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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運

吾爾開希,香港政治少年的原型

吾爾開希,香港政治少年的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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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九年只七歲的我,一切模模糊糊,關於吾爾開希,並沒留下深刻的印象。大抵是在90年代約高小的時期,我才從後父的口中聽見這一名字。通常情況是,每年臨近六四,我那好發議論的後父,就會跟隨電視上的六四回顧節目一道發表評論。我一邊看他一邊評,緊湊過足球賽的評述。好記得多來年,他常常提及吾爾開希穿上「睡衣」打斷李鵬發言的一幕是何等的冒犯和不對,當時我縱未至於照單全收這一論調,但亦不太懂得如何反應。隱約記得,好像是上了中學,自己才曉得回說暴力鎮壓就是不對啦。

直至近幾年整理八九香港的故事,埋首於六四前後舊報紙堆時,我才意外地發現到另一個吾爾開希的形象,那是一個全然不同於我家後父口中所形容的「少年英雄人物」。那個時空的香港,我能找到大量專欄作家以吾爾開希這一名字做為標題,最震撼我的一篇是直接題為《吾爾開希》的文章,作者熱情洋溢的寫道:「吾是我、爾是你、開是打開、希是希望」,即是「你我攜手一同為中國打開希望」。結論更厲害, 「吾爾開希」竟變成了動詞,說:這場「民主之戰」,「只要有更多的人『吾爾開希』……,正義的一方必定得勝」(孔明,1989-05-24,《明報》)。

可見,當年吾爾開希魅力非凡到了一個地步,幻化成為一個動詞,昇華成為一份信念和希望,而不再是一個普通名字。更重要是那一句「更多的人『吾爾開希』」,如此這般,「吾爾開希」就成了八九香港的自我延伸,他我倆忘。

1989年,吾爾開希無疑是許多人心目中的少年英雄,甚至相比王丹和柴玲,他的名字更常出現在那些舊報專欄中。另一篇也是題為《吾爾開希》的專欄,則寫道吾爾開希成了少男少女的偶像:「一群放學的中學生從身邊走過,他們很熱烈的談論,一個尖嗓子的女孩說道:『我的偶像是吾爾開希』。另一個細聲細氣的女孩應道:『我都是!』這個頭髮鬈曲,有一雙明亮大眼睛的維吾爾族的大男孩,成為少男少女心目中的英雄,取代了那些紅歌星、大明星地位,北京學運產生這樣的效果,真有點意想不到。」(金虹,1989-06-02,《星島日報》)由此可見,吾爾開希人氣旺盛,可說已達明星級數,而所謂明星,不就是那個夢想的自我嗎?

哪怕是我小時候常聽說,他那穿「睡衣」的「冒犯」一幕,原來在八九香港也大受輿論肯定。在一篇題為《以吾爾開希作號召》的文章中,作者寫道,「自從熒幕上看到吾爾開希與李鵬對話後,這個廿一歲的大男孩已成為全球中國人崇敬的英雄人物,以他作為封面標題的週刊,推出報攤後不需兩小時已銷售一空,比起其他週刊有很大對比」(鄧拱璧,1989-06-22,《明報》),而在《吾爾開希與睡衣》中,另一會作者則打趣說道:「若此君肯拍睡衣廣告,相信不少商家也有意瞓身製衣業。」(洪放,1989-06-05,《明報》)話說回頭,吾爾開希當時身穿的其實是醫院病人服。

無疑,在當時的脈絡,吾爾開希具備了大部份「揾銀至上」的港人所缺乏的美好人格特質,這就使他受到熱烈追捧,成了89年香港人重拾主體性的代表詞。像是說,在跟李鵬舌戰中,他敢於打斷當權者發言,時人讚他詞鋒犀利、思想敏捷、面無懼色;在學運期間電視訪問中,他評論人民大會堂跪交請願書的舉動時,他說「民主不是乞回來,中國人已經跪得太多了」,人們隨之讚他有原則有大志;學運期間,他寫過遺書,又絕食又昏倒送院,人們為之感動,感激他願為民主而犧牲,冒險以死相搏;在回應被學生組織罷免一事,他在訪問中還是泰然自若的承認錯誤:「承認錯誤,總好過做錯了仍不肯認的人(暗諷李鵬)」,人們又讚他敢於認錯有做領袖的條件,餘不一一。

事後回看,吾爾開希連同他身上的少年英雄特質,這點劃時代性,特別值得我們認真咀嚼。那年夏天,青春不再只是消費文化中象徵反叛與創新的輕飄飄的姿態符號,而是隨時可能坐牢或送命的廣場上實實在在的民主抗爭。這次青春號召的也不是個別的學生群體或激進青年,而是掀起了全香港社會的自由民主渴望。香港人深深受到感召,進而重拾多年來或迴避或遺忘或放下了的理想主義。

我不知道香港民主史上有沒有出現過同樣規模和震撼的事件,但幾可肯定,少年英雄彷彿已經成了香港民主記憶底層中的一道特殊曙光,並總在適當的政治時刻跑出來,從黃之鋒到梁天琦,社會不是誕生了一個又一個英雄少年嗎,難道我們不能從近年那種廣場絕食或以死相搏的巨大號召力中嗅出微弱的記憶救贖力量?不管如何,吾爾開希恐怕是香港這條以「青春為號召」的社會行動軌跡中的重要里程碑,而這個當年的維吾爾族大男孩甚至就是我城後來的政治少年的原型。

有說,真正深刻的歷史記憶都會在無意識中為後來者奠定了他們的起跑線。八九香港仍未遠去,我們仍能從近年對世代政治的盼望寄託中嗅出她潛伏的氣息。這種重新發明主體的嘗試,更不只一次叫我城重拾政治能動力。但今天,它卻可能遇到了某種界限,因為這種少年英雄的政治內含著某種吊詭:正當急速的時代巨輪宣告一切為過時,少年英雄本身也很快過時。難道不是經常有人宣告:反國教過時了,本土也out了,不要再講六四了,諸如此類。說穿了,當青春政治依靠想像中沒有歷史包袱的青年做為變革主力,那它就往往輕易掉進了非歷史化的陷阱,略過了變革本身所需要克服的歷史條件。畢竟,倘若我們真要改變世界,那就必須返回世界之中對話。

今天看來,若要重拾我城的理想主義,單靠白紙一張的青春召喚作為解答並不足夠。我們也得返回自身,面對那些使我城迴避、遺忘甚至放下理想的種種複雜社會構成。我們既需要一往無前的青春,但也需要由歷史年紀所孕育而成的複雜判斷力,或許這樣才能從原來的起跑線上走得更遠。

圖:凱琳

原文刊於昨天(2017-05-25)明報世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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