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行動媒體】2018年5月
[街工撈斷骨頭專訪系列] 前言：路線之爭？
[街工撈斷骨頭專訪系列] 背景資料（甲部）：有關街工運作機制的幾件事
[街工撈斷骨頭專訪系列] 背景資料（乙部）：［街工疑似解散旺角勞工組事件］的各方記憶表
（由於事件一直發展中，我們這個時間表，就到5月18日，亦即事件發展到街工成立五人專責小組開第一次會議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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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王曉君（阿花）
王曉君（阿花），大學畢業後就一直在街工任職，一做十年，可謂青春都給了街工。她在任內加入大量新會員，由葵涌邨到葵芳邨，開了許多街坊小組，關注不同議題。今次事件，屬於疑似被解僱的旺角勞工組三人之一，強烈覺得貢獻不被重視，對會的歸屬感亦被破壞。對於要出來在公眾層面「唱衰」街工，她本來亦是極不願意，然而，今次她認為所有會內渠道都已用盡了，才最後在五一行動中抗議。對於這樣做，她不無猶疑，好幾次聽到她講，面對傷了老會員的感情，令到部份老會員指他們唱衰街工，也是萬分不想，她自稱本來自己「黨性」好強，但在於勞工權益的原則問題，卻必須這樣做......
問：一）請稍為介紹你在街工的簡單歷程(1)
大學在中大文化研究系讀書，接觸到社會運動，接觸到影行者、自治八樓，協助了不少社運支援工作。畢業時收到一個朋友傳來的廣告，說是做基層社區組織工作，當時都無聽過街工這個組織，但認為基層社區在社會運動中重要，於是應徵， 一做就做了十年。
當時黃潤達代表街工去葵涌邨選區議員，剛選到，要在葵涌邨開議辦，要請人，便請了我。
一開始在葵涌， 落區識街坊，成立了幾個小組； 長者組爭取退休保障、 百步梯等老人家設施，成日會和基層發展中心(2)合作。另外又有家長組關注學童權益，還有小朋友組織，搞過些類似「畫畫救地球」的活動。當時又遇到反高鐵運動，也會邀請街坊一起到舊立法會參與，希望他們除了關心自身權益也關心社會多些。在我離開葵涌調職葵芳後，這些小組換了幾屆人手，而小組還健在，這一點表示葵涌邨街工的社區組織工作很有持續性，都頗值得肯定。
可能因為我連結到好多會員，於是幾年前我被調去葵芳總部做會務幹事，負責搞立場聲明行動及會員組織。調職去葵芳前，Simon（梁錦威，現任街工區議員）覺得會務幹事不去葵芳留在葵涌都可以。當時我以為葵芳是總部。但去了葵芳之後，就不覺得了。講權益爭取和組織工作，葵涌進步十倍啦，而且葵涌沒有那麼各自為政，比較有團隊精神。葵芳只餘少數同事有社運工運面向，其餘大多數時間處理梁耀忠議辦個案。
我現在覺得葵芳議辦只是街工其中一個議辦。理想中的街工應該有個總部，忠可能都同意，他常想有永久會址，會員可回來聚腳。勞工組和會務幹事都可常駐總部。以前葵芳議辦可能都有扮演這個角色，問題是近年葵芳議辦已難以領導，雖然地理上方便工會和會員開會，但是團體發展上已不大有總部應有的領導作用，只是資源上促進組織幹事們自行發展小組，近年勞工組與梁耀忠議辦更是不停吵架。總部不該是這樣。正常勞工團體的總部，應有勞工組存在，及一眾議辦作為地區工作基地。梁辦中心想像可能是不符梁的路線或不受其指揮，就可以炒，我們是街工中心想像，就不是這樣。
之前做會務，時時見到會員。今次事件，要面對要同好多認識了好久的老會員有衝突，亦令我感到不好受。在葵芳除了做會務，也認識了勞工組，當中以阿英較有勞工運動意識和精神，而我也把葵涌的經驗放落葵芳，開始洗樓落區搞地區工友組。後來，剛好2013年碼頭工潮籌款，更會以社會政治議題做主軸，工友組的工人權益議題如標準工時等也會講，但更關注大社會格局為自身帶來的影響，以及支援工潮和社會運動。2014年雨傘運動，我們在金鐘佔領區天天開論壇和搞傾偈隊，在運動期間認識做廚師的細輝，然後組成了香港廚師聯盟（下稱廚盟）。2016年立法會選舉結束不久，因梁耀忠主持事件及引發的執委換屆改選，以及2017年勞工組搬離葵芳，我就不再是會務幹事，專注做勞工組了。
2016年立會選舉，輸了新界西而贏了超級區議會。那時開過一次會員檢討會去討論選舉結果，發現有區議員的選區立會票超多，同時有會員覺得是否做事該高調些旗幟鮮明些，及政治參與多些。雖然，其實是無結論，緊接就發生梁耀忠主持事件，有好多爭抝。我覺得，我們搬出旺角這件事，其實自那時已開始蘊釀。
問： 二）基層／勞工／工人運動的各種路線
～你認為街工各路線有多大程度做到想做到的效果？做到或做不到，當中的契機或困難在什麼地方？
～街工一直強調勞工和街坊，點睇社區和勞工間有什麼關係？這些關係特點會如何影響勞工運動的不同面向嗎？
～街工不同成員對勞工工作的方向的意見相近嗎？抑或有不同意見？這些看法是基於對勞工狀況／勞工運動哪一方面的觀察？你的看法是怎樣？
本身街工是走社區勞工路線，職工盟是大堆工會，我們都是社區面向多些。社區議題好多樣化，社區街坊來找你是任何事都會有， 基本勞工問題、教育、房屋、社區什麼都有，並非只有職場裡才有勞工議題。所以我們有不同的關注組， 社區裡有好多零散工人、 退休長者、無償勞動的主婦等等。在這方面來講，街工的社區勞工的路線是頗清晰的。之前在葵涌邨都是走社區路線。但來到勞工組就特別些， 像香港廚師聯盟、公屋迫遷戶，這些是全港都有。被迫遷戶入單張入過全港舊公屋邨信箱，關注組街坊來自不同屋邨， 收取求助。像這些議題面向的，就會是全港性。勞工組出了旺角，好像無了社區， 但各樣工會，像食環工會、醫院工會都繼續跟進，其實只是勞工組織更專注，而不侷限個別社區。
像廚盟，我平時拍片做圖，都花一定時間打網戰。勞工組搬到旺角，就發揮一下網上社群， 廚盟一年內有不少求助或採訪都是臉書訊息處收取。這與社會環境也有關係。社區內當然有好多人如老街坊，但工作零散化，打工仔不一定長留一個社區，會走來走去，好多勞工跨區工作，甚至搬來搬去， 朝不保夕， 網上組織也會組織到那類人。
以零散工為例，勞工組去年做的是YMCA(3)，最初只是一個電話查詢，但我們人在旺角，只能whatsapp保持溝通，傾策略傾理據有時一日百幾個messages一路追，然後變成街站和行動，然後追回這麼多年的假期錢。學校社工就在總部抗議後取回全年強積金和假期錢，後來更出庭作供打官司，證明到有僱傭關係。這些爭取就是因為搬出來旺角，才比較有空間做，離開了充滿爭抝的葵芳，但街工多了一個以網絡、以勞工組為核心的社區。
八十年代街工講社區勞工化，雨傘前勞工組開始講勞工政治化。在2014年五一勞動節時，搞了個社區公投，在社區公投介紹公民提名的概念，讓街坊買菜經過都可以投票。這些工作，勞工組核心帶動參與。傘後工會廚盟也是很政治化，會對不同政治議題如DQ、反釋法發出勞工聲音。
其實勞工組只是因應社會情況而進化，搬出不等同背棄街工，我們只是離開了葵芳議辦，也有貫徹零散工組織的特色，不單不是偏離，而且希望更上一層樓，拓展街工的勞工運動。
葵芳議辦阿蘇重視社會分析，比如談就業零散化，他認為要看書，要知道理論，他自己也會寫文章，但去到前線組織層面，就不是他的強項。而且葵芳議辦根本不太重視權益爭取的組織工作，枉論對社會運動的支援。
我自己就覺得，能組織到工友一同爭取改變是很重要。還有些從一些個案延伸出來的社會問題，例如我們這兩年跟進YMCA「被自僱」營地導師和假自僱學校社工，這些零散工同樣面對假自僱困境，透過街站、行動把這些問題一併帶出來。這些組織工作是勞工組做得比較好的地方，又或者說，我們不想「碎紙機」式處理勞工求助，而是希望「煲湯」式捲起更多人關注和一起爭取，其實與最初在葵涌邨街工實踐的組織街坊站出來爭取權益，仍是一脈相承。
有人覺得這是不同路線，而且不滿意，但沒講清楚，也沒有提出來討論，但就在背後不停講勞工組壞話，不過其實都是某些人圍爐打稻草人，勞工組與街工其他部分倒是合作得挺愉快，例如廚盟與葵涌邨長者權益組合作舉辦反映公營牙科服務問題的無牙老虎宴(4)。
（問：「不會討論」是指勞工組做了，但其他人不理不碰？）
舉例，如果阿蘇搞討論會，梁耀忠一定不參加。梁只搞務實，本能抗拒意識形態，認為理念討論沒有用。梁作為街工的政治代表，卻不喜歡討論這些問題，相信勞工組遷出，對他而言也是梁辦少了三個人手，或勞工組成果他能否收割，多於關注意識形態分歧。阿蘇才是重視路線分歧的元老，但他也放棄了會內公共辯論。
去年執委改選沒有討論這些，我自己覺得，會中有些朋友不想去討論路線，可能因為擔心會分裂， 例如阿蘇和梁耀忠，他們提出百花齊放， 大家有自由去做基層勞工工作，可求同存異。但我覺得，只是各自為政， 各有各做和平共處而已。
（問：那麼勞工組以外還有什麼路線？求同存異的話還有那些異？）
街工對各區議員一向很寬鬆，有時就某議題擁有全然相反的立場的區議員都會有，如梁志成。
葵涌邨阿達（黃潤達）的倡議方向就強些，葵芳邨有社區組有勞工組，簡稱葵芳議辦。葵芳多些做個案， 梁耀忠強調個案要做好。另外，有長者組、工傷組， 都是以服務為主。因此， 如果找新聞，就好少見到他們搞行動倡議，但葵涌邨就會比較多。在葵芳，倡議不是主軸。
社區組織路線就是葵涌邨。葵涌邨都好多個案，每個月數以百計，所以個案和社區組織倡議，其實是可以並存。
在葵涌邨，每個組織幹事都要跟一個組，大家都要盡量去開聯席，社會議題能去參與的盡量去，大家要分工。
葵芳就不是，個案要做，組開不成也無所謂，如果說葵芳有什麼路線那就是梁耀忠揼石仔個案路線。 揼石仔的意思，就是任何一人來求助，議辦都為人民服務，協助市民解決問題，也不會只個案，偶然也會有記招，但以個案處理為主軸。
（問：之前你好似有提過，個案太多令你無法做組織？）
我覺得是分工，不是只有一樣不可有另一樣。其實我們只是把個案當議題、當行動那樣做。葵芳有人說我們不肯跟個案，但我們只是跟得深和長，說我們不跟，我覺得簡直是抹黑，YMCA、漢莎、西九地盤電工全都是個案。
（問：那樣說的話，是否你認為個案的跟法，是他們量多，你們重質？）
又不能說他們做個案無質素，那樣對他們也不公平，只是個案轉化為選票或議辦口碑，抑或轉化為議題、行動、倡議和運動能量，都不知為何件事會牽涉到對葵芳其他人工作的評價，我都不想。
量就一定是我們少些，我自己的小小感覺是，你若不解決政策問題，問題就會不斷出現，所以個案背後的問題要搞。
同時我們其實都肯定個案的工作的，只是個會要傾清楚調配和分工，同時大家有些清楚的工作範圍。像在葵涌邨時，就會好清楚， 一人至少一個政策倡議，開一個組，相關這個組的聯席就盡量去參加。大的社會環境， 所有人都要去參與，但不是工作指令，而是氣氛上大家覺得要去。
就住工作範圍，街工好多事都不會白紙黑字迫你，而是經驗了組織生活之後，大家發展出來的做法，不是指令。在葵涌做得好開心。當初為何接受調職去葵芳是因為我成為了街工會員，並且拉了好多人入會， 包括實習同學和街坊，所以當時是調我去葵芳總部做會務幹事。
葵涌邨模式，其實最初是阿達、Simon（梁錦威）和阿花一齊去創造和實踐的這個模式。阿達是社區發展社工出身，他對社區工作有自己的看法，我和Simon有社運取向， 之後Simon又當選區議員。然後兩個議辦都一齊用這個方法做，因此，去到葵芳我超級不適應。
（問：所以你有歸屬感那個街工，是你所創造的那個街工？）
這是我們三個人的創造。
達的自由度會有社區組織理念打底，要求大家不要超出這個範圍， 梁耀忠的自由度就是「唔知想點」。在葵涌邨因為有個清楚的模式和路線，因此所有人加入都會知，和知道去那裡找位置參與，只要不偏離總路線就可以。去到葵芳後才發覺： 噢！原來街工好大的！
所以我覺得葵芳領導對街工的記憶畫面是完全不一樣，無事發生時就和平共處， 有事發生就不知怎搞好。阿蘇的百花齊放是指處事方式，其實他很有自己的總目標和方向。在這點上阿蘇和阿忠是不一樣的。忠那種是務實，全不理你們搞什麼，搞到事出來就可以，只要不偏離四大綱領(5)。阿蘇應該會再多些諗法，例如他會好多理論、分析。他成天說要「重建社區」， 會找人來講社區組織的工作坊，但重建社區來達致甚麼社區發展目標？怎樣重建？我旁觀了幾年都不清楚。可能因近年太多爭抝， 我都不覺葵芳那些「重建社區」真正在發生。
以前阿蘇做內部組織，找過billy hung來講社區組織。billy hung講到議辦那麼多人求助，是否該教街坊怎樣自助而不是職員去搞掂哂，我覺得這些就較有啟發性。近年內部培訓少了，可能因為阿蘇號召力減弱不少，雖然他搞都仍會有人參加。
那些爭抝，例如佔中。葵芳吵架主要是阿蘇和阿英。佔中前，我們已開始同街坊、會員傾，阿忠和阿蘇就說，自由參與各有各做，不要要求大家都去啦。阿忠和阿蘇，覺得不只一個方向，其實這就是各自為政，只是令個團體分成各種圈子和不同的人。葵芳議辦的負責人帶頭不想有集體的東西出現，支不支持佔中，參不參與都不想有結論。吵架就是這些囉。阿蘇帶頭覺得大家是不用去社會行動的，說什麼建立街工自己的東西。久而久之就變成一個說法，說我們迫同事去行動，令同事有壓力。如果假設同事是組織者的話，不會這麼容易在別人呼籲行動就感到壓力吧。葵芳議辦不單不想有共識，且在有人想推動同事參與社會時，就會被說成是不好的。
佔中之後，會內死寂了一陣子，大家都各有各做，大家都分享某種低潮。若有人要支援外間運動的東西，阿蘇就會好怕人們全都走出去，無人做重建社區。然後好多爭拗，阿英常說，葵芳十多個同事，整個街工有六、七十個同事， 出去支援社會運動的人買少見少，葵芳只有我們三人都不算多。彼此對同一個問題，都有不同理解的情況下，有好多爭抝，好磨人。遇到問題和爭抝，如何處理？ 會方不想處理，只想用區隔去處理。最後，搬到旺角，是雙方都同意要區隔。到最後，勞工組搬出旺角， 真正和平共處， 就是和平不共處。
近年除了阿英還常呼籲同事去行動，例如聲援工潮，我自己則放棄葵芳議辦了，只帶動相熟的同事會員參與。葵芳議辦，有些人就是五一、七一、六四才會去。到後期我都對其他同事無期望，吵架也不吵了。
阿英常提及，在某一個年代，大家同心同德， 共同關心社會議題，不是分工分到這麼清楚，各不理各。據阿英講，幾年前在大型社會行動中，再培訓同事都會出來做糾察，會覺得自己是社會／運動的一部份。聽阿英講，自尹兆堅走後（即一個帶領不同部門和會比較敢言的同事走了之後），街工職員系統走向碎片化和非政治化，主要因為梁耀忠和蘇耀昌。
有時聽到些說話真是傷感情，有人說到所有人全出去參與其他事了，其實根本無。阿英（譚亮英，旺角勞工組另一成員）認為，同事不想出去， 不想受壓力。無人迫到人去行動， 叫人去的人要承受更大的壓力。我同意英，認為街工越來越不重視社運參與，連少部份重視社運參與的人想去，都會有壓力：你自己去好啦，別迫其他人啦，別施加壓力啦......最後往往是不少街工會員承擔運動支援的工作。
像佔中時，我也不是認為所有人都要去佔領區才叫關心， 但做好自己地盤的事的人，有無令到街坊關心社區以外的事？阿英講過一個有些保守傾向的街坊，在雨傘時見到這個人行到好前參與好積極。所以我們要問的，不是只顧自己， 反過來理解，街坊都會看新聞。葵芳的街坊，如果去完外面參與，回來他們怎樣看社區的街工在做什麼？就算你不出去， 都可以在展板貼一下，做一做佔中爭議的梳理。 在那段時間， 每經過葵芳都感到時間停頓了， 有少少冷的感覺。
所以我做執委那一屆，有些執委好想介入葵芳辦的管理，但阿蘇就總是會去維護，所以說那種吵架，簡直是毫無營養，也不是去爭抝怎樣做，而是連基本的默契、意識形態、工作要求等等，大家看法都根本不一樣。
我們在佔領區認識了一些朋友。當時佔領未完，有傘落社區的想法，我們與他們回到葵芳擺街工的街站。那時我們都知議題敏感，就用了軟手段，例如年青人寫的［給父母的信］，做展板。但可能梁耀忠好重視選票，說不想我們在葵芳邨做佔中街站，說街坊不喜歡，會被街坊鬧等等，最後我們也有點妥協，街站仍在葵芳但放在地鐵站外，不在葵芳邨內。
那麼我覺得誰是要去參與及討論的呢？會員當然要，同時非業務的會務體系的人，如議辦、工作上比較接近權益的人其實是都應該要參與的，職稱是組織幹事，議員辦事處。在應徵時就應當對社會參與有想像啦，但我不認為全是同事的責任，因為管理者帶頭非政治化。
（問：那在葵涌時，你對葵芳的人在做什麼是知道的嗎？）
在葵涌邨時有認識葵芳同事，但對實際上的工作不大清楚，樣樣都有吧，有勞工也有學術討論也有社區組，後來知道，葵芳表面百花齊放，其實各自為政，意識形態分歧好大，發展上也面臨一定的危機，至少在搬出來旺角之前的葵芳議辦仍是這樣，搬走後有無變化就不清楚了。
（問：搬出旺角了之後還有無去葵芳開職員會？）
無了。葵芳議辦甚至裝修故意弄走阿英的辦公桌（阿英其實仍因工會工作而偶爾需要回葵芳的）門鎖都特地更換了，即使最和善的billy也沒有鎖匙入九號房（billy也因迫遷戶開會需要偶爾回葵芳的）。
搬出前有勞工組、社區組和工傷組，勞工組搬出後就不知葵芳議辦搞甚麼了，今年初全體職員退修也不見到葵芳議辦有分享工作的環節，直到2018年4月18日全體職員會，我第一次聽到「葵芳勞工組」（導致後來街工勞工組被稱為街工（旺角）勞工組，變相模糊了解散事件）。其實街工所有部門包括再培訓中心都是勞工工作一部分，各個議辦也有處理勞工個案，但街工勞工組是有比較強烈的政治或工運傳統的部門，也連繫了不少工會、關注組等工友組織，無了就無了，不只是地理分工而已。
到底勞工組該以梁辦中心或街工中心來看待，這也是未曾疏解的分歧，不少年青會員理解這是街工的勞工組。然而，即使去年執委會換屆，蘇耀昌更撰文指梁耀忠成為了「少數派」，但部分本是會員的葵芳議辦職員，仍奉梁耀忠為「街工大老闆」而已。
問：三） 勞工運動的資源來源問題
查找網上意見，其中有說法指，未來的議會的資源對任何非建制派而言，都會越來越難以取得，你認為勞工運動的資源來源，是否需要面對這個問題？如果以議員上繳薪金作為重要經濟支柱的模式，你認為是否繼續可行？將來打算如何面對這個問題？
勞工組一開始搬出來是邁向自負盈虧， 及早建立非議會資源給勞工組。只是需要一些時間，我們與會方的協議不是一年做不到就解散，我們沒有答應過這種條件。
我同意不依賴議會資源，但先以選舉為由意圖解散勞工組，後又提出財困，綑綁勞工組存亡來籌錢是極不要得，簡而言之，勞工組存亡不是梁耀忠說了算，因其議席也是街工集體努力而來的。
長遠來講，以廚盟為例，現時有三十多名會員，會費一年三百元，比街工會費（$200）還要高。廚盟對工人參與期望甚殷，因為工會有經濟基礎才能發展得更好，工友入會不僅是有求助就處理或有活動福利，而是大家一起為工會付出。
此外，勞工組搬出來就開始推動工友捐款，例如有個案工友曾捐款一萬，也有些一千幾百，都是他們對勞工組的認同和實質支持，長遠的發展，都是自己組織自己救。
問：四）勞工運動的團體內部民主（僱傭關係及不同路線之共存問題）
～如果不同路線共同存在，你認為需要有什麼條件？你認為自己和對方須做什麼才有可能有這個條件？各路線之間如何分配資源為合?
～一個健康的勞工團體，你認為該有怎樣的機制？街工現時的機制，距離你心目中的機制接近嗎？那麼，需要做什麼才能更接近這個機制？
有關掌握資源的人不想處理理念
掌握資源的人帶頭不想討論，而且議辦職員系統的日常運作不是直屬執委會和會員大會，除非職員本身很有心，否則會員大會討論了什麼，職員系統如何執行，都是議員說了算，甚至大多數時候職員系統與會員系統有點割裂。當阿忠握有職員系統的資源，他本身好不喜歡討論理念，那會員系統的討論能否帶到職員系統，是否發生思考和討論，就依賴職員的興趣。
（問：聽聞你曾發生過拒絕打卡事件，是理念問題還是什麼問題？）
打卡真是一場鬧劇。那時好像最低工資開始實行，最初阿忠提出打卡，有說到紀錄一下大家的工作時間，好像還有因應工時紀錄去了解工作量的說法。後來開始打卡，就變成催人不要遲到，甚至成為評核新系統的考核部分，好像是苛刻到遲一分鐘扣一分，扣到不知多少就無得加薪啦。根本就只是監察，也沒有跟進同事工時長遲走，即遲到一分鐘同你計，遲收工一小時不同你計。當時阿蘇也曾反對打卡，說會打擊同事士氣，又說只要有一個同事不打卡，他就陪到底。可是反正「阿忠吹鷄，阿蘇跪低」，最後我沒有打卡，阿蘇還是照打了。由於葵芳職員會上不停逼迫人打卡，有一次我就說，若只是因紀律問題而不是要監察同事，那麼只要我一個月都不遲一分鐘，那就不打卡了。剛好那一個月沒有遲到，就大條道理沒有打卡，其實現在打卡好像也不了了之，葵芳議辦就是朝令夕改。我覺得遲到是一個需要處理的問題，但若不與工作量等問題合併處理，對同事士氣打擊是一定的。
如何求同存異
（問：如果不是各有各做，又是求同存異的話，你想像的景況會是怎樣？他們覺得不討論可共存，你覺得，如果有不導致分裂的討論，會是討論什麼及如何討論？）
各有各做就是工作不能相輔相承啦，比如說，Billy跟公屋被迫遷戶（即寬敞戶和富戶），而整個街工有好多議辦接收的個案可能是受影響居民。如果大家都有把個案入落資料庫的話，可能突然富戶政策收緊或寬敞戶政策收緊，Billy一搜尋就能找到，比如：哦，原來街工近半年共收到一百個相關的個案查詢。那麼他在政策公佈的時機打一輪電話，可能就開到關注組啦。之前我在富戶政策收緊時，馬上找資料庫，也有十多個街坊，約他們開會，成堆街坊都來了，因為他們受影響嘛。
所以當你有個那麼大的職員系統，你這系統內都要有些工作要求，例如需要輸入個案紀錄到電子系統（執委羅維進自製的，很方便使用）就可讓組織或倡議成果有更好的發展和成果。但若完全是各自為政，不要要求有一個團隊啦，行動甚麼的又不要給到同事壓力呀，一味分而治之所謂百花齊放，最後每個同事所做的都不能相輔相承，反而是一種浪費。
至於如何求同存異，舉例像阿蘇不會覺得勞工組要走的是街工要走的路線，那就拎出來討論：街工是否要走這一條路？還是讓街工其中一個部門走這條路？如果最後討論是不想的，就大家一起決定，是否關閉這個組還是調整這個部門的發展方向？老實講，我覺得葵芳議辦的路線更加需要被討論啦。譬如大家報告了，互相問問題，討論完了解完之後，再進入討論囉。之前三月，梁有提過想檢討勞工組的說法，但假假地，梁耀忠在3月9日的執委會上明明講得很清楚，他要收回我們三人的資源去請兩個人做選舉工作。什麼檢討？根本是想了結我們，用財困殺路線而已。
其次就是，葵芳議辦，才是最需要被檢討的部門！
若要檢討，大家設個議程，談談要檢討什麼，而不是某人想了結某個部門，然後說去檢討這個部門。
有機制都無用
街工又不是沒有機制，但有機制都無用啊。越來越覺得是人的問題，人不想處理，有機制都無用，人們要尊重機制才行。
理想的共同存在狀態？已無甚希望，一來件事好傷感情，除非大家把感情上的傷害全部拋開，但好難。根本大家對一個團體的想像、理解、權力關係的處理，都有好大分別，但大都不會坦白地討論。
我們今次都是全部都先循會內有的機制去做啦，去執委會，去全體職員會，約見梁耀忠，但人家不理我們，你不願意在會議解決，我們只好在街頭解決啦，始終你是議員，資源來自普羅大眾的，也是勞工界的政治代表，不只是街工山頭內的事。過程中梁耀忠態度太差，導致事件往一個更激烈的方向發展。
上次全體職員會的議程， 20分鐘就講完了，只有五一和賣旗宣傳。這樣好不健康，就住團體財赤有正式可以討論的平台， 4月18日沒給全體同事一個講法，但對外就同傳媒說3月已有財困。
再上一屆執委會選舉，有老會員強烈質疑某些政綱，例如街工職員的集體談判權。那麼，類似今次事件，會員是否一定要等開大會，才可以制衡？其實對於一般會員擁有多少權力，我可以想像到他（忠）的說法：你選到再說吧（或有錢再說吧）！看不起社運仔。有部份人呢，就是以實力解決問題，沒什麼好討論，不跟機制，看實力，即是選不選到啦，然看有了實力，就看你是不是自己人，資訊才流到你那裡，在這個層面上，他們不尊重機制。
什麼是自己人，就是談得來，聽話。例如梁耀忠有何決定，執委會是會員大會投票選出，由會員選出的不一定是梁耀忠信任的，這段時間，新一屆執委不對咀，梁耀忠和蘇耀昌就更加不會尊重機制了，蘇耀昌偷錄會員大會再流給傳媒，都不須先通過執委會。
處理這些問題，我覺是個政治意識的問題。就像區刀最初做的那個解散勞工組懶人包，他都有做過調查和整理，也預期一但傳出就可能面對被踢出會的可能，但他也認為要做到這個程度，才是合格的會員。一個勞工團體內部，有個重要的部門無端被解散，他當然要調查啦。
勞工團體的會員的勞工意識係好重要，我未必會循機制去思考，但會從人的方面考慮。即是有些事情很基本：會不會關心？會不會行動？有何取態？會員有關心，所以有行動，這是一件好事，為何要不斷被抹黑為奪權？
今次事件，有些中間派會員，就像阿達（黃潤達）， 會去交「贖金」(6)， 胡仔（指胡偉忠，前街工主席）會到處去搵錢。但是，我們一直叫大家不要交贖金，先要聲討綁匪，因為街工面對的核心問題肯定不是用錢解決得了。
其實今時今日的狀態，所有會員都有責任，我自己過往都無做得好，所以今次要講清楚。雖然五一「臭朵」， 但都覺得要講，件事，大家都有責任。
奪權還是傳承？
阿蘇在背後說大家奪權，但從不會在執委會提出這些他覺得是問題的問題。全是周邊的人傳回來我們才知。
（問：你是否知這個奪權的意思？）
奪權的意思，除了是實質的財力權力，應該也是指，文化領導權。因為同時，梁耀忠的領導實力也正在下降。
我不喜歡奪權這字。大家一起去參與，是想傳承街工一些很好的工作，是一些實際的、草根的、溫暖的東西。我一直都覺得應該是傳承而不是奪權。4月30會員大會，部分老會員很不滿我們，那些人不覺得要傳承給你。這個會到現在，已經好難傳承，好似胡仔（胡偉忠）那麼心胸廣闊的人太少。
（問：那麼你理想中的傳承是怎樣的？）
人和人之間有個故事、想像。
街工是由新青學社演化而來，他們當年經歷的街工是怎樣的呢？ 一個有30幾年歷史的會，很想知道以前發生過什麼好的好值得珍惜的事。以前阿蘇都會搞下這些，但近幾年好少講這些故事，或講故事時，都只是一些分歧出現了，令大家又辯論：「街工是一個什麼組織？」
已經幾年，大家開始不想討論。 以前職員退修，會去宿營，現在退修，只得一個早上，在立法會預約一個房間。至於會員退修更是整年無搞過，我覺得原因是大家開始覺得討論浪費時間。
（問：那你有沒有想過自己搞？）
近年已不傾向搞了，因實在太事倍功半。就算會員討論了某些事，但職員系統跟業委，那誰去執行退修的結論？好多時職員都不是會員，就不會特別關注會員討論出來的東西，退修容易事倍功半。掌握多資源的負責執行的人，往往帶頭不尊重會員討論結果。近年又多爭抝，結果各有各搞。如果想搞會員參與，有時直接邀請他們一起進入某些工作反而更能帶動、更有成果。
其實，阿英就好重視傳承，他不怕吵架，但介意是否真正在討論，還是傾傾下又被取消問題、拖延問題。到了後來，我也不想開會了，問題的核心遠非開會所能解決，感覺到大家也不大相信會議，所以茶餘飯後大家可能討論得更多，心聲說得更多，或許街工需要更大刀闊斧的轉變。
問:五）就住街工是次的事件，你認為，有什麼你需要提醒其他民間團體，讓他們不經驗你們這個痛苦的呢？
1) 要留意團體內部的權力不平等。好似今次billy (黎治甫)，他在街工做了好多年，這次他在會員群組發出千幾二千字的長文，都看到人哭了。為何大家理所當然地只是安慰，卻無人去問為何會這樣？如果從三月中開始，更多人去質問這個權力不平等，可能就不用搞到五一搞到公眾層面。
但大家無，可能有部份人順從那個權力不平等，覺得阿忠可以做這種決定，所以才會搞到這樣。
（問：可講多兩句你認為梁耀忠為何不應扮演僱主角色？）
因為他的議席是大家一齊爭取回來，那是街工的議席，不是梁耀忠的議席。這個伴隨著一千幾百萬資源的議席，是街工有份，一個會員要代表街工出選，要會員過半數信任票才可以。其實，街工初初八十年代都說，不要迷信議會，議席只是拎資源和資訊，主要是去推動勞工和社區運動。現在反過來了，現在議席先於一切。捨本逐末。
2) 不要扮開會囉，大家有什麼就要坦白講出來，理念討論也一定要討論清楚的。
3) 如果本來的領導發現自己早已不再有真正的領導地位，便應面對領導權旁落並檢視原因，以及尊重內部民主機制。
4) 遇到年青一代有不同意見，不要假想對方想政變想奪權，應認真思考如何傳承的問題，我認識不少「少壯派」會員，其實只是想做好勞工團體的工作，不是要同你搞下三濫政治鬥爭的。
5) 有事在枱面講，不要散佈謠言，不要玩語言偽術。
6）團體內部有人遭到打壓，團體要有承擔出來講清楚發生什麼事，而不是為求和諧幫其中一方圓謊，即使不清楚講個對錯出來，至少將件事的經過先後，能夠引起合理懷疑的過程都老實向公眾交代一次。
7）如果不想「臭朵」，便應趁人家還想用會內機制處理時就去面對，去處理好，不要等別人忍不住公開講，就攻擊受打壓的人不顧大局、破壞士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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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 粗斜體為訪問前已發給五位受訪者的問題，其他括弧內的問題乃為訪問時追問。
(2) 另一駐紥荃葵區的老牌基層組織。
(3)2017年街工揭發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YMCA）強推自僱，不但要求營地導師轉簽自僱合約，不簽就執包袱，更連在學校從事個案輔導的社工都有簽署自僱合約。
經過一番爭取，自僱社工已重獲受僱員工應有的勞工福利，例如強積金、假期工資等，但除此以外，有自僱社工及營地導師曾經反映，YMCA未有依時出糧，在隔一個月尾才發放，故相關員工已到勞工處告發YMCA，勞工處經詳細調查後，終起訴YMCA拖欠薪金。後有營地導師表示，終獲YMCA代表約見慰問近況及補發假期工資，補回幾年前啲假期錢。詳細報導。
(4) facebook 影片
(6) 五月一日，惟工新聞報導：「．．．大部分出席的會員都希望通過保留勞工組的議案，然而，個別會員卻轉移話題，不直接討論三名勞工幹事的去留，僅僅討論章則及財政問題，指如要保留勞工組就要街工會員籌錢。阿花直言，覺得自己與其他兩位同事變成人質，5月31日前不交贖金就會「撕票」，但對於揀選三人作人質的「歹徒」，在會上就沒被聲討，而昨晚會議亦沒有明確議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