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松孝二夾足立正生（用集體筆名出口出）的兩套，一套一九六九，另一套二零零四：都係用一座雪山開場場景，三個學生妹踏單車到附近，再與兩個學生哥一拍即合，隨即潛進深山共展「大計」；三十五年後，一個少年也踏著單車，又係看到雪山，但他卻調頭，孤身走我路踏遍全國 - 明顯承先啟後。
《女學生游擊隊》 （Female Student Guerrilla）可謂日本版《三五成群》：打著游擊隊之名，卻以玩樂的態度行事 - 所謂潛入山中建立基地，其實就係童黨周圍偷野開Party，本來目的都係兒戲：破壞畢業典禮。所作所為如村上龍小說《69》裡的「封鎖校園」惡作劇，這卻遭到全日本左翼學運份子認真看待。
要注意係這電影拍攝年份一九六九，這是東大生佔領安田講堂事件平息後一年，也是中共國內「文化大革命」爆發第三年：若松足立或感對完成一國之革命顯得心灰意冷 - 正因為階級鬥爭係永遠搞唔掂的課題，有團體就自然有階級，你未搞掂內部的階級矛盾又如何向外部鬥爭？全共鬥在安田講堂的失敗正因搞唔掂路線之爭。毛澤東搞掂劉少奇，畫出腸話俾世人聽階級鬥爭其實係野心家的遊戲。這就是電影後部，「游擊隊員」無故互毆起來，再覺玩夠了就「七劍下天山」不知係投降還是送死。連帶一箱可口可樂，晚間或日頭的敦倫，組織出一連串的荒誕，像在反問當時的左翼同輩我地到底做乜撚。
故此《女學生》放映後的下一年，若松足立就遠走黎巴嫩，幫巴勒斯坦人對抗以色列 - 若人有私心而挑起階級鬥爭，一國之革命當然永遠無法成功，還不如無私地為他國完成革命再說。這念頭往後被證更天真更不切實際 - 巴勒斯坦今日還未能立國，足立正生一九九七年在黎巴嫩被捕，二千年被踢回日本，下一年重信房子解散赤軍 - 武裝革命自此煙銷雲散。
世界革命也是不可行，那就唯有回到國內繼續革命，但形式肯定要轉變：《十七歲的風景：少年看到了什麼》 （17-sai no fûkei - Shônen wa nani o mita no ka）對比《女學生》嘈吵胡鬧，十七歲的男主角一直寡言默默地踏單車，全戲大部分對白交由兩個老人去講 - 一個二戰時正好十七，準備派往戰場送死、另一個日本殖民朝鮮時，被迫嫁到日本的朝鮮婦女。
回到日本的足立，已變得非常「沒趣」：《女學生》好歹展現年少輕狂，《十七歲》卻係背負包袱 - 男主角弒母而踏單車逃跑，喻日本為帶罪之國，為朝鮮中國人帶來苦難，卻從來未能坦誠面對。就像男主角一直前奔，母親卻像鬼魂依附在他腦海。最後男主角在海邊拋下單車，像喻日本需設法放下自身罪責，一國革命已壓縮到肯去道歉已叫成功。但如此革命能否成功？像村上春樹講的日本要不停道歉到受害者聽夠為止，定有人會覺此為膠者所想。就算革命變得微小，也不見得令普羅受落。
由一九六九至二零零四，若松孝二足立正生的革命，有反省，再轉移陣地，轉變方式，卻始終未能成功。若松已去，足立仍在，若要仍需努力，那就是一大煩惱 - 要如何努力，還是應否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