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行動媒體】2018年5月
[街工撈斷骨頭專訪系列] 前言：路線之爭？
[街工撈斷骨頭專訪系列] 背景資料（甲部）：有關街工運作機制的幾件事
[街工撈斷骨頭專訪系列] 背景資料（乙部）：［街工疑似解散旺角勞工組事件］的各方記憶表
（由於事件一直發展中，我們這個時間表，就到5月18日，亦即事件發展到街工成立五人專責小組開第一次會議前。）
～～～～～～～～～～～～～～～～～～～～～～～～～～～～～～～～～
專訪蘇耀昌（阿蘇）
蘇耀昌（阿蘇）是街坊工友服務處（下稱街工）創會時第一個職員。1993年是街工內部反對聲音的積極人物之一 ，因內部路線分歧拉隊離場，當時街工會員不見了一半（約30人），是為街工第一次大分裂。之後另立門戶，在荃灣成立基層社，實踐及探索合作社和社區勞工化的思考。後以把大學生接軌基層運動為己任，與部份基層社成員一起成立基層大學。2007年回到街工，在葵芳邨立法會議員辦事處（下稱葵芳辦）工作，主要工作任務為協調和內部培訓。在今次事件中，被旺角勞工組成員指為「保皇黨」。
問：一）請稍為介紹你在街工的簡單歷程(1)
1985年加入街工，1993年離開，2007年回來，當協調主任，後來自己改為協調幹事。之後調任勞工幹事、社區幹事。其實我什麼都做，近年我叫自己是幹事。為何1993年會走呢？當年炒大鑊，1991年立法會選舉，政綱無論如何無法共識到。到底吵什麼架吵得這麼兇？我2007年回來後，忠曾問我，說直至今日都不明白當年是在吵什麼。我就覺得，當時有好多朋友來助選，成立了一個史無前例的助選團。當然會引入當時最前衛的概念，像台灣的民間社會概念、民間議會、性別反省、環境運動與基層結合等等，我們很想把這些放入選舉政綱。這些新穎的思考，同街工一直以來那種不太宏觀的勞工視野，一時之間融合不到。梁當時指責我們講這些內容是出賣勞動階層，我們當然非常生氣。當時這類內容，1985年時非常先進，即使現在也還是前衛的。我今天看，不會理解當年是不可協調的矛盾，只是當時無足夠的時間把二者融合，於是搞到壁壘分明。我們要求梁接受綱領，但梁耀忠說，畢竟去選舉都是候選人的主張，他不明白或未認同，言不由衷講不出口就不可以。然後，我們沒有努力助選，當年他輸了， 我們當然會被埋怨。 本來我想調和矛盾， 但失敗。當年其實都傷感情，我們拉隊走，但是，我們沒有去損害個會的聲譽。以我們當時在會內的實力（與少壯派現在差不多），我們大可以要求開會員大會， 其至能運用動員能力不讓忠參選，當時來說，也不是無把握，有得鬥。然而，我們自己討論，覺得當時就算不同意路線，但忠對會的貢獻大，個人犧牲也多，所以我們決定自己走，走了一半人。我們走了，雙方都無在外面大肆張揚。反過來，忠有跟那邊同事講，說我們工作很勤力。有位工友，早幾年過了身的黃華興，他同忠意見好不同，但從來不會人身攻擊，他比我更早回街工。我們都認為，不該為意見分歧就打爛仔交。所以，那次分裂出來的人，大部份人都無和忠交惡。
問：二）基層／勞工／工人運動的各種路線
～你認為街工各路線有多大程度做到想做到的效果？做到或做不到，當中的契機或困難在什麼地方？
～街工一直強調勞工和街坊，點睇社區和勞工間有什麼關係？這些關係特點會如何影響勞工運動的不同面向嗎？
～街工不同成員對勞工工作的方向的意見相近嗎？抑或有不同意見？這些看法是基於對勞工狀況／勞工運動哪一方面的觀察？你的看法是怎樣？
什麼路線分歧呀？構成路線分歧要有完整論述，現在哪有？路什麼線分歧？路線就是比如認為運動應該怎樣做，覺得政府應有何種角色，理想社會的實踐方法等等，這些的完整論述都無，大家都無，怎樣路線分歧法？
傳教士與人類學者
如果說分歧，若說是路線，無寧說是性情吧。我用一個比喻，可能大家不同意，但這種分歧，我認為是傳教士和人類學者的分別。
可能旺角勞工組同事覺得：「你坐擁那麼多資源你唔傾理念點得！」這種是宗教性的問題。把理念作為最重要的問題，我尊重，但人不能將自己相信的理念真理化，去凌駕所有人。忠的帶領只有現實路線：對他來言，如果個會不存在，我們這些人就會煙消雲散，這個是他這麼多年來給自己的任務和底線。但運動是要為了什麼？我覺得他真的講不清楚。除了民主、工人、基層這些基本概念外，多年我都未聽過他回答過任何這種問題。其實我和忠都有非常多的分歧，有些街工創會的大原則我仍堅守，他都差不多放棄。
勞工工作上的態度分別是什麼? 我自己都曾覺得：「街工的理想如此偉大，當然要找多些人加入啦！」這種是宗教式的情感做法。
然而另一態度，我稱之為人類學的做法，並不是說無價值判斷， 但不是這麼快想去改變別人，而是先了解別人有什麼思考模式，看看有何分別，思考為何有分別。做勞工工作， 旺角勞工組以外的同事，大都不急於令工友認同自己的政治判斷。更想的，是了解工人是怎樣想的。旺角勞工組三位，好急於想將工人團結成某個方向同步伐一齊爭取。我們是另一種取向，想多聽聽工人有何不同的想法。我們葵芳同事做個案成日被忠罵，嫌我們一兩個鐘頭才做一個個案，救到一個其他九個怎辦？忠成天叫我們：「傾短啲啦，15—30分鐘一個可以嗎？」不過我們沒有聽他講，我們也都享受與工友溝通，不想輕易去改變他，也不會輕易叫工友去參與示威遊行。
舉個例子，社會上有好多人反對新移民，我雖不認同，但我不喜歡罵那些人是法西斯。好多反對新移民的基層自己都水深火熱。要先了解人家想什麼，連別人想甚麼都不知道就先標籤人，我不贊成。又譬如說，我好有興趣想知道藍絲反對什麼，佔中我都有去。最近，來港演講的Guy Standing便研究極右運動與就業零散化的關係。題外話，當年工運界一些朋友提出外傭居港權，會內意見紛紜，所以街工不就此向外表態(2)。時值選舉期，阿人（李卓人）就是日日被攻擊支持外傭居港權而被工聯會小花擊敗。
議會資源有辣有唔辣，隔幾年就有一年好頭痕， 選舉雖勞累但也好緊要，不得不去玩。風險好大，人家財雄勢大的團體要搶，事實上會搶到。然而，議員是好多街坊會去找的人，有議辦，街坊打開門就走進來，議辦其實是個了解基層社會的好好的途徑。街工不是一個政黨，而是一個基層勞工團體，這些途徑要好好運用。
但政治團體呢，就是一個仝人組織，只找志同道合之人，談得來就近親繁殖，慢慢會變成一種好意識形態化的群體。 如果他們近親繁殖太多，每天都只見差不多的人，慢慢還會以為自己代表社會多數，慢慢就會不了解社會，聽不到不同聲音。議員地區辦事處就有這個作用：日日都有街坊請你食西餅，日日都有街坊走進來罵你。這些責罵，有時是誤會，有時是無理，有時是針對真的缺點。地區辦事處可以是一個自我檢討機制的載體。
具體處境的具體處理：正規工和零散工
性情和人生態度的分歧，當然會涉及政治路線，講到底大家都不清楚：工人運動？真的有人識搞就好啦。
打個比方，你想食什麼早餐，都要 ：第一，看看荷包有無錢；二，看看哪裡有你想吃的東西。最重要是在具體的處境裡面，可以走出怎樣的一步？連那個處境都不知是什麼，都是亂講而已。比如街工，阿忠以前長年累月想做到好似基督教工業委員會或職工盟那樣。嘥氣！ 這個包袱未免太大。我認為好早我們就已應該放棄工會，面向窮社區。這些社區中，大部份都是工人和他們的家人。處理勞工問題應社區化，不是以工會作為一個組織的途徑/載體。勞工社區化的方向會帶出非常不同的東西。
從1985年入職以來，我一直想，工會運動不是街工應走的方向，我們是一個區議員辦事處、一個地區的勞工小團體，面向的應是地區上的工友，所以後來就提出「勞工社區化」口號。我2007年回來，再提這口號，當時就業日益零散化，我建議放下組織工會的包袱，建立街工作為地區工人團體的定位。這改變沒有對街工有甚麽影響，因為街工三十年來從來都是這樣做，只是現在是更有意識這樣做而已了（過去是不情願地做）。這種地區或零散化工運，將僱傭關係重新定位（如自僱、家務勞動者包括入內），將勞工權益與社會福利結合。與傳統工會運動有點不同。
比如零散工，零散工不一定關心集體談判權。當然集體談判權是重要問題，工會可以去做。 但零散工就會好關心最低工資、交津、低津，傳統工運的視野是在與就業掛勾的權利相關的工作。為何我們民間團體、工會去爭取低收入津貼，卻不提出要取消申請時的工時限制？這個很矛盾，就是因為有工時限制，所以令好多低收入的人不合資格申請。社區裡最窮的，是連兼職都找不到的人，但很奇怪，香港的工會團體包括街工勞工幹事們，都支持和工時掛勾，因為這是勞工權益。我認為低津同時是社會保障，應與工時脫勾，或工時門檻應設到好低才對。
旺角勞工組跟隨了工盟路線，想用低津作為例子去界定標準工時有幾多個鐘。我覺得，視野太過放在正常就業工人的視野了。但我們面對的工人，最艱難不是formal worker。 就業零散失業浮沉，這是應有的重點，應用地區小組、居民小組或興趣、服務小組去做組織。
但我不是說這是香港工運的出路，只是我們在這個處境裡能做到的事。
旺角勞工組做不做到成績？他們用他們的方法做到一些事的，尤其是阿花，非常有成績。在某個意義上她做得好好的。但是，當你找到一個好積極的工友，是否同時也放下了好多一般的工友？
對工友政治化的看法
阿忠呢，就一定會說：「我無干涉無話唔好」。阿忠的路線就是實用路線，他讓大家用自己的方法去試，總之試什麼都好，不要令個會發展不到就可以，這才是他的底線。但現實上，錢真是越來越少。
誰做得好？阿忠不懂得稱讚人，我認識他廿年，他都無當面讚過我半句。而我會說，大家都做得不夠好，故要討論大家做成怎樣，這些討論昰必要的。可是，若要問，誰更接近真理，這種問題我就不懂得回答。
旺角那邊常說我們不討論問題，其實認識我的人都知我最喜歡討論問題。可是我不喜歡一些道德強烈的黑白分明的討論。我是比較模糊一些。在討論上， 一討論到某些位置他們就上火， 就會說些像：「咁都唔做，你仲點算係一個勞工運動」。意見不同你可以游說，但為何不先尊重別人有什麼看法？他們未搬出去旺角前，阿英、阿花，經常都和其他同事吵架，家嘈屋斃，更試過差點搞到打架。再甚至，也曾有次，有人說，只有自己做事的方法才算是組織幹事，其他葵芳的同事，不如都改職稱叫「支援幹事」。
如果要談分歧，就算現在留在葵芳內部的同事之間，分歧更大都說不定。但我不覺得是一個大問題，但對旺角勞工組的朋友來說，有分歧不講到底他們就放不下。我覺得葵芳同事做個案，天南地北，什麼方法都有。例如有個同事會扮官腔，而一些官員同他對台會不夠他辯，有些同事會像交朋友一樣慢慢個街坊交往...... 每個人都有不同風格。政治正確與否？阿英和阿花或會認為某些方式政治不正確，他們理解組織幹事是一個任務，將工友政治化是一個任務, 但我「包抝頸」， 什麼叫「政治化」? 政治化的過程，恰恰是在處理差異，而不是硬要有標準化，如果有標準化，其實就恰恰是反政治！
問：三） 勞工運動的資源來源問題
查找網上意見，其中有說法指，未來的議會的資源對任何非建制派而言，都會越來越難以取得，你認為勞工運動的資源來源，是否需要面對這個問題？如果以議員上繳薪金作為重要經濟支柱的模式，你認為是否繼續可行？將來打算如何面對這個問題？
窮團體都要盡辦法找資源，議會資源是其中一種，能取則取。有好有壞。但我們不要忽略地區議辦是個接觸不同街坊的途徑，你會知道街坊有甚麽不同的看法（小組則不同，多是同聲同氣） 。
而談到搵錢，我識鬼咩！寫小的計劃書申請funding，十單有九單「瓜」。事實上有好多葵芳的同事，整天都寫各種計劃書找錢回來維持運作。老實講，好多搞組織的人，都不擅長於理財，找錢，無辦法。唯有努力搞月捐，推阿忠去做囉，會內也有這分工。
（問：但這種分工會否產生一種危機，令會內有一個人掌握住最多資源，從而導致權力太不平衡？）
分散水源一定是最好， 但從結果來講，阿忠不是每次都好積極叫大家賣旗籌款，但事實上籌到的錢不多，再培訓開多些班無人報，有什麼辦法呢？講到朋友捐款，阿忠的朋友在這個年紀的經濟環境一定好過我們這些人好多，好過我們去劏我們的窮朋友啦。
我在葵芳辦自請加入裁員名單一起承擔財困，是因為我人工最高 (年資近廿年，有博士學位，月薪兩萬)，裁員減薪無理由望住低薪員工。旺角三位勞工幹事薪水雖然不高，但在葵芳內，人工也不算低了，其他同事又低薪，又家境不好的大有人在，如何一起減薪凍薪？
問：四）勞工運動的團體內部民主（僱傭關係及不同路線之共存問題）
～如果不同路線共同存在，你認為需要有什麼條件？你認為自己和對方須做什麼才有可能有這個條件？各路線之間如何分配資源為合？
～一個健康的勞工團體，你認為該有怎樣的機制？街工現時的機制，距離你心目中的機制接近嗎？那麼，需要做什麼才能更接近這個機制？
關於民主機制、信任和小團體
民主是什麼？民主是大家同意有個群體，在裡面建立機制，若願接受規則，就一齊玩。問題在於，大家是否覺得自己是同一群人。大家看法和願意合作的程度有幾多？
我不反對改革，不改革，我們就失去動力，但我反對震盪療法。一個團體有它的歷史，有不同的意見，如何協調是一門很高難度的技巧。過去的街工比較成功，也許因為我們是個小團體。機制？過去，我們的機制簡單，現在訂了很多機制，因為互不信任了，便要靠機制維持。我一向非常尊重制度（以致有反對我的人笑我「平庸的惡」），但我不信制度可解決團結的問題。
如覺得目前的民主制度不夠完善，那就改善囉。最重要大家願意一齊做一齊承擔。然而，若大家無這種互信，民主制度就無得玩啦。舉例，如果會員大會中，大家知道錢不夠了，大家要求不要CUT旺角，應該CUT葵芳，如果這樣的話，那麼阿忠就可能會退出囉。是不健康的，但不健康不在於退出的動作，而在於失去共識和互信。共識和默契被破壞，不退出又有好結果嗎?在民主機制中，退出是民主機制中解決問題的最後方法。
如果要講機制，街工的日常最高決策機關是執委會。然而，執委會在這件事中做了什麼？事情已發酵兩個月，忠當然有他處理不善的地方，但執委會又做了什麼？執委會連旺角勞工組在外面說街工以後不打算繼續做勞工工作，如此大的失實指控，都不出來澄清幾句，說得過去嗎？至少執委都可以出來公開說，正在安排會議處理事情等等。同時，三月下旬財政爆發危機，執委會最遲四月已知道，而忠很早就提出籌款方案，執委會卻遲遲沒有籌款定案，又是何故？
關於多元與立場
街工是個鬆散的基層勞工團體，不是政黨。關於這一點阿英不同意，認為若是這樣就喪失鮮明旗幟立場，不願意承擔組織任務。
舉一例，幾年前阿忠想加入工黨，阿花突然在例會要求投票，阿忠還避席不參加投票，結果阿忠入工黨事被否決，所以直至現在，阿忠都不是工黨會員。但街工與梁辦的立場不一定完全相同，事實上，街工的其它議辦都可以決定在某事上是否跟隨街工意見
然而，正因為我們是一個鬆散的基層勞工團體，我們容納了不同的人，我們內部有民協有社民連有工黨有社區前進...什麼都有。舉例阿英(旺角勞工組譚亮英)都不是街工會員，而是工黨副主席。
我不傾向個會有一個太鮮明的立場，太過鮮明可能會無了這種多元。講真，93年退會之前，我做職員，日日都幾份聲明、聯署，有時自己都不知簽了什麼，對這種義正辭嚴、鮮明立場的東西感到很厭倦。
事實上，立場是很難得出共識的東西，我又不想舉手（少數服從多數）。為何要急於表態呢？
關於傳承問題
（問：由很多人的口中都聽到你有到處說年青人奪權，為何這樣講？難道年青人主動參與傳承，是不對的嗎？）
我都無說所有人都有這個奪權意識，我只是說某些人有。而這些人絕對不包括阿英和阿花（更不可能是billy ，billy從來不會像阿英和阿花那樣罵同事)，他們都不是如此複雜的人。
團體老化，要有年青人傳承，是一定的，但我們也不是明天就會死，把傳承做好是要用時間。阿忠想要傳承，會內人人都知啦。別人家政黨的年青人都爭住出來選，但街工呢，你求會員都未必求到人肯參選。
其實，你要接班，就要將你的生命全部投放，大家都怕。好像阿忠這樣，家都散了，以前為個會籌錢解決財困，曾試過按了層樓出來。為了街工，背了一身的債，誰願意呢？
傳承當然可以啦，但大家要問自己有幾認真。當年我上工， 1985我本打算做兩年，見工時，阿忠說：「唔可以咁架，勞工運動係一生一世架。」有幾多人聽完之後唔係笑呀！以前我在職時，有個三三三一的說法：每周洗樓3次、街站3次、還有3次什麼1次什麼我都不記得。個個都叫苦連天，只有阿忠可以堅持到。大家想接班，就是要接到一個領導、推動人的角色。
將最重要的權力開放， 這個一定會好慢。有無合適的人，都係問題，就算有，當事人都有猶疑。首先是因為阿忠真的好難頂，找不到人就會一直打電話，好煩。第二是，會內確有緊張關係，這幾年都有，自從主持事件開始，社會的矛盾帶了入會，要找一個大家都信服的人有難度。
今日街工無了阿忠就不行，因為下一個經濟危機一到馬上會執笠。阿忠是我們成員中投入得最多精神時間的人，我們有人的投放及得他？越過他取代他可以？都可以的。然而，理性上， 最好不要。理性就是要衡量對會造成的影響。有人可能覺得，無議席就無議席，對，必要時都是這樣，有人就有機會，但不要輕易就走這一步。
（問：傳承應該不是只是在講傳承領導權？）
參與年輕化一直都想做，事實正在做但我們過去太過於把帶領的任務交了給阿忠，而我們其他人都不太去著意思考如果無錢怎麼辦這類問題，最多在阿忠催迫下寫多兩個計劃書而已，或再培訓發展一下新課程。其實好少有人背起整體的規劃去做。
傳承不單指狹義的領導權，還有當初使命，三十年正反經驗。阿忠仿似嚴肅的禪宗和尚，不立文字（文字真的很奢侈），你要做好斬柴擔水刻苦耐勞，否則其餘免問，還隨時被當頭棒喝。我們都是在這種臨濟宗式訓練下成長。明顯地，這種傳承已不受新一代歡迎。如何尋找更好方法，我還在思考。我是比較頑固的。
關於「僱傭」關係
我從不覺我來街工是「打份工」，我來是實踐理想。所以我對同事組織「街工職工會」有保留，我認為大家索性加入做街工會員更好。但我尊重那些「打份工」的同事（「打份工」是某些同事對另一些同事不友善的稱謂，指後者缺乏「進步」的意識形態。我套用在這裡，完全沒有貶意。否則，我們如何看待其他工人？）
在街工「打工」絕不輕鬆，犧牲很大。你問團體內部民主與僱傭關係。街工是勞工團體，所以它一直有很好的勞工福利（但工作辛苦、人工低）；同時它也是個很窮的基層團體，要靠籌款，甚至會員的捐獻，才能維持不斷的擴展及填補赤字，騰出人手做基層工作。至於不同路線如何協調，能夠實踐民主的前題是團隊。有時，沒有了互信及默契（團不了隊），便該分手（這是民主的最後做法）。我想提1993年的那次大分裂。當年我和一批會員，與另一批會員（包括梁耀忠）就如何參選發生分歧，有一半人（我們這邊）都退會了，我自己另組了一個團體。我們走，是因為我們這邊人（包括大部份職員）覺得，梁耀忠留下對街工的發展會好些。因分手後，沒有互相攻擊，所以後來，相見亦是朋友，很多人仍樂意支持街工及阿忠。我也在2007年再回來幫手。
今次這事，也是奇怪。他們（旺角勞工組）搬出旺角，透過葵芳辦出糧，但卻幾乎從無向這邊交代工作，反而他們認為街工執委才是交待對象，不過也只是有時向執委交代一下。如果如大家所講，街工不是屬於梁耀忠，那麼，到底他們心目中的老闆是誰？如果是梁耀忠，為何要去街工的五一遊行踩場？如果是街工，為何他們狙擊的目標不是責成執委會催迫梁耀忠出糧？如果是梁耀忠，那為何工作交代是向執委？
自有會員發出要求梁耀忠道歉以來，引起會員激烈反彈，每天罵戰。今次要解決這場危機，個人認為需解決以下問題，(1) 立即回到會內解決，(2) 立即落實籌款計劃，(3) 解決旺角勞工組從屬問題，可由從屬葵芳議辦改隸街工其它中心或分支，(4) 立即修補會員間因今次事件造成的裂痕。
關於分工和配合
我是係搞培訓和學習的，做其他事都做得不好，那可分工給其他同事去做。不過，我不敢奢望， 一個團體要養一人只搞培訓，如果不是有很強的資金原始累積，有人專職搞培訓，就是其他同事犧牲。所以當葵芳辦6-7條電話線同時響起，好似流感大爆發，無人聽得及你不去聽嗎？我怎敢扭偈, 說我職責是做好培訓所以我不想做個案？事實上，我搞的學習組已經越來越馬虎， 以前搞基層大學時，一個工作坊，準備三個月實作兩個月，就做得好些，現在都做不到了。
也是老實，我們（葵芳辦）好多同事，都不擅長去感動或鼓勵基層市民參與社會行動，這是旺角同事擅長的，所以交給他們做。同時，由於性情的不同，看法都會有不同。旺角同事會好「俠士」，總覺得社會有不公義要去幫手，於是花好多時間在外面，但無論怎樣，都應該有自己的計劃和重點，互相之間有個配合。雖然全街工有幾十個同事，但專注做組織工作的幹事是較少，而葵芳辦只有十二人，少了三人就是四分一，沒有配合就很糟糕。
2014年前，為了加強默契，我推動成立了一個「會務會」，原意是加強不同區的議辦同事多討論，但後來變成阿英及阿花的動員會，不同意見互相開片，意興闌珊下越來越少人出席，現已沒再召開，變成各自工作，各有各做。
如果談改革，有何方向？
本人一直是本會的改革派，無人比我跟阿忠吵架吵得多。阿忠好多意見，我都不同意甚至反對。遞辭職信都兩次，想辭職就無日無之。無論如何有無這件事發生，都事實上有好多事要改。但怎樣改，需要思考，要在一個有說服有共識的情況下一齊去改。例如，如何吸引更多年青人參與？阿忠怎樣放下交給其他人？阿忠要放下他的固執（雖然也是一種認真），有些事情，唔死得人就應讓人家去試試嘛！
改革最主要就是要多些人，尤其年輕人的參與。阿忠太現實都是不行的，要有些理想、激情才有發展的。同時，阿忠有提過，搞運動和搞業務要分開，要有一個部份專搞業務課程等，搞課程等等其實可以接觸好多基層和個案，是與街坊交流的好途徑。 個案完了，不一定成選票，但為何這麼多案主投票給忠？因為你接觸到、幫到他，這是組織工作重要部份， 如有這樣的網絡，會有助發展權益工作。
（問：若不單想著選票，個案怎樣才能變成讓街坊充權的組織工作？如何凝聚成他們自己的自主互助的群體力量？）
這要靠小組工作。 長者組、工傷組、義工組等，不過現時我們都做得不好。
（問：如何介定做得好不好？）
例如看新聞，昨天邨中有事發生，其實是發生了什麼？於是你想到，問問街坊吧？如果你發現邨中無人會告訴你發生什麼事，就不好了。如果形成到有機的互動社區，不用你打電話，相熟街坊會主動來講，而你會想起出事的單位附近有沒有積極的街坊，便可邀請他們自發互助。
（問：做得不夠好的原因是什麼?）
過去幾年，街工發展得快，人手外調，議題過多。表面上成績不錯，但人手及資源拉得很緊，這是職員的情況。會員方面，隨著社會矛盾日益白熱化，社運界分歧亦是前所未有，這些矛盾都衝擊著街工。
問：五）就住街工是次的事件，你認為，有什麼你需要提醒其他民間團體，讓他們不經驗你們這個痛苦的呢？
(1) 不要發展得太快
不要發展太快，發展太快就是我們今日的局面。我記得我93一起走的人都只是三十人，但當時已是走了一半。而在我2007年尾回去時， 會員人數僅40人，這些人當中的理念有分歧，但信任和團隊關係是強的。今日會員人數超過80， 好多人是這五年入會的。好多人我見到面都不知是會員。現在的問題，是失去了共同性。以前少制度，因為大家互信。今日不可以了, 不建立制度不可以，因為不認識，無互信，但有制度而無互信，制度也不會有用。
（問：人多是不好的嗎？）
蘇：不是人多不好，重點是互信默契，人少無互信都一樣大鑊。
（問：那麼問題是什麼？）
都未有共識默契之前就做了會員，矛盾會很大。街工內什麼團體的人都有，將外面的紛爭都帶入來，街工不是一個習慣去討論這些事的團體，一時間會處理不到。一個小團體，內部若無信任，日日內耗，每出事就查案一樣又講證據又找證人，如此這般這個會還要如何運作?
（問：即你認為應認識多些才邀請加入？）
我曾專門負責見新人，然後向執委會提出建議，交執委會拍板是否接納該人為會員。我做時，無論誰來我都叫他不要急著入會，先用三個月時間參與例會互相認識一下先。過了三個月，若期間他都沒有來開會員月會，又無參與，那就再叫他試三個月。如果無問題，就推薦給執委通過。可是後來輪到其他人做，政策就完全不同了，幾乎是人一來就叫人入會。這個做法，老實講，除了我，人人都覺得好好。
(2) 搞運動和搞業務分開
一定要思考如何搵錢生存。社會行動會越來越激烈， 如果我們用申請FUNDING的身份搞社運， 未必申請到。事實上已發生了，且不是政府，而是民間團體不想同我們一起申請資助因為覺得我們是政黨。
(3) 軍人要尊重農夫
一個團可養到同事只是搞社運，那個團體裡面一定要有好多人耕田，但軍人看不起農夫， 嫌農夫意識不夠， 這是令人氣憤的。
~~~~~~~~~~~~~~~~~~
註：
(1) 粗斜體為訪問前已發給五位受訪者的問題，其他括弧內的問題乃為訪問時追問。
(2) 對此事的記憶，似乎人人有異。年青會員立行說當時未入會，但聽其他會員說是通過反對外傭居港權。做了12年街工執委主席的胡偉忠則表示，記得是通過若法庭最後判為外傭有居港權則依法給予居港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