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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權後的一千多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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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權後的一千多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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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內文有《逆權司機》大量劇透

即將三年了,已一千多天,可是每近九月尾,心情總會沉重起來。三年前的一切,如昨日發生,有時閉上眼,荷槍實彈的警察,漫天飛舞的警棍,金鐘/旺角的人與事,就在血與胡椒噴霧間重現。一千多天後,當時的學生或其他人物,逐個入獄,一切看似已完結,無力感籠罩全身。

昨晚,我去了看《逆權司機》,本預期會如《十年》,其實是想藉電影來掉掉淚,讓身心放鬆。結果看罷,心情倒不如預期沉重,只是想得很多,也明白單是愁雲慘霧沒有用,盡一分力,就算真的只是一分力,也可能是將來成功爭取民主的重要一步。

《逆權司機》由真人真事改編,寫一位的士司機金四福起初為了貪錢,答允送一個外國人到光州;一路途中,他才得知這位德國人是記者,也在光州見到政府和軍人殘忍地屠殺學生,包括毆打平民,開槍射擊,最後金在多人相助下,成功把德國記者送到機場,殘殺的片段才得見天日。

金本身是個單親爸爸,努力儲錢,照顧女兒,其他不會多想;所以起初去到光州,知道一班大學生反抗政府,或者見到示威人士累他撞爛睹後鏡,第一個反應是鬧他們「不識辛苦」;認為外國生活環境很差,能夠在富足的韓國生活,應該感恩,而父母交出高昂學費,也不是讓他們去示威。隨住身陷險境,甚至被如同特務的便衣軍人追殺,金才明白在「修飾」過的新聞片段背後,人民實際上如何被對付。

香港人看本片,有幾幕當會感受極深。包括在鎮壓時軍人先是用警棍毆打學生及平民,令其頭破血流;之後是金本來想獨善其身,離開光州後在餐廳午膳,聽到客人和女店員討論光州事件,結果是信了官方說法,以為暴亂是因為「暴徒破壞社會秩序,打傷軍人」,最後忍住眼淚的金吃過飯團,而這剛好就是他送德國記者到抗議現場,那些平民送上的食物。種種原因,終讓他下定決心,重返光州接回德國記者。

仗義每多屠狗輩,這不是貶詞,是因為他們比讀書人少了包袱,而且街頭智慧,在亂世時更管用。看完戲,不想回家,上了朋友的店飲酒,他未看本片,我就講了不少情節,當講到司機,大家都很記得那時的一班司機,送貨載人,送水送物,走出去就見到義載,在不少時候更是協助佈防的工具。戲中市民有力出力,有送飯的,也有四出奔走,冒死救回傷者等等,和當年的情景不謀而合。香港不止有人送飯,那晚拿出自動增值的八達通,將金鐘老麥買過一空的人,就是一例。搵食誠可貴,自由價更高,其實很多港人都明白,而且銘記在心。

戲中的高潮是金和德國記者亡命逃回漢城,以乘飛機回日本,拍下的屠殺片段才能見天日。而在光州的一班司機,先是為他換上車牌,以免被人發現,而當一眾政府軍人,乘住四五部馬力大的吉普車追來,當地的司機就在小路出現,他們奮不顧身阻撓,沒有理破爛的士如同以卵擊石;其中一位司機典型的韓國人模樣,長得很似當年曼聯球星朴智星(後來才知叫柳海真),最後為了阻截軍人,開後波直接撞上,畫面一直是金和記者忍淚前進,只是嘭的一聲巨響後,交代了「朴智星」的犧牲。難關未完,在出城的路上,有住最後一道關卡,守關的軍人早收通知,要截下來自漢城的司機,以及外國記者,結果是一名大學生軍人冒死相救,對放在車尾廂的漢城車牌視而不見,堅持放行,才逃出生天。

真正的歷史,遠比戲中描述殘酷,光州事件發生在1980年,當時全斗煥在美國默許下,不止開槍鎮壓,大肆搜捕「赤色分子」(即戲中的死共產黨);更有開坦克入城,據史料記載,有人民奮不顧身,躺在路上,但坦克視若無睹,照舊輾過。官方數字為二百多人死亡,四千多人受傷,而民間數字則指遠遠不止此事。南韓人民為了抗議,更有自焚之舉,非常悲壯。

每個人內心都有一把尺,一口鐘。那把尺,是判斷是非的標準,有的人嫉惡如仇,有的人是非不分;而那口鐘也是一樣,大部份人都不會隨便敲響,大多時都是沉默過日。正如戲中的司機,本來就是「韓豬」,搵食啫,所以起初接載德國記者,不過是為了賺得十萬韓圜來交房租;去到光州,也如香港舉目可見的大人,只懂鬧大學生不務正業,辜負父母期望。甚至見到光州的同行義憤填膺,仍覺得不可思議,陪記者在天台拍攝軍方鎮壓時,也對他們之後走到人群中間冒死拍攝,認為愚不可及。

逆權,是對抗強權的勇氣,一個人的力量有限,可是當每人走多一步,結局就不一樣。在《逆權司機》中,對抗暴政的不止是司機,有送飯的平民,有走上前線的大學生,有對抗上司的軍人,也有堅持付鋅印刷的記者,每一個人都在自己的崗位上,用自己的方法,自己的力量,去對抗暴政。民主不會一天而來,由1980年起,到1987年有虛假的民選總統,而去到1996年,當年一手挑動內鬥,從而坐穩總統寶座的全斗煥(是否有點熟悉?),才正式被判刑,光州事件也正式被平反。中間要花上十多年,而我們只不過經歷了千多天,付出的也不可同日而語,期待的結果當然不會從天而降。戲中的金和光州司機曾經水火不容,最後聯手抗敵,或者也表達了大敵當前,最重要的是甚麼。

這十年間,南韓有不少電影都談及光州事件,除了剛上畫的《逆權司機》,還有2007年的《華麗的假期》(May 18),以及2013年的《逆權大狀》(The Attorney),其中逆權兩片的主角都是宋康昊;這位國民影帝無論戲內戲外都相當敢言,之前世越號事件,他就公開支持死難者,結果盛傳被當時總統朴槿惠列入藝文界黑名單。今日總統都已下獄,可見南韓民主的可貴,也可見南韓影圈中人的道德勇氣。

每個人都要在道德及現實生活中掙扎,要挺身而出不易,可是民主自由從來都需要更多人的力量才能達到,真的要是全民逆權,才有希望。正如馮敬恩在周五判刑後所說:「為世界美好,不應只是學生責任。」同樣的,也不應只是司機的責任。

這部戲是近年不可多得的上乘之選,比之前的兩套都更能說出當中道理,不妨邀身邊人入場看《逆權司機》,看看一齣沉重如此的電影,為何能打破《屍殺列車》紀錄,成為17年韓國最賣座電影;全片最不足的,可能是戲名,因為之前的逆權大狀,所以本片也成為逆權司機,其實本名應該用台譯的《我只是個的士司機》更好,因為全戲都是寫這個小人物的想法,甚至最後記者堅持要他寫下電話,也怕麻煩而隨便寫下假名和假電話。要是浪漫一點,也可想像是他「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但這又與全篇格局不符了。

作為香港人,期望的不止是能夠自由地看《逆權司機》,而是希望有朝一日,六四和雨革為題材的電影能光明上畫,而不是《戰狼》成為票房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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