共平反六四是遲早的事，要麼主動平反，要麼被動平反。越早越主動，越遲越被動，早比遲好，主動比被動好。主動平反六四，重啟政改，可增強民眾（尤其是知識階層）對政權的認受性，緩解社會矛盾，延長政權壽命，為中共從地下黨向執政黨轉型爭取必要的時間。反之，如若不能趁目前統治地位依然穩固、高層權鬥總體可控的時候主動平反六四，那就只有兩個可能，一是基層秩序越維越不穩，直到整個社會發生“脆斷”；二是軍隊深度卷入政爭，引發政變乃至內戰。不管發生哪種情況，屆時一定會有實權人物乘勢而起，以全面清算中共為號召。其人多半來自黨內，為對抗昔日同僚而訴諸民意，猶如薄熙來為奪嫡而利用毛左。被趕下台的中共，為重新凝聚黨員，勢必要為六四平反。不過，到那時，中共是否平反六四，已經不重要了。
台灣在蔣經國的主持下主動開放政權，推行政改，目前已成功實現兩輪和平輪替，成為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的成功典范。也正因此，雖然蔣氏父子都是獨裁者，但台灣人感念小蔣的遠見和魄力，連帶著老蔣亦受其惠，其銅像至今仍在台灣各地矗立。主動放權的國民黨雖然迄今難改「老大黨」積習，但已出過兩位民選總統，仍有問鼎大位的實力。蘇共當年在戈爾巴喬夫主持下啟動政改，本來未嘗不可能像台灣一樣實現軟著陸，但是由於黨內一批鷹派官員不甘心失去特權，發動政變，軟禁戈爾巴喬夫，這才導致民眾對蘇共改革自新的可能徹底不抱希望。
蘇共倒台之時，為何「竟無一個是男兒」？原因是，政變參與者人性未泯，有鑑於六四血案，不敢讓坦克直接碾上民眾的血肉之軀，遂讓葉利欽有機會策反奉命前來捉拿他的KGB官員。
所謂男子漢大丈夫，不應當是殺人不眨眼的衣冠禽獸，而只能是堅守人性良知、有所為有所不為的耿介之士。拒絕為殺人背書，甘愿被囚至死的趙紫陽是大丈夫。拒不執行鎮壓命令的徐勤先少將、組織反對戒嚴的軍隊高層進行請願的王東上校是大丈夫。不願在刺刀下做官，憤然辭職的李慎之是大丈夫。在六四槍響後公開表示同情學生、晚年離鄉出走老死異國的許家屯是大丈夫。
現在的人民解放軍中，還有敢於堅持大是大非、拒絕將槍口對準人民的軍官嗎？
2005年我在趙紫陽遺體告別儀式上偶遇幾位六四余孽，之後有段時間，大家經常湊在一起飯醉。飯醉時當然少不了議論當年舊事，有人提到：假如當年趙公獲知決定後，不是選擇服從，而是去到戒嚴部隊面前，以總書記身份發表公開講話，並通過電視向全國直播，說不定結局可以逆轉。
無論如何，指控黨的總書記「分裂黨中央」，這在邏輯上就是個笑話，不可能讓任何人信服。黨的中央軍委主席指揮軍隊軟禁黨的總書記，並鎮壓學潮，這從法理上說就是「槍指揮黨」，就是政變，所謂戒嚴部隊，在法理上就是叛軍。倘若總書記能夠像葉利欽那樣，選擇走到人民中間，直接對戒嚴部隊官兵喊話，並號召全國的解放軍將士們保衛黨中央，或許不是沒可能粉碎政變。但是，當然，這樣一來，被解除權力的就不是他，而是鄧。
趙感念鄧提拔他的恩情，不願與其公開對抗，而是選擇放棄權力，消極不服從。但是，他所放棄的並不止是他的個人權力，還有他的人民——首都北京的學生和市民，他們由於他的退縮，而遭到叛軍屠殺。在大是大非面前，他選擇了與鄧的個人私誼，卻放棄了他作為政治人物的職責——雖然，和其他人相比，他的堅持潔身自好、拒絕同流合污，已是非常難能可貴。
凡人皆有弱點，偉人亦有缺陷，反思非為不敬，而是為了不再發生同樣悲劇。
當黨的總書記和軍委主席并非同一人時，軍隊是聽總書記的，還是聽軍委主席的？這個問題89年沒能妥善解決，隱患至今還在。會不會再次釀成悲劇？我不知道。
目前習的第一個任期即將結束，接班人問題浮上水面，而黨、政、軍系統卻仍遍佈江、胡兩系人馬。不管習在國家主席兩個任期屆滿之後是否繼續保留黨主席的職務，抑或如某些傳聞所言改行總統制，就目前而言，削弱江胡兩系在黨政軍中的影響力，培植忠於自己的嫡系勢力，應是習的首要目標。要達到這個目的，有兩個方法，一是反腐，二是平反六四。
89學潮的最響亮的口號是「反官倒，反腐敗」，但那時的中共拒不承認政府存在腐敗現象。六四鎮壓後不久，政府開始反腐敗，懲治貪官。隨著大陸經濟的發展，查出的貪官越來越多，涉案金額越來越大，但是，官方口徑仍堅持「多數官員是好的，腐敗分子是一小撮」，尤其忌諱「制度性腐敗」一詞，禁止輿論將腐敗和體制掛鉤。民間則以「無官不貪」、 「越反越腐」、「反腐亡黨，不反腐亡國」等語進行反諷。六中全會結束後，中共在北京、山西、浙江三省市開展國家監察體制改革試點，試圖建立一個全面覆蓋國家機關及其公務員的國家監察體系，官方學者將其解讀為「內地版的ICAC」。但是，原為政府官員、後來下海成為著名律師的陳有西則認為，「沒法治、民主背景，廉政公署也會徒有虛名。」
香港的廉政公署在回歸前運作得不錯，然而，隨著負責調查梁振英UGL案的廉署一姐李寶蘭被解職，這個制度正在經歷危機。原因是，回歸以前廉政公署只向香港總督負責，而總督是英王駐港代表，由英國政府任命，雖不必直接向香港民眾負責，但需向英國議會交待。回歸後港督的角色由特首取代，因此當廉政公署調查有關特首的腐敗案件時，勢必遭遇阻力。同樣，中紀委的「打老虎」行動，假如打到王歧山本人或習核心（及其親屬）頭上，那恐怕也會像1940年代蔣經國的「打老虎」一樣不了了之。因此，「打老虎」的最大價值，恐怕不是反腐，而是借反腐的名義定點清除敵對派系的重要人物。但，倘若政治佈局僅僅倚重反腐，又可能導致中紀委及其主管王歧山權勢過重，而這未必是習樂於見到的。
中共內部這些年來一直都有平反六四的呼聲，但最高層始終迴避這個問題。鄧本人當然不願認錯。江是89年廢掉趙紫陽後坐直升機上來的，胡是鄧隔代指定的，所以，他們也不願意平反六四，否則他們自身的合法性就成了問題。因此，如能平反六四，對江、胡兩系勢力將是釜底抽薪的一擊。這或許正是漢江泄系列評論屢次提及六四的用意所在。但王歧山只是七常委之一，且明年十九大時他就應該會因年齡問題退休，單憑他的力量顯然是遠遠不夠的。假如習王聯手，借反腐端掉軍隊中那些靠六四上位的老軍頭，再借平反六四清除黨政系統中的江、胡勢力，那對雙方都很有好處。
但是，這樣做，所冒的風險也很大，對方很可能不顧一切冒死反撲，拼個魚死網破。這符合王歧山的性格，但習未必有這樣的魄力。要打動習，還需要一些別的好處。
比如說，延長任期，以廿大卸任國家主席、保留黨的總書記和中央軍委主席的方式；或者，更激進一點，倣效李登輝，由獨裁者變身第一任民選總統。
假如，王以支持習廿大留任總書記為條件，換取習支持自己十九大不退，習會不會答應呢？
監察體制改革試點幾天前剛剛宣佈啟動，若習以此為由破例慰留，不是不可能的事。
但，如前所述，這是極險的一着棋，王歧山是否從策劃漢江泄系列評論之初就已如此深謀遠慮了呢？這我不敢說。也許他的初衷，只是要從港澳工作系統中挖到幾個省部級空缺，並自己派系的成員取而代之。不過，二張（張德江張曉明）施出的應手，其中所含殺機，卻正在將王歧山一步步逼向與習聯手平反六四這條路。
平反六四風險極大，二張賭習不敢行此險招。而只要不平反六四，那麼，二張便可通過在港製造混亂，誘駐港部隊出動「平叛」，對王歧山進行反制。其下者可成功逼退中紀委的追捕，其上者可能像當年的胡錦濤一樣，因在關鍵問題上立場堅定、行動果決而獲核心賞識，成為中共未來的掌門人。
倘若如此，則恐怕不但香港淪陷、兩制無存，大陸局勢更將一退千里。
因此，從立法會選舉開始，張曉明梁振英便頻頻出擊，動作不斷。就在最近（11月10日），在全國人大常委會搶在香港法院宣判之前悍然主動釋法之後，又有建制派人士（的士司機從業員總會會員鄭玉佳）入稟高等法院，要求對游梁之外的另八位非建制派議員（梁國雄、羅冠聰、鄭松泰、邵家臻、陳志全、朱凱迪、劉小麗、姚松炎）的宣誓進行司法覆核，以褫奪他們的議員資格。這表面看來是梁振英企圖令立法會癱瘓至明年3月特首選舉，實則是蓄意激怒港人，以引發傘運2.0，好為出動解放軍提供藉口。
因此，接下來的問題是：（1）駐港部隊是否願意配合二張攪局？（2）駐港部隊在什麼情況下可以出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