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左翼及工運份子來說，英國導演堅.盧治（Ken Loach）的電影甚少讓人失望。剛上映的《我，不低頭》（ I, Daniel Blake）也不例外。電影為已年屆八十的老導演贏得自《風吹麥動》後另一個金棕櫚獎。
《我，不低頭》繼續貫徹堅.盧治的寫實風格，透過樸實流暢，不誇張、不煸情的手法，娓娓道出草根人物的境況。加上教人戚然的結局，看後如一些評論人般潸然下淚，也自然不過。但曾經拍過《底層生活》、《麵包與玫瑰》的左翼導演，他需要多一部教人了解工人苦況，讓人抱面哭啼的電影嗎？
有學者指出，《我》片向我們揭示過去多年新自由主義風潮下，工人如何被全球資本主義商品化、市場化，如何被官僚主宰下的工作福利觀（Workfare）剝奪尊嚴；女主角Katie在喪禮中讀出Daniel的信，就是對非人性化資本主義或社會福利制度的控訴云云。
同樣地，已拍過《鐵路之歌》及《碼頭工人站起來》的導演，我很懷疑﹐他還需要再多一部影片來為因工廠關門或私有化而「被失業」的工人去擊鼔鳴冤嗎？或者這樣說，我們需要將電影累贅詮釋為又一次向萬惡資本主義進行攻擊的進行曲嗎？左翼份子將陳腔濫調重申一次，或很多次，工人運動下一波高潮是否就會來臨嗎？
《我，不低頭》好看，不在於電影為我們提供批判建制的影像與大論述：振奮人心的畫面是沒有的。影片要說的，是冷面官僚大背景下，一個個有名有姓在職場及社區打滾的小人物，如何在創傷與壓迫中重新編織人際關係—— 一種屬於基層草根特有的質樸情誼及互助友愛﹐並在職場與社區中尋找反抗的資源與可能性。
具名的人
「I, Daniel Blake，am a citizen, nothing more, nothing less」就是告訴我們，我們是一個個具名的公民﹐不多也不少。我有名有姓，我既不是申請求職津貼電子表格中的一個符碼，也不單是「工人階級」中一位「無名」抗爭英雄。我被制度折磨，感到痛苦悲愴，但我不一定會自自然然起來反對這制度的，因為，我也不是領袖一「吹雞」就會起來的階級鬥爭機器。
由「我」到「我們」所欠缺的一條鏈，就是由因病失業的Daniel這角色所串起來。休養多時的工匠Daniel，回到工場遇見多年白人中年同事，兩個大男人的對話卻是那麼溫柔細膩；Daniel與黑人青年鄰居阿中（China）之間雖滿口髒話，但當他不懂上網時，阿中還是義無反顧伸手協助的。還有，戲中主線，Daniel與單親媽媽katie及小女兒那段互助互愛，互相扶持的關係，就是在勞工處兩人備受官僚踐踏的場境下相遇而發生的。
電影也嘗試告訴我們，在非人性化、將人商品化的體制下，權力的執行者也不必然是就是提刀幪面的劊子手。像勞工處那位嘗試鑽出空間協助Daniel的Ann，以及那位放Katie一馬，不把因再捱不了餓而高買的Katie送往警察局的超市經理，都嘗試在密不透風的體制下，給貧者一條生路。
Daniel終因病發而死，而他的喪禮，就把在權力編織下的制度羅網中各種小人物串起來。Katie在喪禮中讀出他寫的信，聽眾就是在他困厄中遇上一個個平凡的人﹐如阿中，Ann，Katie女兒及他的工友們。若果說，那封信是對資本主義及社會福利制度的控訴，不如說是Daniel們黑色聚會的宣言發佈會。
We，Daniel Blake們
影片在香港試影後，有報紙對群眾向右走時，左翼往何處去作出討論。討論當然是有意思的，也讓我想起了英國學者Richard Sennett近著《Together》的主題。Sennett是繼上一本著作《The Craftsman》後，再一次探討在新資本主義下人們如何安生立命的問題；若果工匠精神（Craftsmanship）作為一種隱喻，教我們如何做好一物一事，《Together》就是探索人們如何重塑合作互助的社會關係。
《Together》劈頭第一章，就藉1889年巴黎博覽會中，瑟縮於商品盛世及物欲流動的展覽場地一角，一項名為「社會問題」的相片及油畫展，去堪探當時人們嘗試去解決工業革命帶來勞工慘況的兩條路線：一條是由上而下的社會民主黨路線及另一條則由社區組織作起點的基層協作主義路線。作者藉此引伸兩條路線在應對當下問題態度上的分別：一種是肯定的、辯證的，另一種則是對話的。作者明顯認為，對話式的人際溝通，才能重塑人們本應有的合作及互助能力，讓人們有可能去改變在新資本主義及網際網絡主宰下變得不持久、不穩定的社會關係、不平等的財富分配及不確定的未來。
當政治權力向右轉，在訴諸威權、力催排外及散佈恐懼的時代，左翼往何處去？是寄望新領袖帶領舊政黨及重申大論述與之對抗？還是打破霍布斯式一個人敵對一切人的社會關係，讓支離破碎的人際網絡得以重建，使人們愉快地重聚一起，合作互助？兩者未必排斥，但對每一個有名有姓的草根小人物來說，後者是他們可以去做，且有能力去做的。
《我，不低頭》，就讓Daniel Blake們向Donald Trump挑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