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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庭輝

不知不覺間認為,在探討歷史和公共倫理的議題時,理據、邏輯和事實遠較父母、師長和朋友的話重要(除非兩者沒有衝突)。 網誌

體育

全民「運動」的政治性

全民「運動」的政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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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日在此欄剖析了運動精英化的政治性,以及稍為預告會談及全民「運動」(或「運動」普及化,下同)的政治因素。相對而言,有些讀者可能不太明白為何全民「運動」涉及政治。畢竟,如你身處在沒有戰亂的城市中,做不做「運動」更像你的個人選擇。即使身在設施欠佳的地區,若你有心做「運動」,仍可想出有創意的辦法來克服困難。此外,可能亦有些人不明白為何全民「運動」的運動一詞須用引號標示着。

其實,在學術上,運動的狹義只局限於制度化(即是有明確比賽規則和決定勝負標準)的競技活動,但絕大部分市民也不會經常有機會參與正式的競技活動(楊庭輝,2016,頁35)。有些人會以「參與體育活動」的說法來形容市民日常參與身體鍛鍊的活動,然而,體育一詞有德性的意涵(參考同上),這亦不是每個市民也會在鍛鍊身體的過程中也着重追求的。所以,不論以傳統上對運動或體育的理解去描述市民鍛鍊身體的活動也不完全合宜。

不過,儘管運動與體育兩個名詞的意涵並不完全對等,但它們的交織始終縱橫交錯。比方說,我們可以運動作為達至體育目的的切入點。從前參與運動比賽的精英運動員退役後可成為學校的體育教師。此外,馬克思強調重覆沉悶的任務會使人異化,但不論是精英運動員或參與「運動」的市民,也可透過重覆的練習突破自我、追求高層次的挑戰。無論如何,相對於德性的追求,我們較容易觀察到市民在鍛鍊身體的過程中或多或少有模仿運動的成分(縱然可有些創新)。因此,以運動一詞加上引號來概括那類市民行為的做法會比較適合。

很多時,政府會以工具理性去推廣全民「運動」,例如提升市民的健康程度(繼而提升國民生產總值)和更廣泛地發掘有潛質成為精英運動員的青苗。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中期前的香港,「運動」普及化主要是由民間志願團體主導的,直至六七暴動後,港英政府作了大規模檢討,其中一項改革是改為主導「運動」普及化的進程,「讓年輕人得以宣[泄]過剩的精力」(雷雄德,2016,頁11),這亦是以工具理性去推廣全民「運動」的顯例。

事實上,政治文化因素亦會左右到「運動」普及化的進程。以中國為例,西方現代運動的傳入至少可追溯至唐朝,但基於「天朝」觀念的盛行,那些運動多年被貶為「野蠻人」的玩意,傳播受到很大的限制(湯志傑,2009,頁49-50)。直至清朝在軍政上一再受到挫敗,西方現代運動才逐漸廣為中國人接受,當中亦甚具政治意味,例如YMCA在清末民初期間便以運動「救國」作為招徠(參考同上,頁50-51)。又以十八世紀的普魯士為例,拿破崙大軍的佔領不但促進了「德意志同盟」的成立,更使楊氏「以愛國主義的立場發起國人參與體操運動,把這與反抗拿破崙統治、追求民族解放關連起來,獲得廣大迥響」,它「遂取代原先流行的顧氏體操」(參考同上,頁32)。值得一提的是,「雖然體育與民族主義及軍國主義有著不絕如縷的複雜關係,但並非全然遵循或直接反映兩者。甚至,過於直接的做法和干預反而容易引發反彈而遭致失敗。例如,顧氏體操在拿破崙佔領後一面倒地向軍事訓練傾斜,轉化成所謂的,有違當時教育界全面教育的新趨勢,以致反而喪失吸引力。」(參考同上,頁34)。

有時候,政府會以協助推廣全民「運動」作為理順舉辦大型運動比賽的原因,但實則上不一定能夠有效地達到推廣全民「運動」的目標。2008年北京奧運的例子固然不辯自明,但類似的問題並不止在中國發生。以2012年倫敦奧運為例,約73%的英國體育會在事後質疑政府在推廣全民「運動」上做得不足,2013至2014年英國成人每星期最小做一次「運動」的百分比僅為35.5%,較2007至2008年的35.8%還稍低些(Breedveld & Hover, 2015, p. 18)。

況且,大型運動比賽可能是運動愛好者圍爐多於推廣全民「運動」的大好機會,其原理與大型藝術展未必有效地提高大眾的藝術觸覺大同小異。更何況,不少研究只能指出大型運動比賽的收視率高於一般運動比賽,但它們並沒有注意到有些觀眾只希望觀賞運動員競技,卻沒有轉化成恆常做「運動」的動力。畢竟,恆常做「運動」「應被理解為成一種習得的行為,並不是與生俱來。」(黃永森,2016年1月,頁9)。加上做「運動」對當事人的體能有一定程度的要求,有些人會過往的體會中感覺辛苦而抗拒再投入參與(但這不並阻礙他們欣賞運動員高強度的體力付出)。

正因如此,筆者既不相信全民「運動」的層面便沒有政治的考量(包括場地分配等問題),亦對雅加達亞運有效提升印尼當地以至香港的全民「運動」參與率的說法頗存疑,但縱然如此,全民「運動」仍有些獨特的可取之處。的而且確,運動精英化發展往往較受大眾的注目,但那個層面的關注焦點傾向側重於精英爭勝的層面,這對爭勝能力或欲望不大的市民來說會有所卻步。全民「運動」則可以加入「解悶、嬉戲、快慰、寬懷、戲謔等」元素(歐宗明,2006,頁5),正好填補了運動精英化所造成的空缺。

參考:

湯志傑(2009):〈體育與運動之間:從迥異於西方「國家╱市民社會」二分傳統的發展軌跡談運動在台灣的現況〉,載《思與言》,第47卷第1期,頁1-126。
黃永森(2016年1月):〈香港青年的運動習慣〉,《青年研究學報》,第十九卷,第一期(總第三十七號),頁3-10。
雷雄德(2016年1月):〈體育設施的發展、需求與推廣青少年體育的關係〉,《青年研究學報》,第十九卷,第一期(總第三十七號),頁11-18。
楊庭輝(2016年1月):〈推廣香港體育及運動普及化的策略〉,《青年研究學報》,第十九卷,第一期(總第三十七號),頁34-45。
歐宗明(2016):〈體育與運動概念區辨〉,載《國立臺南大學體育學報》,第一期,頁1-9,網址
Breedveld, Koen & Hover, Paid. (2015). Elite sports: what is it good for? In, Bailey, Richard & Talbot, Margaret. (Eds.). Elite Sport and Sport-for-All: Bridging the Two Cultures? New York:Routledge, pp. 1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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