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意：內文有《逆權司機》大量劇透
即將三年了，已一千多天，可是每近九月尾，心情總會沉重起來。三年前的一切，如昨日發生，有時閉上眼，荷槍實彈的警察，漫天飛舞的警棍，金鐘／旺角的人與事，就在血與胡椒噴霧間重現。一千多天後，當時的學生或其他人物，逐個入獄，一切看似已完結，無力感籠罩全身。
昨晚，我去了看《逆權司機》，本預期會如《十年》，其實是想藉電影來掉掉淚，讓身心放鬆。結果看罷，心情倒不如預期沉重，只是想得很多，也明白單是愁雲慘霧沒有用，盡一分力，就算真的只是一分力，也可能是將來成功爭取民主的重要一步。
《逆權司機》由真人真事改編，寫一位的士司機金四福起初為了貪錢，答允送一個外國人到光州；一路途中，他才得知這位德國人是記者，也在光州見到政府和軍人殘忍地屠殺學生，包括毆打平民，開槍射擊，最後金在多人相助下，成功把德國記者送到機場，殘殺的片段才得見天日。
金本身是個單親爸爸，努力儲錢，照顧女兒，其他不會多想；所以起初去到光州，知道一班大學生反抗政府，或者見到示威人士累他撞爛睹後鏡，第一個反應是鬧他們「不識辛苦」；認為外國生活環境很差，能夠在富足的韓國生活，應該感恩，而父母交出高昂學費，也不是讓他們去示威。隨住身陷險境，甚至被如同特務的便衣軍人追殺，金才明白在「修飾」過的新聞片段背後，人民實際上如何被對付。
香港人看本片，有幾幕當會感受極深。包括在鎮壓時軍人先是用警棍毆打學生及平民，令其頭破血流；之後是金本來想獨善其身，離開光州後在餐廳午膳，聽到客人和女店員討論光州事件，結果是信了官方說法，以為暴亂是因為「暴徒破壞社會秩序，打傷軍人」，最後忍住眼淚的金吃過飯團，而這剛好就是他送德國記者到抗議現場，那些平民送上的食物。種種原因，終讓他下定決心，重返光州接回德國記者。
仗義每多屠狗輩，這不是貶詞，是因為他們比讀書人少了包袱，而且街頭智慧，在亂世時更管用。看完戲，不想回家，上了朋友的店飲酒，他未看本片，我就講了不少情節，當講到司機，大家都很記得那時的一班司機，送貨載人，送水送物，走出去就見到義載，在不少時候更是協助佈防的工具。戲中市民有力出力，有送飯的，也有四出奔走，冒死救回傷者等等，和當年的情景不謀而合。香港不止有人送飯，那晚拿出自動增值的八達通，將金鐘老麥買過一空的人，就是一例。搵食誠可貴，自由價更高，其實很多港人都明白，而且銘記在心。
戲中的高潮是金和德國記者亡命逃回漢城，以乘飛機回日本，拍下的屠殺片段才能見天日。而在光州的一班司機，先是為他換上車牌，以免被人發現，而當一眾政府軍人，乘住四五部馬力大的吉普車追來，當地的司機就在小路出現，他們奮不顧身阻撓，沒有理破爛的士如同以卵擊石；其中一位司機典型的韓國人模樣，長得很似當年曼聯球星朴智星（後來才知叫柳海真），最後為了阻截軍人，開後波直接撞上，畫面一直是金和記者忍淚前進，只是嘭的一聲巨響後，交代了「朴智星」的犧牲。難關未完，在出城的路上，有住最後一道關卡，守關的軍人早收通知，要截下來自漢城的司機，以及外國記者，結果是一名大學生軍人冒死相救，對放在車尾廂的漢城車牌視而不見，堅持放行，才逃出生天。
真正的歷史，遠比戲中描述殘酷，光州事件發生在1980年，當時全斗煥在美國默許下，不止開槍鎮壓，大肆搜捕「赤色分子」（即戲中的死共產黨）；更有開坦克入城，據史料記載，有人民奮不顧身，躺在路上，但坦克視若無睹，照舊輾過。官方數字為二百多人死亡，四千多人受傷，而民間數字則指遠遠不止此事。南韓人民為了抗議，更有自焚之舉，非常悲壯。
每個人內心都有一把尺，一口鐘。那把尺，是判斷是非的標準，有的人嫉惡如仇，有的人是非不分；而那口鐘也是一樣，大部份人都不會隨便敲響，大多時都是沉默過日。正如戲中的司機，本來就是「韓豬」，搵食啫，所以起初接載德國記者，不過是為了賺得十萬韓圜來交房租；去到光州，也如香港舉目可見的大人，只懂鬧大學生不務正業，辜負父母期望。甚至見到光州的同行義憤填膺，仍覺得不可思議，陪記者在天台拍攝軍方鎮壓時，也對他們之後走到人群中間冒死拍攝，認為愚不可及。
逆權，是對抗強權的勇氣，一個人的力量有限，可是當每人走多一步，結局就不一樣。在《逆權司機》中，對抗暴政的不止是司機，有送飯的平民，有走上前線的大學生，有對抗上司的軍人，也有堅持付鋅印刷的記者，每一個人都在自己的崗位上，用自己的方法，自己的力量，去對抗暴政。民主不會一天而來，由1980年起，到1987年有虛假的民選總統，而去到1996年，當年一手挑動內鬥，從而坐穩總統寶座的全斗煥（是否有點熟悉？），才正式被判刑，光州事件也正式被平反。中間要花上十多年，而我們只不過經歷了千多天，付出的也不可同日而語，期待的結果當然不會從天而降。戲中的金和光州司機曾經水火不容，最後聯手抗敵，或者也表達了大敵當前，最重要的是甚麼。
這十年間，南韓有不少電影都談及光州事件，除了剛上畫的《逆權司機》，還有2007年的《華麗的假期》（May 18），以及2013年的《逆權大狀》（The Attorney），其中逆權兩片的主角都是宋康昊；這位國民影帝無論戲內戲外都相當敢言，之前世越號事件，他就公開支持死難者，結果盛傳被當時總統朴槿惠列入藝文界黑名單。今日總統都已下獄，可見南韓民主的可貴，也可見南韓影圈中人的道德勇氣。
每個人都要在道德及現實生活中掙扎，要挺身而出不易，可是民主自由從來都需要更多人的力量才能達到，真的要是全民逆權，才有希望。正如馮敬恩在周五判刑後所說：「為世界美好，不應只是學生責任。」同樣的，也不應只是司機的責任。
這部戲是近年不可多得的上乘之選，比之前的兩套都更能說出當中道理，不妨邀身邊人入場看《逆權司機》，看看一齣沉重如此的電影，為何能打破《屍殺列車》紀錄，成為17年韓國最賣座電影；全片最不足的，可能是戲名，因為之前的逆權大狀，所以本片也成為逆權司機，其實本名應該用台譯的《我只是個的士司機》更好，因為全戲都是寫這個小人物的想法，甚至最後記者堅持要他寫下電話，也怕麻煩而隨便寫下假名和假電話。要是浪漫一點，也可想像是他「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但這又與全篇格局不符了。
作為香港人，期望的不止是能夠自由地看《逆權司機》，而是希望有朝一日，六四和雨革為題材的電影能光明上畫，而不是《戰狼》成為票房冠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