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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芸

哲學博士,獨立學者 網誌

社運

香港保衛戰:香港之劫與平反六四

香港保衛戰:香港之劫與平反六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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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張曉明梁振英的持續推動下,游蕙禎梁頌恆宣誓問題現在幾成香港政治的唯一議題,假如人大強用釋法解除他們的議員資格,必將在香港社會引起強烈反彈。相信張、梁在策劃釋法時,不會想不到這一點,所以有理由認為,香港社會的強烈反彈,正是梁營所希望的。那麼,他們所圖的是什麼呢?

過去一個多月裡,王歧山利用成報連篇累牘公開攻擊張德江,張除了偶爾通過《環球》還擊,看上去別無反應。但張好歹也是七大常委之一,絕非省油的燈,怎會乖乖挨打不還手?王能想到利用香港攻擊張,張難道就不會在香港佈局反制王?

自從2013年戴耀廷等三子發起「和平佔中」,梁振英及其同黨早就迫不及待想要動武。時任中聯辦宣傳部部長郝鐵川將佔中定性為「暴亂」,就已充分暴露他們的意圖。身為特區行政長官的梁振英也已做好暴力鎮壓的準備,在「和平佔中」正式啟動的當天,就派出全副武裝的防暴警察,打出87枚催淚彈,但被習「不妥協,不流血」的通知壓住,不得不改用拖字訣。幾天後與陳健民相識多年的大陸公益人寇延丁從台灣返回大陸,途經金鍾,於是,在寇回到北京的第二天,大陸公安就連夜將她從火車上帶走並單獨囚禁128天,逼她誣陷陳健民是港獨,只因寇意志堅定超乎常人,才未能得逞。而現在,當二張被中紀委追獵,對他們來說最好的脫身之計,便是與梁振英聯手,再度引發香港騷亂,然後出重手鎮壓,以進一步撕裂中港關係。倘香港主流民意與北京政府處于嚴重對立狀態,那麼,即使中紀委查到二張貪腐弄權的罪證,也會由於“穩定壓倒一切”,而不了了之。

從梁振英這邊來說,他最近正因收受UGL公司五千萬酬勞未申報、負責調查UGL案的廉署一姐被解職、橫洲土地風暴等案件,被非建制派連番追打,炒作港獨議題無疑有助於他轉移公眾視線,掩蓋自己種種不法行徑,因此當然樂得配合。

而要讓香港主流民意和北京彼此嚴重對立,最有效的方法莫過於讓駐港部隊出動,在香港製造流血。如若雙方互有死傷,那就簡直「perfect」:即便是香港的建制派,也將無法再認同北京——還記得出走北美的前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許家屯嗎?倘若如此,則除非習能以“黨核心”的身份解除張德江的職務,否則二張將由於「平叛有功」,而權焰大熾。而他們的政敵,則可能被扣上「分裂國家」的罪名,遭到清算。

打破「刑不上常委」是王歧山的夙願,中紀委針對張德江的調查看上去也已進行多時,然而,倘若二張以「港獨分子在香港發動武裝叛亂」為名出動解放軍,那麼,除非中共確立「人民軍隊不得將槍口對準本國平民」的原則(而這便意味著要為「六四暴亂」平反),否則,在二張極力營造的「民族大義」輿論面前,其他常委即便並不情愿,也將不得不以中共中央的名義,集體為鎮壓背書。

習的父親習仲勛,被稱作「中共改革派」,是胡耀邦的堅定支持者。大陸媒體報道說:「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波中,習仲勳同情民主訴求,強烈反對武力鎮壓學生。」(張杰〈習仲勳:中共“改革派”〉,《財經文摘》2012年第12期)習本人則曾在雨傘運動爆發後指示梁振英:「不妥協,不流血。」因此,從他個人來說,大概不會反對平反六四。但是,中共若要平反六四,因六四鎮壓而坐上直升機、入繼大統的江澤民會同意嗎?1989年先於北京在拉薩出動解放軍戒嚴,並被鄧小平隔代指定為繼承人的胡錦濤會同意嗎?雖然習已在兩星期前的六中全會上被尊為「核心」,但是,他有足夠實力與江、胡兩代領導人留在黨政軍中的親朋故舊對抗嗎?

即以七常委論:王歧山應該會支持平反,李克強也許保持中立,但張德江劉雲山恐怕會堅決反對。俞正聲、張高麗呢?我不了解,也無從猜測。

而最關鍵的是,軍隊,尤其是當年北京戒嚴部隊的官兵們,是什麼態度?當年的普通士兵大多早就退伍,軍官們則因“平暴有功”,陸續升至高位。例如,當年的20軍軍長梁光烈,於1990年被提升為陸軍第54四集團軍軍長,之後逐步陞遷,歷任北京軍區參謀長、副司令員(1993年12月-1997年11月),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2002年11月-2007年9月),2008年起轉任中共中央軍委委員、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委員、國務委員兼國防部部長,直到2013年退休。(資料來源:六四檔案,任職時間據維基百科補充)網傳梁光烈曾與薄熙來有勾結,並曾因貪腐問題與郭伯雄徐才厚一起接受調查,不知是否屬實。即便是真,但當年參與「平暴」的部隊不少,梁光烈只是其中之一,雖已離職,畢竟在軍中多年,歷任要職,若習有意平反六四,會不會激起他們集體反彈?

其實在我看來,中共平反六四是遲早的事,要麼主動平反,要麼被動平反。越早越主動,越遲越被動,早比遲好,主動比被動好。主動平反六四,重啟政改,可增強民眾(尤其是知識階層)對政權的認受性,緩解社會矛盾,延長政權壽命,為中共從地下黨向執政黨轉型爭取必要的時間。反之,如若不能趁目前統治地位依然穩固、高層權鬥總體可控的時候主動平反六四,那就只有兩個可能,一是基層秩序越維越不穩,直到整個社會發生“脆斷”;二是軍隊深度卷入政爭,引發政變乃至內戰。不管發生哪種情況,屆時一定會有實權人物乘勢而起,以全面清算中共為號召。其人多半來自黨內,為對抗昔日同僚而訴諸民意,猶如薄熙來為奪嫡而利用毛左。被趕下台的中共,為重新凝聚黨員,勢必要為六四平反。不過,到那時,中共是否平反六四,已經不重要了。

台灣在蔣經國的主持下主動開放政權,推行政改,目前已成功實現兩輪和平輪替,成為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的成功典范。也正因此,雖然蔣氏父子都是獨裁者,但台灣人感念小蔣的遠見和魄力,連帶著老蔣亦受其惠,其銅像至今仍在台灣各地矗立。主動放權的國民黨雖然迄今難改「老大黨」積習,但已出過兩位民選總統,仍有問鼎大位的實力。蘇共當年在戈爾巴喬夫主持下啟動政改,本來未嘗不可能像台灣一樣實現軟著陸,但是由於黨內一批鷹派官員不甘心失去特權,發動政變,軟禁戈爾巴喬夫,這才導致民眾對蘇共改革自新的可能徹底不抱希望。

蘇共倒台之時,為何「竟無一個是男兒」?原因是,政變參與者人性未泯,有鑑於六四血案,不敢讓坦克直接碾上民眾的血肉之軀,遂讓葉利欽有機會策反奉命前來捉拿他的KGB官員。

所謂男子漢大丈夫,不應當是殺人不眨眼的衣冠禽獸,而只能是堅守人性良知、有所為有所不為的耿介之士。拒絕為殺人背書,甘愿被囚至死的趙紫陽是大丈夫。拒不執行鎮壓命令的徐勤先少將、組織反對戒嚴的軍隊高層進行請願的王東上校是大丈夫。不願在刺刀下做官,憤然辭職的李慎之是大丈夫。在六四槍響後公開表示同情學生、晚年離鄉出走老死異國的許家屯是大丈夫。

現在的人民解放軍中,還有敢於堅持大是大非、拒絕將槍口對準人民的軍官嗎?

2005年我在趙紫陽遺體告別儀式上偶遇幾位六四余孽,之後有段時間,大家經常湊在一起飯醉。飯醉時當然少不了議論當年舊事,有人提到:假如當年趙公獲知決定後,不是選擇服從,而是去到戒嚴部隊面前,以總書記身份發表公開講話,並通過電視向全國直播,說不定結局可以逆轉。

無論如何,指控黨的總書記「分裂黨中央」,這在邏輯上就是個笑話,不可能讓任何人信服。黨的中央軍委主席指揮軍隊軟禁黨的總書記,並鎮壓學潮,這從法理上說就是「槍指揮黨」,就是政變,所謂戒嚴部隊,在法理上就是叛軍。倘若總書記能夠像葉利欽那樣,選擇走到人民中間,直接對戒嚴部隊官兵喊話,並號召全國的解放軍將士們保衛黨中央,或許不是沒可能粉碎政變。但是,當然,這樣一來,被解除權力的就不是他,而是鄧。

趙感念鄧提拔他的恩情,不願與其公開對抗,而是選擇放棄權力,消極不服從。但是,他所放棄的並不止是他的個人權力,還有他的人民——首都北京的學生和市民,他們由於他的退縮,而遭到叛軍屠殺。在大是大非面前,他選擇了與鄧的個人私誼,卻放棄了他作為政治人物的職責——雖然,和其他人相比,他的堅持潔身自好、拒絕同流合污,已是非常難能可貴。

凡人皆有弱點,偉人亦有缺陷,反思非為不敬,而是為了不再發生同樣悲劇。

當黨的總書記和軍委主席并非同一人時,軍隊是聽總書記的,還是聽軍委主席的?這個問題89年沒能妥善解決,隱患至今還在。會不會再次釀成悲劇?我不知道。

目前習的第一個任期即將結束,接班人問題浮上水面,而黨、政、軍系統卻仍遍佈江、胡兩系人馬。不管習在國家主席兩個任期屆滿之後是否繼續保留黨主席的職務,抑或如某些傳聞所言改行總統制,就目前而言,削弱江胡兩系在黨政軍中的影響力,培植忠於自己的嫡系勢力,應是習的首要目標。要達到這個目的,有兩個方法,一是反腐,二是平反六四。

89學潮的最響亮的口號是「反官倒,反腐敗」,但那時的中共拒不承認政府存在腐敗現象。六四鎮壓後不久,政府開始反腐敗,懲治貪官。隨著大陸經濟的發展,查出的貪官越來越多,涉案金額越來越大,但是,官方口徑仍堅持「多數官員是好的,腐敗分子是一小撮」,尤其忌諱「制度性腐敗」一詞,禁止輿論將腐敗和體制掛鉤。民間則以「無官不貪」、 「越反越腐」、「反腐亡黨,不反腐亡國」等語進行反諷。六中全會結束後,中共在北京、山西、浙江三省市開展國家監察體制改革試點,試圖建立一個全面覆蓋國家機關及其公務員的國家監察體系,官方學者將其解讀為「內地版的ICAC」。但是,原為政府官員、後來下海成為著名律師的陳有西則認為,「沒法治、民主背景,廉政公署也會徒有虛名。」

香港的廉政公署在回歸前運作得不錯,然而,隨著負責調查梁振英UGL案的廉署一姐李寶蘭被解職,這個制度正在經歷危機。原因是,回歸以前廉政公署只向香港總督負責,而總督是英王駐港代表,由英國政府任命,雖不必直接向香港民眾負責,但需向英國議會交待。回歸後港督的角色由特首取代,因此當廉政公署調查有關特首的腐敗案件時,勢必遭遇阻力。同樣,中紀委的「打老虎」行動,假如打到王歧山本人或習核心(及其親屬)頭上,那恐怕也會像1940年代蔣經國的「打老虎」一樣不了了之。因此,「打老虎」的最大價值,恐怕不是反腐,而是借反腐的名義定點清除敵對派系的重要人物。但,倘若政治佈局僅僅倚重反腐,又可能導致中紀委及其主管王歧山權勢過重,而這未必是習樂於見到的。

中共內部這些年來一直都有平反六四的呼聲,但最高層始終迴避這個問題。鄧本人當然不願認錯。江是89年廢掉趙紫陽後坐直升機上來的,胡是鄧隔代指定的,所以,他們也不願意平反六四,否則他們自身的合法性就成了問題。因此,如能平反六四,對江、胡兩系勢力將是釜底抽薪的一擊。這或許正是漢江泄系列評論屢次提及六四的用意所在。但王歧山只是七常委之一,且明年十九大時他就應該會因年齡問題退休,單憑他的力量顯然是遠遠不夠的。假如習王聯手,借反腐端掉軍隊中那些靠六四上位的老軍頭,再借平反六四清除黨政系統中的江、胡勢力,那對雙方都很有好處。

但是,這樣做,所冒的風險也很大,對方很可能不顧一切冒死反撲,拼個魚死網破。這符合王歧山的性格,但習未必有這樣的魄力。要打動習,還需要一些別的好處。

比如說,延長任期,以廿大卸任國家主席、保留黨的總書記和中央軍委主席的方式;或者,更激進一點,倣效李登輝,由獨裁者變身第一任民選總統。

假如,王以支持習廿大留任總書記為條件,換取習支持自己十九大不退,習會不會答應呢?

監察體制改革試點幾天前剛剛宣佈啟動,若習以此為由破例慰留,不是不可能的事。

但,如前所述,這是極險的一着棋,王歧山是否從策劃漢江泄系列評論之初就已如此深謀遠慮了呢?這我不敢說。也許他的初衷,只是要從港澳工作系統中挖到幾個省部級空缺,並自己派系的成員取而代之。不過,二張(張德江張曉明)施出的應手,其中所含殺機,卻正在將王歧山一步步逼向與習聯手平反六四這條路。

平反六四風險極大,二張賭習不敢行此險招。而只要不平反六四,那麼,二張便可通過在港製造混亂,誘駐港部隊出動「平叛」,對王歧山進行反制。其下者可成功逼退中紀委的追捕,其上者可能像當年的胡錦濤一樣,因在關鍵問題上立場堅定、行動果決而獲核心賞識,成為中共未來的掌門人。

倘若如此,則恐怕不但香港淪陷、兩制無存,大陸局勢更將一退千里。

因此,從立法會選舉開始,張曉明梁振英便頻頻出擊,動作不斷。就在最近(11月10日),在全國人大常委會搶在香港法院宣判之前悍然主動釋法之後,又有建制派人士(的士司機從業員總會會員鄭玉佳)入稟高等法院,要求對游梁之外的另八位非建制派議員(梁國雄、羅冠聰、鄭松泰、邵家臻、陳志全、朱凱迪、劉小麗、姚松炎)的宣誓進行司法覆核,以褫奪他們的議員資格。這表面看來是梁振英企圖令立法會癱瘓至明年3月特首選舉,實則是蓄意激怒港人,以引發傘運2.0,好為出動解放軍提供藉口。

因此,接下來的問題是:(1)駐港部隊是否願意配合二張攪局?(2)駐港部隊在什麼情況下可以出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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